曾 经 爱 国 青 年 的 袁 世 凯

文卓

谈论辛亥革命绕不开袁世凯，袁世凯在辛亥前后的所谓“窃国”、称帝，尤其是“二十一条”的签订，让他在而后的百年中不断受到国内外人士的责骂，长期被绝对化地论定为辛亥革命的反面人物。暂且不论历史解读的差异和单方面控制民主革命话语权造成的认识偏执，我们先来看看早年的袁世凯。

袁世凯早年由于对科举制度的不适应造成袁世凯缺乏功名上进心，让传统的士大夫颇为微词。虽然出身于世代为宦的家庭，但依旧难以挤进清政府的正统体系内获得认同，长时间内只得混迹于洋务派的幕府和军营中。然而，这一切，都没能阻拦袁世凯的一颗原本的爱国心，其中的典型表现是在朝鲜问题上对日态度的强硬和措施的果断有效。

1882年，朝鲜爆发了“壬午兵变”，向宗主国清政府发出派兵弹压的请求。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随丁汝昌、吴长庆等人一道率兵入朝。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吴长庆回国弛缓，袁世凯留在朝鲜，总理留朝的三营营务，会办朝鲜防务，成为代表清政府全面主持朝鲜事务的要人。

当时，由于清朝逐渐失去了天朝上国的威仪，在近代世界体系日渐形成的当时，对朝鲜、越南等附属国的控制问题成为时代的抉择。面对日本等周边国家对朝鲜的侵扰，传统思想占优势的大清王朝始终力图维持已延续数百年的体系格局，对从未放松对朝鲜的控制。在某种意义上说，保留朝鲜的地位就是保留大清自身，是传统爱国的莫大表现，其意义应该超过基于唇亡齿寒的抗美援朝。而，当时在朝鲜的土地上，袁世凯昂首而立，扮演了这个爱国者的角色，而且相当地成功而到位。

1884年12月，日本支持青年官僚金玉均等发动了“甲申政变”。袁世凯知晓后，立即率领大队清军及其训练并掌握的两营朝鲜亲军，浩浩荡荡地向朝鲜王宫挺进。在王宫外，面对日军的挑衅，袁世凯毫不犹豫地命令清军还击，并成功地取得了主导权，迫使日本公使竹添只好带着日军灰溜溜地撤出王宫，随后自焚使馆，带着金玉均等人逃往仁川。同时，袁世凯扶持朝鲜国王李熙重组了政府，恢复了原来的秩序。

由于袁世凯后来被历史硬性赋予的消极声望，这段历史极少被提起，但却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中日军事对垒中极少数获得成功的一次。纵观近现代历史，中日战争特别频繁，中国军队一溃千里似乎成为历史惯性，尤其是在今人铭记的“九一八”之后，三千日军追得后来为人特别认可的爱国少帅张学良的几十万东北军满地流窜，一直撤到长城一线。相比而言，袁世凯在朝鲜敢于和日本对阵，并有能力获得成功，实在可歌可泣。如果后来者都能做到像他一样，我相信，日本应该始终无法突破三八线，更别提东北和中原了。

此外，这也说明袁世凯并不像某些所谓专家学者所写的那样，一开始就调皮至极，无法无天的家伙，而是一个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有勇有谋的爱国青年才俊。而且，由于处理事务涉及外交，其忠心的同时更蕴含了爱国的色彩。这一点，历史不应该因为以后而否定或忽视当年。
    可惜的是，事情很快转化到历史的另一面。袁世凯的英勇和忠心，并没有获得与之相对应的和成就和奖赏。相反，因为日本的外交压力和晚清中枢人士的软弱，中日两国于次年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让袁世凯驱逐日本的成果和军事优势转瞬间化为齑粉。更严重的是，日本的伊藤博文甚至提出惩治袁世凯，好在晚清有个李鸿章，帮袁世凯挡过了这一劫。

从这种事态的转化，我们似乎又看到了中法战争不败而败的历史踪迹。中法战争的遗憾只能笼统地印在国人心里，老将冯子材也只能带着这种遗憾在几年后溘然长逝。而朝鲜事件的不败而败则实实在在地给一代枭雄袁世凯及晚清民国的政局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直接方面，导致嗅觉特别灵敏的袁世凯非常愤慨而日趋消极，他随之以养母有病而回乡休养，心灰意懒地在家闲居。同时，这个事情前前后后也消磨了他一个爱国青年的激情，消释一个大清子民对朝廷的忠贞。而后，袁世凯放弃了当年的热情和原则，开始走向一个圆滑政客，甚至无视原则的枭雄。同时，也为袁世凯和日本的关系埋下伏笔，是“二十一条”的签订和袁世凯本人覆亡的根基性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