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开拓团遗孤：文革我还造“地富反坏右”的反

陈浩海

2011-08-11 11:38  来源： 华商报
    核心提示：“‘文革’时，您日本孤儿的身份有没有受影响？”“查了我一个月，没发现我犯过什么错误，清白的，后来我参加造反团，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不过啥都整不明白，反正是锣鼓喧天的。”“您哪一年回的日本？”“1994年时，我54岁。”

本文摘自：《华商报》2011年08月08日，作者：张宏伟，原题：《一个日本开拓团遗孤无法选择的人生》

7月30日，国内媒体转自日本媒体报道称，黑龙江省方正县政府投资，为日本开拓团亡者建立名录碑，全国为之哗然，随后这块惹事的石碑先被网友泼油漆，随之被当地政府连夜拆掉不知所终。一块石碑无意中触动了中日之间的那段恩怨纠结的历史神经。

在方正县一位回乡探亲的日本遗孤老人身上，这段历史获得了一个个体经历的独特维度：他当了四年日本开拓团民，接着当了50多年中国人，然后又回到日本。表面上看不管到哪一边，他都是回家，都有亲人在等他。可在他内心深处，这份纠结似乎并不存在，一如他无法选择的人生。

“我们在这边姓刘，在那边姓横山，因为啥呢？就因为他在日本那边叫横山茂。”吴桂芬老人说起话来快人快语，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大娘的性格。

她是一个纯粹的中国人，自幼父母给她起了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吴桂芬。当人生经历了半辈子的时候，她一家的命运发生了大的转折。在她49岁那年，她的丈夫费尽周折终于回到了日本，随即她带着他们的大儿子和儿媳入了日本国籍，从此她便入乡随俗随夫家改名为横山桂子。

8月5日，华商报记者听说当年日本开拓团遗留的日本孤儿横山茂回到方正县，随后赶往在黑龙江省方正县大罗密镇的九公里屯，吴桂芬娘家妹妹就住在此地。十多年前，横山茂全家陆续移居日本时，将他们在兴隆村小南屯的一院房连同45亩水旱地也全部转让给了乡亲。所以每当他们回到中国时，总是住在妹妹家。

记者到访时，横山茂正和朋友去池塘钓鱼，吴桂芬让妹妹打电话叫他回来，妹妹接通电话说了几句后面露难色。姐姐见状接过了手机：“他还没辙是不？你没有说家里有事嘛？你得问问他有多远？你告诉他，不能回来，我们过去。”挂电话的同时，吴桂芬脱口而出：“奶奶个熊！”

母狼见证中国农民救了日本遗孤

“他当年4岁落到中国，别人捡的，我们老太太没有孩子，完了就收养了他。”说起丈夫横山茂的身世，吴桂芬丝毫没有避讳，横山茂在中国的名字叫刘今才。

有关横山茂在中国的经历，此前华商报记者已从方正县文史学者、农民作家郭相声处有所耳闻：横山茂今生的前50年是中国人，他的养父叫国海山，他却始终姓刘，因为是一个姓刘的当地人救了他的命，国海山把刘今才养大成人。刘今才最后给养父母养老送终，至今每次回到中国，都要去给养父母上坟。

郭相声至今还是地道的村民，他和刘今才都曾是方正县大罗密镇兴隆村小南屯的生产队社员。郭相声曾就日本战争遗孤问题进行专门调研，刘今才就是他的第一个研究对象。

郭相声介绍，据兴隆村于奎相老人当年讲述，1945年8月下旬的一天，屯里老刘头进山打柴，路过一块玉米地时听到有孩子的哭声。他进地里一看，一个孩子坐在地上哑着嗓子嚎哭，旁边有个包袱。更可怕的是，距离孩子不远处，一只拖着大奶子的母狼蹲在一边，让人奇怪的是母狼只是愣愣地盯着孩子，并没有吃他。老刘头挥舞着砍刀大叫起来，母狼很不情愿地离开。

老刘头顾不得砍柴，抱起孩子拎着旁边的包袱就跑回屯里。老婆看丈夫捡个脏孩子拎着包袱回来，赶紧给孩子洗了洗，打开小包袱给孩子换衣服时，发现里面有块白布上面似乎是用血写的日本字。两口子合计了半天，最后还是将那块布烧了。

两口子给孩子起名叫刘今才，因为老刘头家原本就有三个孩子，日子已经过得紧巴巴的，再多一个吃不了粗粮的小孩子，很是艰难。

恰好屯里国海山家没有孩子，便托屯里人提出收养刘今才。老刘头向国海山提出一个要求，孩子给他可以，但必须姓刘。按于奎相的说法，老刘头心眼比较多，烧血书是怕孩子的家人找来。让孩子姓刘，也是寻思着将来万一他的亲生父母找来，还能落一个人情不是？

国海山两口自己没有孩子，就把刘今才视为己出，在刚解放、条件还很艰苦的年代，他们还让刘今才上学，一直到小学三年级。以致他长大后，在生产队算得上少有的“文化人”，曾担任过生产队的赤脚医生和记工员。

刘今才就是刘饼子就是横山茂

大约二十分钟后，一位矮个子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大门口，上身穿着一件李宁牌T恤，戴着一顶棒球帽，两鬓露出花白的头发。口音还是地道的东北口音，只是细声细语，似乎话语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与大多数东北男人的大嗓门讲话明显不同。

他就是横山茂，也就是18年前的刘今才。

郭相声说，刘今才大他9岁，村里人都知道他的身世，有时候会开玩笑叫他“小日本鬼子”。但更多时候，还是称他为“刘饼子”，可能是因为他脸比较大的缘故。在屯里，几乎每个男人都有一个外号，郭相声的外号是“郭疯子”。生产队开会时，人们相互称呼总是叫外号。

横山桂子瞪了丈夫一眼，转身进屋，再出屋的时候，左手中已多了一支香烟，就地坐在门口台阶上，转头对丈夫说：“人家大老远来，想跟你唠唠嗑。”横山茂顺从地回答：“那就唠唠呗。”

记者：“您老多大岁数了？身体还好吧？”

横山茂：“七十了，还行。”“多久回日本啊？”“11号回日本，这次回来待了20多天。”一边是养育他的中国，一边是生育他的日本，无论来中国或是去日本，他都是“回”家。“您什么时候才知道您是日本孤儿？”“到了7岁，养父母才告诉我。”“听说您当过生产队赤脚医生和记工员，是不是算有文化的？”“没有文化咋能当赤脚医生呢？我念到了小学三年级。”“有文化是不是多挣工分？”“那时候当赤脚医生，一年补助60个工分。”“‘文革’时，您日本孤儿的身份有没有受影响？”“查了我一个月，没发现我犯过什么错误，清白的，后来我参加造反团，造‘地富反坏右’的反，不过啥都整不明白，反正是锣鼓喧天的。”“您哪一年回的日本？”“1994年时，我54岁。”

“都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为啥想起来要回日本呢？”“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嘛，说是日本生活好嘛，都知道嘛。”“您在中国过得怎么样？”“家里有45亩地，还养了很多羊，生活挺好的。”“当时您在中国，怎么和日本联系上的？”“是通过赵永春，他以前在大罗密派出所当所长，后来调到方正县外事科。他熟悉我呀，是他去找的我。”“您怎么回到日本的？”“1986年寻亲，我去东京，我哥哥去认的我，他比我大8岁。”“他还认得出您？”“他从小有点印象，哥哥和我都是和开拓团一起来中国的，我们失散后在得莫利（方正县地名，距离大罗密镇约10公里）被人收养，哥哥是上世纪70年代回去的，当时在国内并不知道有个弟弟在这里。”“您回到日本后，家里解释没当年为什么把您扔在苞米地里？”“1945年，日本退兵是不？它侵略中国，中国把它打败，我是遗留下来的孤儿。听哥哥说，父亲当兵，先跟部队走的，我们属于迁民，和母亲后来到的中国。父亲和母亲怎么走散的，我也不清楚。”

横山茂口中所谓的“迁民”，指的就是当年日本向东北大批输入的开拓团民。

日本开拓团：闲时为农战时为兵

“所谓的‘开拓团民’，其实质就是‘闲时为农，战时为兵’。”农民作家、县文联兼职副主席郭相声如是说。

“其实，日本军国主义觊觎中国东北三省肥沃土地由来已久。”郭相声说。

1906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实施殖民统治。1908年6月，“满铁”首任总裁石藤新平，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提出备忘录再次鼓吹满洲移民论：进入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10年为期，至少为50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达到100万人以上。如年积月累移入大量人口，满洲则在事实上成为帝国领土。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满蒙殖民实业计划书》强调，目前是满蒙殖民千载一遇之绝好机会。计划书提出，1932年要从日本募集移民6000人，以在乡军人为主体，“50年后使满蒙的日本人至少达到500万人”。

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在中国东北十余年的殖民统治中，除“试点移民”、“武装移民”、“国策移民”等农业移民外，还有政治移民、工业移民、商业移民、文化移民等，总人数达百万以上。

史料显示，日本向东北地区的武装移民共有五次。参加第一次武装移民团的493人于1932年10月北上佳木斯，改称“佳木斯屯垦军第一大队”，下设4个步兵中队、12个小队，还有炮兵1队、机关枪1队。

在郭相声搜集的史料中，就有日本开拓团女子报国队练习手枪射击的图片。

“到1932年，日本开拓团已转变为武装移民，由最初的商租土地，改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掠夺。”郭相声说。

当年的日本关东军《移民方策案》规定：伪满政府要将“国有地、官有地、逆产地”作为日本移民用地，实行有偿征用。所谓“有偿征用”也是低价强买，最低的一亩地仅给一元钱，与无偿霸占无异。

在1939年、1940年两年间，日本政府向方正县先后移来两个开拓团，掠夺了方正东部地区大罗密、伊汉通共计18000亩水旱田，两地大约3000余当地农民，则被驱赶到偏远地方“开拓”。在郭相声的考证中，据当年被日本人撵出家乡的吉兴屯农民张喜才回忆：1939年秋，伪县公署开拓科在村长带领下，召集村民开会，宣布“土地是国家（指伪满洲国）的，要由国家收回，然后再租给大家种。”随后逼着大家交出地契，接着就以“房子是你们的，可你们占了国家的地皮”为由，逼着搬家。最终他们被迫迁往“挑灶沟”，大冬天只能在地上挖个地窨子，搭上木头铺上草栖身。

而日本开拓团一到中国，就住进新建的房子，车马牛样样都有，种着好地，生活无忧。

中国人没有请他们来，他们来了没呆住，是老天有眼

但好景不长，随着战事发展，开拓团民中的16岁-50岁的男子陆续被征兵入伍，临近1945年，“优等民族”慢慢失去了支撑。

方正县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伟新说，日本战败投降后，尚在东北的各开拓团老人、妇女和儿童纷纷结队出走，寻找回国途径，当时部分团民集结在方正县，人数达1.5万人。因长途跋涉、体力耗尽，加上传染病流行，开拓团民纷纷倒毙，死亡超5000人，包括横山茂兄弟在内的4500多名日本妇女和儿童滞留方正县。

1946年春，方正县人民民主政府组织大批民工，将炮台山周边数千具日本人遗骨集中焚化。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批示下，方正县在吉兴村修建了圆拱水泥质地的“方正地区日本人公墓”。1975年，吉兴村修水库，将公墓迁往如今所在。

郭相声说，建日本人公墓，大家都能理解，毕竟都是人嘛，虽然是日本人，但看着他们暴尸荒野，中国人也不落忍，也不人道。但为开拓团立碑就是原则问题，模糊了是非。

不管日本开拓团民自愿来中国也好，还是受骗来也罢，但其性质是侵略。我们不敢肯定一亿日本人都在忏悔，但至少说有一部分日本开拓团民是以优等民族和胜利者姿态站在中国土地上的，只是战争不利，倘若他们是永远的胜利者，那么试想，我们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人以德报怨对待他们，但不能简单地认为开拓团难民也是受害者，这是中国人违心说假话。将心比心，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人？这些中国人都忍了，也都认了，但不能没有了是非界限，中国人没有请他们来，他们来了没能呆住，是老天有眼，是天道人心。再给他们立碑留名，哪怕说得再好，也说不过去。拆了好，拆了是对的。

横山茂说，他的根在日本

横山茂的中国养父母在他回国前十多年已经去世，他将养父母安葬在家乡大罗密。1994年回到日本，其间的18年曾4次回来为养父母扫墓。

问及将来他们的身后事，横山茂并不避讳，他很坦率地说，要把自己葬在日本，因为他的根在日本。

一旁的妻子横山桂子却显得很无奈，“我倒还想埋回中国呢”，但儿孙都到了日本，将来要祭奠还得飞回中国，机票那么贵的，是有钱没处花还是怎么样？

退休后，日本政府给老夫妻俩每月有14万日元（约合1120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住着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三屋一厨每月只需2万多日元（约1600元人民币）租金，平日里看病包括镶牙都不用自己花钱，但因为语言不通，每次看病都要请翻译，一次就得1万多日元。

至今他们的日语还是不够用，在日本通常都是丈夫出去遛弯，而妻子在家看电视。“我有中文台啊，每天看着看着歪脖就睡着了，醒来了再接着看。”横山桂子抱怨说：“你说，中国人不嘞你，日本人还呜哩哇啦，时间久了也就不闹心了。18年了，回来4次。回来就是看看老朋友，毕竟在这里土生土长40多年了。”

毕竟在中国生活了大半辈子，横山桂子依然是传统的思维：“那日本人贼黑啊，孩子到了十七八就给轰出去了，你说他懂个啥？哪像中国人总得说完媳妇，建房子给成个家吧？你说是不是绝情老了？都黑到这份上？”

看不惯归看不惯，现实归现实。横山桂子也在适应着日本人的习惯。老两口也和儿女分开生活，从不过问儿女的收入。“那哪能问啊，别让人家怀疑咱还想着要他们的是不？”

他们的儿孙全部都入了日本籍，而且各自的生活都很宽裕。小儿子和儿媳还在日本开了两个商店，孙子都上了大学。

唯一让横山桂子耿耿于怀的是，大儿媳妇到了日本之后，与儿子离婚嫁了日本人，后来儿子又在中国找了对象带到了日本，如今孩子已经8岁。

政府立碑没跟我们商量，拆碑也一样

采访时，当记者问及此次立碑事件时，横山茂说：“我不知道这事儿。”他说，他长这么大，只去过一次公墓，印象不深。

时至今日，一场纠葛过去，方正县街头，一切如初。

方正县因为历史原因，与日本有着特殊联系。该县外事科日本孤儿在籍档案显示，当年方正县境内，中国农民收留日本孤儿共计943人。1950年到2002年间，这些已成家立业的孤儿先后回国730人。

2008年统计，方正县在日华侨约35000人，在华的日侨侨属为48000人。也就是说，方正县平均10人当中，就会有一人与日本有亲属关系。

临街商店门头上，还有些牌匾附有日文。这些商店一度被传言政府硬性指令必须写有日文标识。一家刚刚在7月28日开业的烧烤店近10米宽的霓虹灯等标牌上，却没有一个日本文字。老板娘称，曾被建议使用日本字，但他们并没有采纳。这种说法也被多家没有悬挂日本文字的店主证实。

但她也承认，该县来的日本人多，有日文标识可能会方便游客。不过，“如果是日本遗孤根本用不着，因为他们当了那么多年中国人，中文比日语好得多”。

提到那块碑，老板娘说：“政府是政府，老百姓是老百姓，就像当年两国打仗，中国人还不是收留了那些日本娃娃？政府立碑没跟我们商量，拆碑也一样，领导有他们的想法，咱老百姓管不着，也管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