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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6-13 13: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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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居台中 教子有方
对于被免职的孙立人,蒋氏父子采取“不杀、不审、不问、不判、不抓、不关”,但也“不放”的“七不”政策。1956年6月,孙立人被逐出台北市南昌路官邸,迁往台中市向上路一段18号居所,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涯。
孙的居所原为军方宿舍,四周筑有围墙,戒备森严,门前向上路两头堵死,由“国防部”派来的6名“保卫人员”日夜监视,外人不得入内,孙立人和家人也不能随便外出。孙的任何活动,包括打电话,都须通过“保卫人员”向上请示,得到允许后方可进行。孙立人外出,由“国防部”派车,另外,加派一辆吉普车跟随。孙家围墙外,有军事情报局加盖的一栋三层楼的指挥中心,居高临下,随时监视孙的一举一动。凡是“上头”认为“不方便”的事,孙立人均不得擅自去做。外出也必须“保卫人员”“陪同”前往。当时,蒋介石对孙立人看管极严,连孙立人的厨子身上都藏着刀,只要有人想救孙立人,立马一起干掉。
幽居的日子里,家人成了孙立人最大的安慰。孙立人与张梅英前后生育四个孩子,他以“中国安定,天下太平”为儿女命名。儿女多了,开销也变大。孙为官清廉,并无积蓄,幽禁之后又不给薪水,生活十分拮据。早在他担任陆军总司令时,家里就十分清贫,菜金要限制,若来人添菜,只有咸蛋、炒蛋或皮蛋,家人背后称为“三蛋轰炸”。张梅英回忆说:“后来四个孩子长大了,进学校读书,每天要带便当,没钱买米,四个孩子只能分三个鸡蛋吃。”
孙立人也尝试在家养鸡、养鸟,养猪,开辟果园,后来改种玫瑰,他虚心向花农请教,悉心栽培,广受欢迎,被称为“将军玫瑰”。家中有时缺少菜钱,他便到后院剪些玫瑰花,由张梅英骑自行车送到菜市场,交换一些青菜豆腐。粗茶淡饭,一家倒也其乐融融。
然而围墙之外,却是戒备森严。孙立人的小孩直到读小学之后,才有机会跟外界小朋友接触。即便如此,由于家庭的特殊身份,老师和同学都会以异样的眼神看他们。为了不给孩子心理上造成影响,孙立人很少在孩子面前讲述他的往事。
长子孙安平回忆说:“但小孩子们是有感觉的,或多或少对父亲的冤枉知道一点,心中总为父亲的遭遇叫屈。有时候看到父亲想到旧日的部属受到不好的对待,或想到过去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总是涨红了脸,不说话,我们就觉察到他很难过。”
孙立人老年得子,对他们虽疼爱有加,但管教却丝毫不放松。他每天为孩子补习功课,无论国语、英语还是数学,他都能讲解,有时比老师讲的还清楚。在他的悉心调教下,长女孙中平和幺女孙太平考取清华大学,长子孙安平考取中原理工学院,次子孙天平考取辅仁大学。四个孩子上大学,每年开学交学费,是家里的一大难事。孙立人的堂妹孙敬婉回忆说:“二哥脾气很犟,非到山穷水尽,绝不会让人帮忙。有一天,他的大儿子要进大学学费没着落,二哥迫不得已,才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忙,我知道他一定是没办法了,才会开口的。”1974年,长女孙中平由清华毕业,父女希望能一起参加毕业典礼。但上面觉得敏感,未能前往,成为遗憾。1959年孙的亲哥哥孙同人去世时,孙立人也同样受阻未能前往,只好看着哥哥送的砚台痛哭。
到了1979年,长子安平和幺女太平同时从清华毕业,孙立人再度申请参加毕业典礼,终获许可,但同时上面与他约法三章:不许上台说话,不准带花,不准与任何人交谈。孙立人如此参加过典礼后,在笔记本上写道:有理无处讲,有冤无处申。
恢复自由 抱憾而终
1983年5月,孙立人自清华大学毕业满60周年,虽未能前往,但台湾清华大学派杨觉民教授登门赠送纪念金牌。杨随后发表一篇文章,讲述孙立人近况,这是孙立人被软禁28年来第一次公开见诸报道。
上世纪80年代是台湾社会巨变的关键时期,政治气氛也愈加缓和。1984年,台北动物园为庆祝大象林旺(此象系抗战胜利后由孙立人的新一军带回的战利品)60岁生日,邀请当年参加中印缅作战的老兵出席,这些孙立人的老部属由此开始了聚会,关注孙立人的处境。
1986年,《孙立人事件始末记》一书正式出版,首次详细叙述孙立人案的全过程,引起舆论广泛关注。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发布“总统令”,台湾地区自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解除戒严。政治气候转暖,让孙立人的旧属感到给老长官翻案的时机到了。以原新一军参谋长舒适存为首的十位将军发起组织了“印缅远征军联谊会”,为孙立人平反而努力奔走。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逝世。政治空气进一步活跃起来。2月,孙的家人联系自立晚报记者李文邦到孙家访谈,孙立人案真相随即发表。自此,“孙立人案”成为媒体报章关注的焦点新闻,要求恢复孙立人清白和荣誉,公布“监察院”五人小组调查报告的社会呼声和压力越来越大。
3月20日和27日,“国防部长”郑为元两度亲往台中拜访孙立人将军,表示今后将军有行动和言论的充分自由,可以到任何地方,见任何朋友。自此,孙立人结束了长达33年的幽禁生活,重获自由。有记者采访孙立人对“平反”一事有何感想时,孙立人立刻反驳“从未反过,何平之有!”
远在海外的长女孙中平得知这一喜讯,脱口而出埋在心底多年的话:“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痛痛快快和爸爸妈妈通越洋电话了。”恢复自由后,民进党多次找他,让他出来揭露蒋介石的残暴,都被孙拒绝,以孙之言,并非不在意自己的遭遇,而因为蒋是长官,不肯言长官之过。孙立人始终思念着安徽老家,1988年,孙的旧属潘德辉回乡探亲,孙委托他到安徽庐江代为祭祖。经过查访发现,孙的祖坟早在文革时就被挖掉了,但潘还是代孙立人举行了隆重的扫墓仪式,并拍照带回。孙立人看到照片,激动地要向潘行跪拜大礼。1990年,潘再度受孙委托,回乡洽商墓地迁葬事宜。返台后,孙立人已处昏迷状态,喃喃地说:“为什么到今天才回来,我等你好久啊!”随即又陷入昏迷。 1990年11月19日上午11时15分,经历不到3年自由的孙立人将军,带着毕生的遗憾,病逝于台中向上路家中,还差3天就是他的90岁寿辰。孙立人的临终遗言有三个版本:医生记录的是——我对得起国家;亲属记的是——还我清白;部下记的是——我是冤枉的啊!一代名将的遗言,竟是如此的悲壮与凄凉。孙立人逝世后,台湾各界人士及亲友旧属前往吊唁者络绎不绝。公祭前夜,有上千人为将军守灵。李登辉、郝柏村、严家淦、李元簇等政要致送挽联,宋美龄送了花圈,“国防部长”陈履安及军方代表、各团体及昔日袍泽旧属、亲友近万人参加祭奠。2001年,在多方努力下,台湾“监察院”终于正式公布《孙立人将军与南部阴谋事件关系案》调查报告,证明孙案纯系被阴谋设局的假案,应还当事人以清白。“行政院长”张俊雄到孙府代表政府向孙的家人表达慰问之意。长达33年的冤狱,终得昭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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