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救国储金团 一场虎头蛇尾的爱国经济运动

步天涵谷

辛亥改元，民国创建，但并未改变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犯和欺凌，它们依然对我虎视眈眈。1915年1月18日，日本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同年5月，竟又发出最后通牒，威逼我限时答复，其势汹汹。有侵略就有反侵略，再也不堪忍受的中国人民群情激愤，遂在全国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的群众爱国运动。

1915年4月1日，上海《申报》发表《爱国之凭证》的“时评”，最先发出“爱国储金”倡议，称爱国并非“空谈”，以储金“表示其爱国之心”，“人人出之于囊中，非若空中之取之无穷也”。4月7日，即由沪上名流虞洽卿(和德)牵头，成立了中华救国储金团，称“外交日棘，时局日艰”，“国家存亡，则匹夫与有责焉”。遂制定《暂行简章》，规定“以中华国民协力保卫国家为宗旨”，以募集5000万银元为目标，供国家“添设武备之用”，在上海设联络办公的总事务所；储金由中国银行代办，并计息。它不同于政府官办，全由民众自主。并通电全国，“请商会发起，冀达人人爱国，人人输金之目的”。一场储金救国的群众运动，随即在全国展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在密谋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大总统，一方面接受“二十一条”，一方面又假惺惺地称储金救国是“毁家纾难，人有同心，国民进步，希望无穷”，给予高度赞许。

天津总商会第一个做出响应，在会长卞荫昌(月亭)的主持下，于4月8日便成立了储金团地方分所。而官府直隶巡按使却发出“暗中监察”的《密饬》，要求救国储金活动“持论必须和平，万勿牵涉外交”。

经组织筹备，于5月23日，直隶救国储金团成立大会在城里广东会馆召开。是日到会有一两万人，“秩序井然”，会上有演说员30余人登台演讲，“委婉痛切”，乃至“痛哭流涕”，“闻者慷慨激昂”，当场收认储金达20余万元，计现金37000余元，预认12.6万余元，另有金戒指三个，铜元若干枚。会场有售卖茶点、报纸、日用物品摊位十余家，“得资均作为储金”。

两周后的6月6日，又在天津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召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人数达十多万人，收认储金有二十七八万元。有史料比较详尽地记录了当日与会民众激愤、热烈的场景，会场设“演说台”八九处，登台演说者，情绪激动，有的竟“放声大哭”；一张君，持小刀、白绢和笔，欲登台刺血，书“愿我同胞，救国储金，提倡国货，协力同心”16字，经众人夺护，臂上已刺破多处，即电请医院来人抢救。法政学校张姓同学血书一幅，亦被带来会场。圣功女校学生到会唱救国歌，“危哉中华兮，气不扬，国民有责自思量……愿同胞兮，一心德，图自强……各解义囊”。并将售卖自制绢花款项，如数储金。尚在南开中学读书、年方16岁的周恩来，也到会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奋起图强，振兴本国经济，誓雪国耻，坚决不当亡国奴”；会后，又拟就《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宣传救国储金运动。有一丁姓乞丐，也到会储金六毛；还有人提倡实行家庭储金，每人每日存铜元一枚；也有表示要戒酒储金的……本次大会还有人呈献对联多幅，如“有志竟成，人谁敢侮；此心不死，国可常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子孙牛马，识者所忧”。本次大会十分成功。

直隶救国储金第三次大会，于6月27日仍在天津公园举行，到会人“仍如前的拥挤”。设演说台五处，演说员中有十余岁的小学生，以及临时加入的一名女生，“均能演说得体，动人听闻”。又增添新的楹联，如“有决心、有恒心，方免为人所笑；不仇外、不排外，要在急自图强”。“切忌虎头蛇尾；莫教国破家亡”……本次大会又收认储金11.8万余元。

三次大会共计募得储金60余万元，遂又决定设置“储金柜”，并拟就《铭言》：“国步艰难，发起储金，节俭输助，各尽其心，毅力救国，集腋成裘，咸应负责，曷俟征求，忍耻任重，激励诸君，斯言斯意，永矢子孙”。储金救国的影响不断扩大，因提倡“永久储金”，每人每日存一两个、三五个铜元，致使街面上杂货铺的“瓦闷罐”(储金器具)脱销断货。还出现了在广东会馆举办音乐会、电影、文明戏的义演；一卞姓老人将七旬“寿筵费”两千元，全部捐助；连80余户“花界”(妓馆)，也表示将每日储铜元10枚，以六个月为期，参与储金救国……商会还组织演说员分赴直隶各县，广泛动员。自然，也有不成功的事例，如去某县组织演说动员大会，因民众“不开化”，竟“无一人到会”，致使大会流产。

主张“实业救国”的天津国货售品所创办人宋则久，在《售品所半月报》撰文，用一组数字作了乐观的、却不切实际推演，称中国4亿人口，每人每日存一个铜元，全年就可集11亿元。用它建100万元一个的工厂，可建1100个；每个厂用1000人，便能为110万人提供就业岗位，并创利2.2亿元。10年后，储金可达286亿元，能建100万一个的工厂28600个，提供2860万个就业岗位。“十年以后，必能富强。”热心救国的宋则久，用这些数字作宣传，动员民众储金，甚至说，现在有钱不肯拿，“国亡了”，“将来留钱作什么”！

至1915年9月，全国储金为800余万，其中半数是认储，距离5000万元目标甚远。各省及侨界代表69人，遂在上海开会，研究救国储金之进行。善良的民众却不知袁世凯正在酝酿复辟称帝，筹安会则是最卖力的吹鼓手。此时，一份有着日本人背景的《天津日日新闻》报，刊登了一条筹安会向救国储金借款200万元的消息，显然是日本人分化、瓦解我爱国民众的手段。这一招果然奏效，消息传出，立时引起混乱，随之成为部分民众要求“发还储金”的导火索。事关重大，在经向中国、交通两银行“确查”，证明“实无其事”，却也未能平息发还储金的声浪。此后，又出现了救国储金被官府把持，以及储金被用于镇压云南蔡锷将军反袁世凯义举等传言，使发还储金的要求日益扩大。

作为救国储金的发起者虞洽卿，在遭到多方质疑、并在经种种努力挽救不成的情况下，于1915年11月5日，在上海决定开始发还储金，全国各地对此反映不一，赞成、反对、观望均有。消息传至天津，津方即表示“惊诧交集，痛惜骈至”，对上海此举，十分不以为然。认为集得储金虽距目标甚远，但已有一定数量，以往“实业之不发达，即在集股之为难”，现正可利用此款提前开办实业，“倡办国货，以抵外货”，“亦可挽回利权于万一”。同时，又认为国人办事“往往虎头蛇尾，热度不过五分钟”，储金“骤然发还”，将“贻笑全球”……遂主张在津召开全国大会，研究救国储金之进行，且已有十省响应。但终因人心不齐，大会未能开成。

无奈的是，这桩群众性的自发救国储金活动，由于缺乏权威的领导，以及办事透明度不够，传言破坏，为民众的情绪化所左右等原因，特别是上海于1916年7月12日，公布了解散函，声称“三周内一律发还，以昭信用，而资结束”。天津方面也不得不于7月18日宣布“随同办理(发还)”；并商准相关银行，自8月14日起发还。至此，曾经轰轰烈烈的爱国储金运动，终于沉寂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