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求必应 张静江成辛亥革命的“财政部长”

文卓

1877年9月19日，张静江出生在浙江湖州南浔镇上的一个商人之家里。他的祖父张颂贤、父亲张宝善从事丝绸、食盐等商品经营，是江南一带的知名富商；母亲庞氏家族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张静江从小受家庭熏陶，喜欢广交朋友，乐于帮助他人。


   1902年10月14日，张静江随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从天津经上海乘安南号邮轮赴法任一等参赞。当他到巴黎上任后不久，便看到法国市场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珠宝等商品非常畅销，次年便弃官从商，与助手周菊人在巴黎创办了通运公司，经营中国的绸缎、茶叶、瓷器、珠宝、书画等商品。由于经营有方，赚了不少钱。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越南南方城市西贡宣传革命思想后，上船前往法国等欧洲国家筹措革命活动经费，与由上海出发的张静江乘同一条船。张静江以前曾在报纸上读过孙中山的文章，对孙中山很崇拜，见面后更是有相见恨晚之感。在短短的航程中，孙中山向他介绍了兴中会有关活动，并劝他参加革命。张静江当即表示愿意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并告知孙中山清廷驻法国公使也在船上，在说话和行动时务必留神，以免出现不测。在交谈中当他得知孙中山这次是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前往欧美后，便对孙中山说:“久闻先生大名，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先生的反清光复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孙中山当即表示感谢。

    邮轮抵达法国马赛后，张静江与孙中山依依惜别，告诉孙中山自己在法国的地址是巴黎马德兰广场，并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你今后活动经费有困难可直接发电报给我，并在电报中确定ABCDE英文字母为数码:A为1万法郎，B为2万法郎，C为3万法郎，D为4万法郎，E为5万法郎。我接到您的电报后，就会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同时，张静江还递给孙中山一封信，信中夹有一张他亲笔签名的3万元取款单，让孙中山凭信和取款单到美国后去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找经理(他的亲信)姚叔兰，领取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当时与他只有一面之交，最初心中将信将疑，到美国后便把信和取款单交给华兴会和同盟会创始人之一黄兴，让其取钱，以探真假。结果姚叔兰经理见信和取款单是张静江亲笔所写，便将3万元钱分文不少地付给了黄兴。此举让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在船上巧遇到一位革命的“奇人”。

    辛亥革命前后，每当孙中山开展反清起义活动经费不足时，便会拍电报给张静江请求汇款。张静江总是有求必应，按时如数将款寄到。其间有一次由于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经费难筹措。眼看可能影响起义如期进行，张静江毅然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属的一个茶店卖掉。对此，孙中山极为感动:“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孙中山对张静江的义举十分赞赏，让胡汉民先生回信褒奖并表示谢意。张静江接信随即复信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

    1906年3月，张静江在从法国回国途中经新加坡时，在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加入了同盟会。此后，他将李石曾，他的大哥、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张弁群，其舅父、上海中国银行董事庞青城等亲友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连其妻姚夫人也帮助他发行革命刊物。由于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家产丰厚，有力保障了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来源。

    在这一时期，张静江还大力资助革命者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出版《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也是张静江出资编排、印刷。该报在日本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06年6月，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张静江出资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在巴黎达候街25号发起成立“世界社”，出版《世界画报》；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并亲笔撰文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苏报》、《浙江潮》等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革命主张。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日常开支难以维持。张静江等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状况得到一定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因此，孙中山在国民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南浔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今天，南浔镇已成为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个区，这与当年孙中山“南浔市”的提法是有一定关系的。

    1914年，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发起“二次革命”。孙中山认为张静江“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任命张静江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当时因张静江在巴黎筹款，无法执行公务，具体工作由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代行其职，但张静江却全力发挥财政部长的作用，始终将为革命筹款作为最紧要之事，他在1915年致杨寿彭的信中说:“因军事紧急，不可有一日之差，如各处有款源汇济，则急转输策应，无慢滞之患，一切进行当能如意也。”

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由于张静江对革命的长期贡献，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7月又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此后张静江一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

    张静江与孙中山之间还有一段同病相怜的故事:那是在1923年，张静江因骨痛病复发回到南浔家中休养，孙中山闻讯后急忙请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做电疗。他在推荐李其芳医生的信上劝说张静江休养身体好转之后继续为国尽力，并说治好张静江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并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一副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静江府上。由于张静江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孙中山便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1924年底，孙中山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幸得肝癌，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闻讯后抱病从南浔赶到北京探望。孙中山看到张静江拄着拐杖走路非常吃力的样子，心痛地说:“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紧握孙中山的双手，泪水夺眶而出。他忧心如焚，在京城遍寻良医，为孙中山治病。从1925年2月2日起，张静江和宋庆龄等亲友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每日详细地记录病情的变化情况，天天期盼出现生命的奇迹。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按照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签名作证。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痛欲绝。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安放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孙中山逝世后，张静江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浙赣铁路建设、淮南煤矿开办、南京电厂的扩建，做了些有益的工作。1929年6月，张静江在杭州主持举办“西湖博览会”、“全运会”，曾轰动一时。后因与蒋介石亲信陈果夫等人发生冲突，于1930年10月通电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家属前往香港治病。1938年8月赴瑞士暂居，次年经巴黎前往美国。1950年9月3日在纽约家中因病去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