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周恩来邓小平等四代国家领导人当翻译40年

文卓

施燕华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二三事

    翻译是外交战线上不可或缺的一支生力军，他们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施燕华就是新中国翻译队伍中的一名佼佼者。1965年，施燕华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工作。在外交部工作了近40年的施燕华经历了四代领导人的不同时期，参与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令她最为难忘的是：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随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亲历中美建交和见证邓小平交锋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

    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

  有一个星期六，周恩来总理要会见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的夫人。外交部的领导派施燕华前去担任翻译，这是她第一次给周总理当翻译。当时她听很多人说周总理对翻译要求很严格，如果他认为翻得不好，就会说：“你不行，换一个翻译。”所以施燕华心里一直在打鼓。为了消除施燕华的紧张情绪，大家都鼓励她说：“你别怕，总理对男的比较严厉，对小姑娘是很宽容的。”听到大家这么说，施燕华的心里稍微轻松了一点。

    这不是一次政治性的会谈，份量相对轻点，加上事先准备比较充分，题目也不是太敏感、太难，所以施燕华在翻译过程中比较放松。送走外宾之后，周总理就把施燕华留了下来。他亲切地问道：“你是哪儿的？”施燕华连忙回答：“我是外交部的。”他又问道：“什么地方人啊？”施燕华说：“我祖籍浙江。”“外交部江浙一带人很多。你翻得还不错嘛，将来好好努力改进。”周总理微笑着说。施燕华认真地点了点头。

    当时周总理和陈毅外长经常出席亚非拉国家的国庆招待会。有一次，陈毅外长致辞，英文翻译稿让施燕华念。她念完后，总理就对翻译冀朝铸说：“这个女孩子发音、念稿子还不错，就是语调平淡了一点。你们好好辅导她。”

    施燕华把总理的教诲牢记在心，在以后的工作中着重加强语调的练习。经过不断的努力，施燕华很快成长为业务骨干，没有辜负总理对她的期望。

    随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

    1971年，施燕华随团去美国进行访问，当时中国尚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且中国访美对于媒体来说也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件，因此美国大量媒体都进行了跟踪报道。

    由于访问团成员未经批准不能随便接受采访，所以美国媒体没能采访到访问团领导。无奈之下，美国记者只好来到经济舱拍摄照片。来到经济舱后，他们发现前面几排坐的都是中国人，而他们又不知道哪些是随团工作人员，于是就随便对着两个人拍拍照就离开了。当时施燕华她们对于这件事并没有太在意。但是第二天一看当地报纸的头条，访问团差点笑到肚子痛。原来报纸的头版头条就是中国访问团访美的消息，配图是两个十分高大的中国人，施燕华仔细一看，这两个人原来是随团的两位厨师！美国记者就这样把访问团的两位厨师送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

    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在大会主席马利克致欢迎词后，先后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之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乔冠华发言之后，一些支持我国的代表到中国代表团的座位前排起长队，向他表示祝贺。此刻，作为一个中国人，施燕华深感自豪。

    亲历中美建交

  亲历中美建交

    关于中美建交，尼克松很有战略眼光。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非常对立，他需要拉中国对付苏联，这一战略是很正确的。但是1974 年发生了“水门事件”，尼克松下台，福特接任总统，中美建交问题就被一直拖着。1977年，卡特继任美国总统。他在5月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要努力朝改善中美关系的方向前进。”作为回应，中方提出了中美建交三原则，即：美国同台湾当局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

    1978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访华，施燕华做翻译。邓小平见了客人就说：“我们中国人讲痛快，就看美国下不下得了这个决心。”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卡特总统已经下定决心了。

    10月，美国拿出了建交公报草案，对中方的建交三原则做了回应，但还不是直截了当。美国没有直接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是承认中国的立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其国内亲台势力的做法。美国拿出草案后，要求与中方在当年12月15日前达成协议，1979年1月1日公布。因为有一个时差问题，基本上公报的措词都达成了。12月13、14、15连着三天，美国驻中国的大使要求见邓小平。

    第一天，美国大使过来说：公报15号达成协议，到1月1日才公布，中间有两个礼拜的时间，他担心他们美国人保密不行，保不住到国会有一些反华势力就要捣乱。所以他说，就提前吧，就当天达成协议，当天就公布。

    第二天，他又过来说：你们是三个原则，里面有一个废除《美台共同防务条约》。废除这个是有法律的含义，他们现在还不能接受，要废除的话还要通过国会，国会一讨论，给你一拖，时间又不行了。因为美国国会很复杂，有各种各样的人，他说能不能这样，到时候他们停止，《美台共同防务条约》是1979年年底停止，根据条约规定，任何一方说不再继续了，那么就自动失效。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问题，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生效之后，到年底有一年的时间，这个时间等于是“灰色时间”，就是说我们一直说共同防务条约是主权国家签订的，但是这个防务条约没有废除，等于是说有一块地方我们就没有真正完全解决。当时小平同志考虑到如果因为这个不同意，那么这次机会就很可能会错失，中美建交就要延迟，这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很难讲了，所以小平同志说行。

    第三天，他又来了，说要废除、停止，但是不妨碍美国还是向台湾卖武器。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说这个不行，我们是很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是美国要卖武器给台湾的话，那就给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设置了障碍，最终就可能导致用武力解决。当时，为了能够把这些大事解决，有利于整个的改革开放大局，邓小平说，好吧，这个问题还可以以后讨论，但是起码你在1979年这一年里面要停止，你不要卖。以后时间到了，我们再讨论解决。这样就有了后来中美关于美售台武器的公报，即“八·一七”公报。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到年底，共有119个国家和中国建交。中美建交是中国外交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发展的新契机。

    见证邓小平交锋法拉奇

文卓

见证邓小平交锋法拉奇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这次采访安排得很特殊，过去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中国记者都有“特权”，他们可以摄像、录音，而且可以发表。可这次不行，因为法拉奇提出她要独家报道。所以，这次会见时，中国摄影记者拍了几分钟的照片就退场了。当时在场的只有邓小平、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翻译施燕华和一名记录员。

    初次见面，或许是为了先给邓小平一个好印象，法拉奇一坐下就对邓小平说：“明天是您的生日，祝您生日快乐！”邓小平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七十六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就说：“如果我父亲七十六岁，我这么跟他说的话，他一定会打我！”邓小平微笑着说：“那当然，你不能这样跟你父亲说。”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在回答法拉奇的问题时，邓小平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是有功劳的，对毛泽东的评价应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毛泽东后期的思想里滋生了不健康的东西，表现出了家长作风和封建主义的思想，在晚期犯了错误。

    采访一直持续到中午12点多。这时邓小平主动对法拉奇说：“怎么样，到吃饭的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我们先去吃饭。看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话说，你还有问题没问，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法拉奇喜出望外，连说“好啊！好啊！”第一次采访就这样结束了

    23日，邓小平再一次接受了法拉奇的采访。刚一开始，法拉奇就单刀直入，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要永远保留下去！”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他指出，毛主席的功过要“七三开”，“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我们将永远纪念他。”

    法拉奇仍紧追不放地问：“中国人民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但我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是五个手指！”邓小平一听，就明白法拉奇想问的是毛主席与“四人帮”的关系，他一针见血地回答，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并列举了毛主席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指出了毛主席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左”的错误。邓小平明确表示，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

   法拉奇又问，即将召开的党代会将何种程度提及毛主席，邓小平说：“第一，毛主席是有功的，第二位才是过。毛主席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但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他指着法拉奇的笔记本说：“请你记下：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法拉奇对天安门广场节日还挂着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在她看来，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很好。于是在谈话中，法拉奇与邓小平争论起来。邓小平反问法拉奇：“赫鲁晓夫做过什么好事？”法拉奇说：“他谴责了斯大林。”邓小平说：“所以你就认为这是他做的好事？”他接着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援助过中国，尽管不是无偿的。法拉奇紧接着问：“那么你觉得斯大林比赫鲁晓夫好？”邓小平抓住她问题的实质，再次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这时，法拉奇提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都紧张起来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施燕华当时边翻译边担心邓小平会生气。不料，邓小平听完翻译，哈哈大笑起来，然后，用平静的语气回答说：“在西方，他们怎么称呼我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直接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然后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采访中，法拉奇对邓小平愈发钦佩，于是有些不平地问：“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的地位？”邓小平笑着回答说：“我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的工作。”他进一步透露，为了打破干部终身制，他和一大批老同志都将退居二线，让较年轻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

    法拉奇想知道邓小平对自己怎么打分。邓小平坦然地回答说：“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又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四个小时的谈话结束时，邓小平也仿佛放下了重担，站起来高兴地与法拉奇握手告别，并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由衷地说：“精彩极了！”

    事后，法拉奇给邓小平写信致谢：“采访您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这一愿望的实现，现在看来，这一担心是多余的。”施燕华为此感到欣慰，因为通过她的翻译，邓小平和法拉奇之间的交流非常顺畅，邓小平想要表达的重要信息也得以在世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