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莫斯科之行的误会和不快

步天涵谷

毛泽东一生中极少出国。他对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访问也仅有两次，却迭生误会，颇多不快。

    首次访苏：“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次日，毛泽东就收到了苏联关于承认新中国，并决定建立外交关系的照会。他激动万分，破例同送来照会的机要秘书握了握手。11月5日，苏联在中国东北专家的负责人科瓦廖夫告诉毛泽东，斯大林愿意在任何时候欢迎他去莫斯科。毛泽东表示，他盼望能在12月斯大林70诞辰之际前往莫斯科。

4天后，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我们已请科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11月10日，周恩来受托拜访了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将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愿望通知了他，请他转告莫斯科。并说毛泽东此次莫斯科之行，除了同斯大林进行个人之间的友好接触外，主要目的是想就中苏条约问题同斯大林进行讨论。过了两天，在接到斯大林的正式邀请函后，毛泽东即致电斯大林：“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

    启程之前，毛泽东对这次访问信心十足，显得很高兴。因为无论是米高扬还是斯大林，都承认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8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的，况且斯大林已经答应，等他去莫斯科讨论条约问题。

    12月6日，在罗申和科瓦廖夫的陪同下，毛泽东及其随行人员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乘坐专列徐徐离开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经满洲里边境倒车后，毛泽东一行于12月16日中午抵达莫斯科北站，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元帅，外贸部长缅什科夫，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的热烈欢迎。

    当日下午，毛泽东走进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在寒暄之后，双方开始了第一次会谈。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中国需要3至5年的喘息时间，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使全国形势稳定下来。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托我向您，斯大林同志问明一个问题：怎样保障国际和平，保障程度如何？

    斯大林回答说，目前并不存在对中国的直接威胁，日本尚未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因此不想打仗。美国虽然大肆叫嚣要发动战争，但它害怕战争，欧洲人又被战争吓破了胆，实际上并没有人同中国打仗。他信心十足地表示：和平取决于中苏两国共同的努力，“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和平不仅可以保障5至10年，而且可以保障10至20年，还可能更长一点时间”。

    随之，毛泽东将话题转到中苏条约这个棘手的问题上。斯大林很干脆地说，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但“必须弄清楚，是应当宣布保留现行的1945年苏中同盟友好条约，还是现在就对条约作适当的修改”。他强调，该条约是继雅尔塔协定之后，由苏中两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规定了该条约的主要条款。这表明上述条约的签订，已经征得了美英两国的同意。鉴此，“我们内部决定暂不修改该条约的任何条款”。如果改动其中的一个条款，都会给美国和英国提供法律上的借口，他们就会乘机提出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库页岛、南萨哈林等地的条约问题。他说，可以采取变通的办法，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表面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走驻扎在旅顺口的苏联军队。至于涉及中国主权的旅顺和中长铁路问题，他认为，“表面上可以保留协定的有关条款，而实际考虑到中方的愿望可以进行修改。不过，如中国同志对这些办法仍不满意，那么，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毛泽东没有反驳斯大林。他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现状符合中国的利益，甚至还承认，中共中央在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将美英对雅尔塔协定的立场考虑进去，只想到要签订新条约。故此，他强调说：“怎么对共同事业有利，我们就怎么办。这个问题要慎重考虑。不过现已清楚，目前不要急于从旅顺口撤军，也不要急于修改条约。”

    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斯大林均慨然允诺。

    会谈结束后，由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时间，所以毛泽东在别墅里闲待了数日。在12月21日斯大林的生日庆典上，毛泽东受到热忱款待，被特意安排坐在斯大林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他声称，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作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

    次日，在参加完斯大林的祝寿宴会后，毛泽东邀科瓦廖夫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记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12月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议，以解决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该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

    12月24日，在第二次会谈时，斯大林压根未提条约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情绪顿时由晴转阴。对苏方安排的观光等活动，毛泽东拒不参加。

    转眼到了1950年1月1日，毛泽东对前来拜访的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准备将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但出人意料的是，这天斯大林忽然同意签订中苏条约，毛泽东也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

原来，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僵局时，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对这件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很重视。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辟谣。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国。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让斯大林感到，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条约。正是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突然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

    1月2日，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真理报》上。这天下午，他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当日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住处，就中苏条约等事项征询其意见。毛泽东提出三种办法：1．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使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2．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3．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

    毛泽东在对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进行仔细分析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因有些不放心，毛泽东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

    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犹如晴空万里，显得特别好，他开始同莫洛托夫、米高扬商谈到各地游览的问题，并且商定好了要去晋谒列宁墓，然后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处看一看。他甚至还谈起会见苏联各负责同志的问题。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立即将情况电告了中共中央。他希望周恩来带贸易部长、其他必要助手及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启程，乘火车来莫斯科，对外不要发布消息，等到莫斯科后再发表。

    1月3日，毛泽东再电中共中央，建议周恩来出访苏联一事务必由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的目的。毛泽东估计，同旧条约相比，新条约在旅顺、大连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考虑到签订新条约国内会有不同的看法，故此毛泽东建议，召集在京的政府委员们开一次座谈会。在这两次座谈会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1月6日，毛泽东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举行会谈。在临近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中苏条约问题，并对修改旧条约、签订新条约的理由作了解释。但维辛斯基的态度又有所犹豫。他认为签订新条约或者审查现成条约，并进行任何修改，“都会被美国人和英国人用来作为借口，要求审查和修改条约的其他部分，而这种改变会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他声称这是“不能允许发生的”。

    7天后，毛泽东同维辛斯基再次举行会谈。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打算在国内采取两项措施，以激发中国人民的政治热情，进一步孤立亲美的资产阶级右翼。这两项措施是：第一，强行征用在北京的前外国兵营；第二，没收设在上海的所谓经济援助和合作管理机构的粮食及财产；第三，接管伪政府留（香）港资产。毛泽东解释说，美国人过去就是通过这种机构援助蒋介石的。采取这两项措施，才使中国有可能征用美国驻北京及其他城市的总领事馆，让美国在华旧领事馆全部撤走。1月13日当晚，毛泽东致电刘少奇，批准征用外国兵营的命令，并同意由上海军管会直接接管或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存放的物资。

    这时，美国人又节外生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美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演讲，声称：“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这种在外蒙所实行了的办法，在满洲亦几乎实行了。我相信苏联的代理人会从内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报告。”

    当毛泽东于1月17日结束游览返回莫斯科时，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立即前来看望，并将艾奇逊的讲话稿交给毛泽东。他们建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由于不懂什么是“官方”声明，因而招致了一点麻烦。1月19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谈话驳斥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两天后，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维辛斯基在声明中宣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有着友好及两国互相尊重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实基础”。《人民日报》也在当日发表了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胡乔木同新华社记者的谈话见报后，斯大林把毛泽东请到克里姆林宫，说了一通不满的话。莫洛托夫甚至质问毛泽东，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上次商定的声明？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当得知胡乔木的头衔是新闻总署署长后，斯大林说道：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

    莫洛托夫也对此表示了极为不满。他责怪中方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去做，“违背了我们的协议”。

    最后，斯大林希望中方吸取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从克里姆林宫出来后，他特意邀请毛泽东与其同坐一辆车。一路上，“大家都沉默不语”。

    周恩来等人抵达莫斯科后，从1月22日开始，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至此，毛泽东访苏的目的基本达到。

    2月17日，毛泽东离开莫斯科。

二次访苏：两个提法引猜疑

    1957年11月2日下午，为了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访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安排毛泽东一行在克里姆林宫下榻。

    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上，毛泽东先后两次发表演讲。第一次是在11月14日，他在这次讲话中一开始就说：“我想谈一谈'以苏联为首'的问题。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提法，有些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并不同意，波兰工人党就是其中之一。为此，毛泽东还耐心地去做波兰工人党领袖哥穆尔卡的思想工作，终于说服了他。11月16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上郑重地签了名。

    在11月18日发表的演说中，毛泽东一开始就说：“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他解释说：去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抹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到1957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惶惶不安”。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当着60多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的面公开表示支持赫鲁晓夫，赞成数月前苏共中央全会作出的《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所代表的路线比较正确，而反对这样的路线是错误的。”另外，他还再次强调说，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有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蛇无头不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本来，赫鲁晓夫就“怀疑”毛泽东提出的“以苏联为首”是“口是心非”，现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提法更加引起了他的猜疑。鉴于中国处在苏联的东面，赫鲁晓夫首先联想到成吉思汗所带来的“黄祸”。蒙元帝国时代，莫斯科成了蒙古的一个公国。况且，就苏联的地理位置来说，只有西风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雨水，东风带来的却是干旱。所以，赫鲁晓夫认为，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讲，“东风压倒西风”对苏联人都不是好事情。他憋在内心的强烈不满，若干年后才表示了出来，他说，什么东风，东风从哪里来？东风是不是从你们中国来，是不是中国的风压倒苏联的风。因此他预感到，中苏两党两国之间迟早会发生摩擦。他的预感不幸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