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个人负担最好降到30%

kaseisyoji

医保个人负担最好降到30%

2011年03月09日08:53  

　小病进基层医院，大病进大医院，才能真正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新华社发

　　昨日上午10时，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大厅举行记者会，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的主题。全国政协委员郑新立、宋晓梧、邵鸿、吴明江、于炼接受中外记者提问。

　　看病难、看病贵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之一。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吴明江表示，随着医疗保障制度筹资水平、受益水平的提升，个人的负担比重就会逐步降低。如果“十二五”期间个人的负担能够降到30%左右的话，“看病贵”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如果再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对贫困人群来讲，这是一个莫大的福音。

　　吴明江说，“看病难”是因为都往大医院集中，因此基层医院的建设需要加强。不管是保障制度也好，公共卫生领域也好，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建设也好，都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吴明江希望能够加大对基层人员的培训，加大学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在职教育，不断地使基层的医疗机构得到比较高素质人员的补充。基层医疗急救要留得住人才，要建立适合基层医疗机构人员的评价制度、人员的激励制度和生活保障、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

　　在回答公立医院的改革问题时，吴明江直言是一个难点问题。公立医院改革难在哪？目前我国的公立医院既延续了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又在用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即“公家开店、自主经营”。吴明江认为，这种模式必然会弱化医院的公益性。如何破题？宏观层面，可着力在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规划、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如何保证相关区域的老百姓都能得到公立医院的服务，如何来明确公立医院的补偿政策等方面入手。在微观层面上，可进一步规范管理、规范运营。比如临床路径的推进、电子病历的建设、预约挂号、分时段就诊等等。

　　代表建议

　　湖南试点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一年后，代表委员们“对症下药”——

　　缓解看病难基层医疗是关键

　　本报北京专电（特派记者 黎铁桥）昨日，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汤素兰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她带来的提案中，有两份提案是关于基本药物制度的。“基本药物制度是从制度层面上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我的这两份提案是从不同的方面建议推进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她说。

　　完善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实行了基本药品由国家统一采购，医疗单位零差价销售。这是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看病贵的制度性保障，这项制度2010年在湖南已经全面试点了一年。民进湖南省委在去年就基本药物制度推行1年来所出现的问题，展开了全省范围的调查研究，发现这项惠民制度在推广层面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基本药品目录过短，乡、县、省级的药品目录不一致，影响老百姓转院就诊。

　　民进湖南省委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药品零差价销售之后，基层卫生部门不能再“以药养医”了，而中央、省、县的补贴又不能及时到位，严重影响了基层卫生工作人员的收入，不利于基层卫生工作人员安心工作。基层卫生人员不安心，也就不利于国家真正构建高效优质、让群众满意的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体系。

　　“完善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是真正解决医患关系问题的关键。因为一个人的健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小病到大病 ，基层医疗能将一个病人的病历真正了解得清清楚楚。小病在基层医院，有了大病才到高端的医院去治疗，这样才能真正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有了基层的医疗，病人心里有数，大病到高端医院接诊，这样老百姓就不会有病就往大医院跑了。”汤素兰表示。

　　让老百姓能就近看病

　　汤素兰认为，在她看来，老百姓看病难，主要是到优质的医院看病难。湖南的情形就是：如要到湘雅一医院、二医院看门诊或者住院，有门路、有关系的人往往是先找好门路和关系再去医院，而普通的老百姓往往只能耗时间和精力慢慢等、慢慢排队了。虽然大医院在不断改进就诊和服务的方式，但依然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汤素兰在她提交的《关于有序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建议》中建议，要破解看病难的问题，还是要从国家制度层面上来解决，要合理配置优质的医疗资源，让老百姓能就近看病，才能真正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

　　现场特写

　　餐桌上的医改“讨论会”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记者姜琳 谭剑）记者8日在湖南团所在国谊宾馆一层餐厅，碰上了一次餐桌上的医改“讨论会”。

　　还没走近，就听见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医药连锁公司董事长谢子龙一边剥着山药一边说：“现在国家开放外资和民间资本参与创办医疗机构，真是好！”

　　“好什么啊，现在那些民营医院，有几个医疗水平高的，经常听到误诊错诊的例子。”坐在一旁的全国人大代表陈晓琼立即抬起头来。

　　“那不能用个别的现象否认整个民营医院呀。要提高医疗水平，关键就是要引入市场竞争。” 谢子龙代表举起筷子郑重地说。

　　“那么大的投资，老百姓看病能便宜吗？还不是靠高收费盈利啊。”陈晓琼接着质疑。

　　“不是，就跟我们开药店一样，开得多了肯定就会降低价格、提高服务。”

　　餐桌另一侧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卓新平插过话：“关键还是让政府从不该管的地方退出来，让经营者自己去想办法提高医院的服务水平和经济效益。”

　　“对，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管办分开。政府部门不要插手医院的经营，但大的方面必须负起责任，比如要加大基层医务人员的培训投入，让基层公立医院的医疗水平有所提高。”谢子龙表示。

　　“现在基层医院都是人满为患，一个大学毕业生刚来就要管二十几个病人，最好应该在临床实践之前就做好充分的培训。” 作为一名基层医院的医生，陈晓琼感触颇深。

　　“改革一定要处理好市场和行政之间的关系，否则只能越改越差，越改越贵。”卓新平的话得到了大家的认同。

　　邵鸿委员谈义务教育

　　现在上学不难，上好学差距较大

　　关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九三学社中央专职副主席邵鸿坦言，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原因，现在在义务教育阶段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比较普遍。邵鸿表示，现在上学不难，但是上好学，满足人民群众义务教育的需要上确实有大的差距。

　　邵鸿说，解决均衡问题不是说把好的学校变差来均衡，而是要把差的学校变好来均衡。应该着重解决好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落后地区义务教育学校的待遇问题，努力加强薄弱地区、薄弱学校教师的培训和教育。在区域内整合资源，让区域内好的学校能够在师资、管理，包括硬件方面能够很好地指导、带动落后学校共同进步。

　　郑新立委员谈消费

　　将社会资金引入公共服务品的供给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表示，要把公共服务的消费放在重要地位。在公共服务领域，总体上是供给不足，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交通，城市的供水、供电、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生态环境等。

　　郑新立认为，供给不足的原因是改革滞后。现在个人好不容易买车了，因为道路拥堵，所以不得不限行。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要通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通过特许经营权等办法，把社会资金引入到公共服务品的供给上来，包括城市中地铁、学校、医院的修建等，要允许民间资金的进入。

　　郑新立举例说，比如给一些城市特许经营权和特殊政策，使得它投入这些公共产品能够回收自己的投资，通过引入社会资金和政府的投入结合起来，来加快公共产品的供给，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

　　 于炼委员谈住房

　　保障房对房地产理性发展有好处

　　保障房的推出是否对房地产有影响？致公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于炼表示，保障房的大量推出对房地产业的发展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从长期看，它对房地产业的理性有序地发展能起到好处，或者说能增强其抵抗力、生命力。

　　在于炼看来，对住房问题不能忽略三个需求：一是人民群众基本居住需求；二是人们对住房的改善和提高的需求；三是人们对住房的投资需求。于炼认为，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当务之急解决的是第一种需求，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住房需求。一方面我们不能以牺牲房地产产业为代价，去禁止和限制第二种、第三种需求；我们也不能不顾及民生的急迫性而优先或者重点考虑第二种需求和第三种需求。（特派记者 王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