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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兵学员不仅要上大学、管大学,还要改造大学,而最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老师们的思想意识”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70年代的北师大,草木茂盛。宿舍区和教学区之间曾有一大片开阔的农田。”在北京师范大学生活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系教授刘家和,至今清晰地记得。
1973年春,还是青年讲师的他,急匆匆穿过这片被雨水浸润的农田,在一座四层小楼前停下了脚步。这座小楼在“节约闹革命”时期建成,外观极其普通,地面甚至有些凹凸不平。但这丝毫不影响刘家和兴奋的心绪---在这栋文史楼里,他又可以教书了。
这一年,中断了6年教学的北京师范大学,因中央的“39号文件”重新恢复招生,部分教师陆续回岗。
“39号文件”起草于1972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这是继1966年高校停止招生后,国家第一次召开招生工作会议。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文件特别提出,在1973年的高校招生条件中增加“文化考查”一项。而此前多年,大学的学术氛围早已被劳动、闹革命冲淡。文件发出后,有心求知的青年重新捡起了课本。
但是,1973年下半年,“文化考查”被迫半途而废。更荒诞的是,12月30日,北京17所高校的631名教授、 副教授,突然被赶进考场,进行数理化突袭考试。理由是,既然大学要考查学生的文化程度,那就先考考老师。
面对理科考题,一些文史专业的教师答不出,只能写上自我检讨的话;有些老师心怀激愤,交了白卷。
组织者声称,“考教授不是出哪一个人的丑,而是出旧考试制度的丑”,要“破师道尊严”。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高校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而高校教师的命运,更是身不由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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