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才是二战初期纳粹德国胜利的缔造者？<2>

刘恒宝

2011-02-13
      在那个夏季，当局曾考虑古德里安接替贝克出任德军总参谋长。这给他后来添了不少麻烦，因为一些人宁可让他也不愿让保守的哈尔德出任该职。由于这些人的坚持而产生了数不清的争论，使古德里安同哈尔德双方的情感受到很大伤害。古德里安的对立面把他描绘成一个技术专家，这就暗示他没有资格出任象总参谋长那样的最高级指挥，一部分中间派因此加入到对立面一方。他的对头们经常轻蔑地说他是“一个没有进过军事学院的指挥官”，这是我同其他德国将领交谈时发觉的，这批人把这话经常挂在嘴上，以致逐渐被普遍认可。实际上，古德里安在1913年曾转到陆军大学服役，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打断了这个过程，但他在一战中担任过各种参谋职务，而且在1918年，他成为德国总参谋部名符其实的一名参谋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古德里安在一个小型的经过伪装的军事学院当了三年教官，它是在什切青秘密建立的参谋学院。“所以我谙熟总参谋部的参谋作业，并了解其中的弊病。”如果说古德里安不适合担任总参谋长，不是指他的知识，而是指性格和气质，他在1938年的装甲军军长职位上发挥的作用，很可能要比六年后担任的总参谋长大得多。

1938年11月，古德里安改任机动兵总监，在这个位置上，他作为监督者可以对这个兵种的建设制定各项政策并给予指导。在战争爆发前的九个月任期中，他加快了组建装甲部队的步伐，但对整个德军的现代化没能产生更多的影响。他发现总参谋部对于自己的兵种更多地是遏制而不是支持，他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对于装甲部队，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奇在战前早就表示理解，当时他担任驻莱比锡的第４集团军司令，该集团军编成包括摩托化和机械化部队，勃劳希奇没有百分之百地使用这些新兵种，因为在机械化作战及战术方面，他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他喜欢自己亲自驾驶车辆。总的来说，勃劳希奇不拒绝军队摩托化。相反，哈尔德是旧军校出来的军官，一切墨守成规、按步就班，不追求新意，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装甲师。在他的头脑里，步兵现在以至永远都是战场上的主角。”

当战争到来时，古德里安对这个重返战场的机会感到愉快，因入侵波兰的需要，他被任命为一个装甲军的指挥官，隶属包克的“北方集团军群”，但大部分坦克分配给了龙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古德里安一开始便发现自己的装甲军仅有一个第3装甲师，师长是盖尔·冯·施韦朋堡(Geyrvon Schweppenburg)，他在1933年～37年担任德国驻英国使馆武官，曾是古德里安的上级。直到1938年，古德里安任装甲军军长时，施韦朋堡成了他的部下。这两个人脾性相同，意志坚强，坚持己见。他们之间很快出现不和，摩擦自然也就产生了。波兰战役开始时，古德里安只有一个装甲师，却发挥了他全部的思想和主动精神。在这种情形下，要排除来自师级指挥范围的障碍是困难的，施韦朋堡居然直截了当地要求古德里安管好军长份内的事，别超出自己职权范围。在切断波兰走廊后，古德里安得到另一个装甲师的加强，他率领这两个师完成了从东普鲁士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Brest-Litovsk）的长驱直人，向南插到波军后方，这是致命的一击，也是一个卓越的军事行动。

波兰战役后，大多数坦克手都希望在进攻法国时，古德里安出任装甲部队最高指挥官，当负责阿登突破的最重要的“装甲集团军”由冯·克莱斯特(Kleist)担任指挥时，他们再一次感到了保守派的偏见。但古德里安这次负责指挥先头部队，这是一个强大的装甲军，由三个装甲师组成（其余装甲军都由两个装甲师组成——译者），古德里安率领这个装甲军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叹为观止的战略突破，圆了他多年的美梦——运用装甲部队切断对方所有退路，达成深远的战略贯穿，创造了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充满戏剧性的法国会战在第二部分的章节里已经作了叙述，这里不妨再花点笔墨。值得一提的是古德里安对龙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的评价，这不仅可以为他的这两位上司提供一个有价值的间接说明，还能间接地显示：当古德里安遇到能理解他的上级时，他并不象自己常常描绘的那样，是个“难弄的部下”。“费尔德·马歇尔·冯·龙德施泰特具有非常好的战略头脑，他也许是我们最好的战略家。他喜欢骑兵甚于装甲兵，但他不象其他人那样阻碍装甲兵发展，他性格中的骑士精神令人感到在他手下工作是件非常愉快的事。即使他不采纳部下的意见，也会解释并安排时间来讨论。他甚至对希特勒也敢于表明自己的观点，后者对他为人正直表示尊重。费尔德·马歇乐·冯·克莱斯特也是一位品格高贵的人，战争开始时，他一点也不喜欢装甲兵，但在作战过程中，他改变了过去的看法，并且学会了使用装甲兵种的方法。”

古德里安战前的几位部下曾向我表示：尽管古德里安在其他方面值得称道，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权衡各种意见以及适应高级指挥方面，龙德施泰特和克莱斯特比他高出一筹。他手下的一位军官评价道“古德里安缺乏让人理解、接受自己观点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才能，这是一个统帅应有的、也是最重要的品格。”“他天生不具备耐心听取部下和同僚意见的素质。他在发布命令或作出决定之前，他会制止他们发表不同意见。他是一个强悍的‘骑手’，个人技术完美无缺，但他缺乏一种智慧和心理洞察力，使他不能进入‘马’的精神世界，在第一流的比赛场合，对驾驭‘马儿们’的骑手来说，这是一种必备的本领。虽然如此，作为德国装甲部队的组织者和专业领导人，古德里安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评论虽说出自公正的人们之口，有一点应该提一下：这些人都是从前的骑兵，我没有从早期反坦克派人士那里听到对古德里安类似的批评，这些人士曾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以致日后同他们相处时，古德里安显得特别地不耐烦，就象霍巴特在英军中的情形那样。

另外，在仔细考察了法国会战的各种环节后，有一点已非常清楚：最大限度地利用色当突破，把它变为决定性的一击，这主要归功于古德里安，如果没有他，就不可能有人态度鲜明地坚持这个战略性决定的关键要点。他的上司们甚至希特勒都顾虑重重地跟着他的思路走，而且都在考虑是否应该制止他前进，但古德里安却“挣断绊羁、脱缰而出。”就象赛马到了最后一圈，古德里安准备向敦刻尔克发起最后冲刺时，却被他的上司们拦住了。虽然这个“停止命令”没有直接影响法国会战的结局，结果却让英军趁机渡海逃生。

古德里安对龙德施泰特的高度赞扬表明：他虽然性格急躁却明白高级指挥的许多问题，而且他有着开阔的胸怀，当他评价同他一起发展新兵种、新观念的同事时，这一品质也得到体现。（在记述自己如何形成装甲战新观念时，他如实地承认自己从英国军事思想里汲取了多少多少东西，把自己描绘成是他们的“弟子”。很少有人在运用一种新思想取得如此辉煌成功后，有如此阔大的胸襟承认成功的思想源泉，尤其是承认制胜的源泉来自一个敌国。）

古德里安谈到俄国战役时微露抱怨，这一迹象更值得注意。他的许多同事、甚至包括装甲兵以外的许多军官都感到：194１年的俄国战役中，最致命的错误是最高统帅部没有使用一年前在法国的作战方式，让古德里安甩掉步兵集团，单独率装甲部队冲向莫斯科。有关俄国战役的详情在第16章叙述。

尽管古德里安心燥气浮的性情注定要倒霉，但在同部下相处时却一点不改。施韦朋堡的言论值得重视，何况两人早年曾发生争吵，就更值得参考。施韦朋堡谈到俄国战役时说：“我的装甲军是古德里安装甲集群的组成部分，在向莫斯科进军中，我始终担任先头部队。由于古德里安的参谋长为人随和、干练，以及古德里安本人亲临前线指挥所，展示了对部下的关怀，因此在每天都发生苦战的6个月里，我们没有吵过一次架。”施韦朋堡详细讲述了古德里安“领导能力的成熟”，而其他参加苏联初期作战的部下也有同感。

正当古德里安开始证明自己逐渐适应高级指挥时，他因同希特勒发生冲突而运气不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古德里安经常被人指责为鲁莽轻率、胆大包天，但这次却坚持谨慎态度，顽强地拒绝希特勒叫他在冬季到达莫斯科后方的要求，而战争一开始时，古德里安不顾一切冲向莫斯科的要求遭到希特勒的拒绝，并因此丧失了击败苏联的最好机会。

我在听到古德里安自己讲述这场“争吵”之前，已从其他将领那儿听到几种描述，他本人讲得比较干脆：“1941年12月20日，在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司令部里，我花了5个钟头同希特勒讨论局势，以便将我指挥下的第2装甲集团军的处境报告于他。当时我部任务是从南面和西南方向包围莫斯科，并向高尔基城推进（该城位于莫斯科后方300英里处），鉴于部队状况和后勤能力，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我试图说服希特勒，我的报告情况属实，但没能成功。我获得这样的印象：来自前线的报告不能改变他的顽固态度。我建议他应该信任自己的作战参谋军官，并任命来自前线具备最新经验的人作他的参谋人员。接见完毕后，希特勒对凯特尔说‘我还没能说服这个人’。几天后，冯·克卢格元帅代替冯·包克元帅出任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卢格指责我不服从希特勒不准从图拉向苏夏—奥卡阵地继续撤退的命令。尽管那年冬季非常寒冷，但我们能够守住半设防的苏夏—奥卡阵地。克卢格的指责是错误的，但他给希特勒的报告却足以导致我被解职。1941年12月25日，我在前线司令部被免职。”这一纸命令对于古德里安（希特勒大部分胜利应归功于他）来讲，真是一张“无情的圣诞贺卡”。

1943年2月之前，古德里安一直被投闲置散，希特勒请他重新出山后，任装甲部队总监，负责斯大林格勒惨败后，德国装甲部队的重建工作。1943年6月，一些瘫痪的装甲师得到重建，装备接近了原来的实力标准。继而在流产的库尔斯克攻势中，希特勒滥用这些新组建的装甲师，以图最后一搏，这对后来继续抵抗俄国人进攻潮流的可能性，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当总参谋部一些措施与装甲战的可能性不相符合时（这点已被一再证实），我对作战的影响仅限于偶尔向希特勒作几次汇报。”

1944年6月，德军被赶出苏联，德国面临崩溃，希特勒任命古德里安为德军总参谋长，他的职业军人的最后生涯以及德国人为生存作困兽之斗的情形，将在第七章详述。

怎样评价古德里安的品质和影响？在结束本章之前，让我们来听听两位重要的德军军官评语，他们与他共事很长一段时间，因此也就特别胜任此事，尽管我遇到过一些对古德里安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人，但我还是选择了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属于那种极富批判精神的人。

一位是施韦朋堡，他曾坦言与古德里安有过冲突，他的评语言简义骇：“德国装甲部队的变革百分之六十应归功于古德里安。他是一个雄心勃勃、勇敢、热爱士兵并为士兵所爱戴的人；一个性急、果断、对部下要求严厉、具有真正人格（因而结了许多冤家）的人；一个直率（甚至对希特勒亦如此）、非常优秀的、称职的、富有进取精神的教官。如果有人提出创造性的建议，他百分之九十五会说：‘好吧，马上就干’。”

另一位是曼陀菲尔，德国装甲部队指挥官里最年轻、最卓越的后起之秀，他认为：“最早把坦克引进部队，把它作为作战手段的是古德里安，而不是总参谋部。我在军事部门任职期间（装甲兵监察员），对他为使用这种作战方法而奋争的过程非常清楚。用一句恰当的话，这一新的作战方式是他个性特征的写照，这种新作战方式在战争期间的成功应归功于他。”

“他坚决主张坦克应作深远的突破。突破一旦达成，不要太注意自己暴露的两翼，这种观点至少在战前是独一无二的，甚至成为坦克指挥官后，他在无数次战斗中和无数次会议上向他人灌输这一观点，”

“如果说古德里安在实践自己的理论时不总是成功的话，原因是有如此多的保守派军官以不信任的态度同他打交道，而他必须花很大精力同他们抗争，这些人对坦克战不是略知皮毛，就是一窍不通。”

“他是我们装甲部队的缔造者和大师级教官，而且我要特别强调这个词——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