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中国建交，英国人抢了先机

步天涵谷

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的国事访问结束了中国的孤立状态，即所谓的“改变世纪的一星期”。他常常因此受到赞誉。但是从1949年到这一开端之间，中国确实曾让一些商人和游客走到竹幕之后；英国1950年1月承认了这个人民共和国，因此英国人抢占了先机。

作家帕特里克·赖特在他的新书《通向北京的护照》中详细叙述了这样一个英国代表团应外交部长周恩来的邀请所进行的访问，代表团成员包括英国政界和文化界名流。虽然这个代表团并没有自称改变了世界，但他们的访问非同凡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留下了外国人对一个仍然藏而不露、鲜为人知的新社会的一些印象。

那年夏天，从希思罗机场飞往中国有好几拨英国人，第一个是前首相艾德礼率领的工党议员和工会领袖代表团；第二个工党代表团包括更多议员、工会会员和科学家，以及至少一位“老派的右翼人士”。哲学家A·J·艾尔是其中一批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当被问到去中国的目的时，他们干巴巴地回答说他们代表着英国艺术和科学界对中国的“友好”。

代表团成员对新中国的印象各异，从敬重到深为怀疑，不一而足。共产党在减少经济不平等和保护中国历史方面取得的进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他们热衷于搞大阅兵让有些人感到扫兴。

他们对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位领导人的看法则非常接近，简直可以说“充满敬畏”：周和毛经常被比作林肯、克伦威尔和罗伯特·E·李(美国南北战争时的著名将领———本报注)。代表团成员们对饱受几十年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也表示赞许。身为医生的伊迪斯·萨默斯基尔议员写道：“今天那里忙忙碌碌的状态和对工作的热情是他们在以实际行动向昔日臃肿、懒惰的闻人达士作出的回答。”

这种乐观情绪来自这样一群书生气十足的开明人士也许并不那么出人意料。然而，中国似乎施加了一种诱惑性的影响，结果就连艾德礼这样的坚定反共人士，一旦在宫灯之下端起茅台酒，也软化了立场。艾德礼访问后在香港对记者说，中国政府“清廉拒腐”和“推行自己信仰的基本原则”的强大干劲“深深打动了”他。

这种尊重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英国左派人士希望看到新中国取得成功的强烈愿望。在残忍和腐败的蒋介石政权垮台后，毛的“农民改革家们”就像具有社会主义美德的代表。赖特还发现，英国人对于太急于迎合战后美国的政策有一种不安；不只是英国左派希望觉得自己的国家“在世界的更大范围仍可发挥领导和自主的作用”。同中国和平共存是对苏联采取绥靖政策和与美国一样担心共产党蔓延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

但是在其恶意批评者看来，英国代表团只不过被共产党的歪曲说法欺骗了。《每日邮报》大肆嘲笑“英国人容易上当受骗”；美国观察家指责艾德礼“被人当成傻瓜耍了”。代表团的成员们似乎就是另外一帮“有用的白痴”，就像20世纪20年代访问苏联的人被新政权的红色宣传所蒙蔽一样。

然而，赖特认为，英国人对竹幕后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那么天真。有一个报告将共产党发动这样的群众性运动比作开关水龙头。

那么为何会对中国大胆表示赞赏呢？有些代表团成员似乎就是被他们东方之旅的异国风情所迷惑。其他人，正如俄国革命或法国革命的早期崇拜者一样，沉迷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实验性的新社会已经存在———坚强的意志让理想变成了现实。

然而，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今天很容易忘记的是，1954年中国的政策比苏联温和得多。毛泽东执政头五年，遏制通货膨胀和土地所有制改革是他的主要任务，而且他在这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因此，即使在铁幕继续降临在整个东欧时，有实实在在的迹象显示中国可能是个例外。

这些到中国访问的英国人，其中很多人对毛的中国一厢情愿的理想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破灭了，如同当初生出这样的看法一样快。他们笔端留下了苦乐参半的回忆。赖特的书提醒人们，有一个时期，这个人民共和国似乎充满各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