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

步天涵谷

脱离德国的萨尔人为何选择希特勒

萨尔布吕肯市的规模还不及中国的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大，却是萨尔州的首府，我的房东老头就是个“二战”老兵。他曾经作为坦克兵在北非和英军打过仗，战后成了个兵器迷，客厅的书橱里满满地挤了一排都是记载“二战”德军武器装备的彩色画刊。周末时我经常和他一起聊天，混得比较熟，从他那里我了解到萨尔区在历史上带有传奇色彩的归属故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通过《凡尔赛和约》将萨尔区从德国一刀割走，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但实际上是由法国控制着该地区的经济。1935年1月，萨尔区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来决定该地区到底应该归属哪一个国家，结果是90%的公民赞成归属纳粹德国。法国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萨尔区离自己而去。


萨尔区的老百姓没有料到，他们的这次选择会导致一场灾难。“二战”中，萨尔区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战争结束后重新被法国兼并。


1956年10月，萨尔区再次祭起全民公决的大旗来决定自己的归属，结果矢志不移的萨尔人又一次选择了德国。


两次脱离德国又两次选择德国，萨尔区民众的“回归”之心可谓执着。其中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萨尔区在1935年的那次选择。当时纳粹登台已经两年，德国的国力迅速恢复，其周边各国渐生畏惧，避之惟恐不及，而大批的萨尔人竟然会用公投的方式主动投入第三帝国的怀抱，足见其对纳粹政治的认同程度。


我问那位老兵房东：“希特勒做恶到如此程度，你们这一代人为什么就不抵抗呢？”


老房东反问道：“为什么抵抗？因为失去自由？因为建立了集中营？还是因为政府和犹太人过不去？都不会的。你看，直至‘二战’，德国的传统里还没有出现过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老百姓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是纯物质的。去追求法国式的自由精神？对不起，德国更相信强人。希特勒从上台到发动战争，一共准备了6年。在这段时间里，德国的经济大翻身，‘一战’失去的主权被一个一个地夺回来了，工人的利益通过最低工资的规定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推行得到了保障。民众对这个政府的满意导致了极度的信任和崇拜，在这种情况下，把大众行为引向战争的歧路就不困难了。何况德国历来就有爱打架的传统。”


在第三帝国，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抵抗运动是根本不存在的。


1995年，德国媒体所做的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可以给老房东所讲的这番话做一个注脚：战争过后50年，居然仍有1/3被询问者认为“纳粹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坏事，可惜它选择了作恶”。由此不难想象当年的反纳粹活动会是何等孤立和艰辛。正如哈摩斯坦博士所说，那是一场“没有人民的抵抗”。

佐尔格是英雄还是叛徒


在采访埃森的一位老兵时，我们曾谈论到一个很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如何评判德国籍的苏联间谍佐尔格的民族立场。


老兵说：“1941年入冬的时候我们到达了莫斯科城外，在那里我们遭遇到了从未见识过的严寒，不用说打仗，我们连行动都已经很困难了。您知道这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注视着他，等待他自己端出答案。


他说：“一个德国的卖国贼帮助斯大林打退了我们！他就是《法兰克福报》派驻东京的特派记者，佐尔格，他是个苏联间谍。这家伙本事大得很，在德国大使馆里还能搞到自己单独的办公室。就是他，在1941年10月把日本不准备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传给了斯大林，结果促使斯大林下决心把放在西伯利亚防备日本入侵的11个远东主力师（共25万人）一下子调到了莫斯科战场。这些部队装备精良，彪悍凶猛，擅长在严寒条件下作战。他们一加入莫斯科会战，我们这些快冻僵的人马上就支撑不住了。所以，没有他，苏、德战争的历史有可能会改写，更多的德国人就能够活下来,我说的还不只是士兵能活下来，还有很多德国老百姓。俄国人保卫自己的国家没有过错，我恨就恨佐尔格这样的民族败类。”


佐尔格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德籍的苏联高级特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岁的他自愿报名加入德军，在1916年的西线的一次炮战中被炸伤，在疗伤期间他开始阅读德共的读物。战后的10年间，他一共加入了3个政党：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5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29年加入纳粹党，其中纳粹党员的身份是他的政治伪装。他在“二战”时的真实身份是共产国际派驻日本的间谍。从1939年“二战”开始到1941年佐尔格在日本被捕，他总共向莫斯科发送了141次电报。


1941年，他向斯大林传递了两份对苏联命运来说无疑是生死攸关的重要情报：一次是在德国进攻苏联前22天他在发给莫斯科的密电中称：德军将在6月22日进攻苏联；另一次是在莫斯科会战初期他通知苏联情报部门说，日本不会发动对苏战争，因为日本将在几周内对美国开战。斯大林相信了佐尔格的第二份重要情报，从西伯利亚调11个远东师到莫斯科发起了‘加里宁战役’，德国的闪击战就此止步。


我对埃森的那位老兵说：“佐尔格是一位改写了世界历史的出色特工。他送去的情报对于苏联卫国战争的进程来说太重要了。”


“他救了俄国，却毁了自己的国家。”老兵愤愤不平地说，“这样的人永远得不到德国老百姓的谅解。”


这次谈话后，我又征求过几个德国朋友对佐尔格的看法。这些朋友的思想并不右倾，且全都有着鲜明的反纳粹立场，但从民族情感上说，他们谁也接受不了佐尔格，其中态度最温和的一个人对佐尔格的评价是：他是一个使自己民族几乎灭种的卖国者。我提示说：“这话应该放在希特勒身上。”对方答道：“那是。可背叛者永远是背叛者。”


1944年11月7日，49岁的佐尔格在日本被处死，罪名就是背叛德国。


事实上，把佐尔格说成是“德奸”是有失公允的。他的生命是德国父亲和俄国母亲共同造就的，他的出生地是曾属苏联的巴库（现属阿塞拜疆共和国）。到年满3岁时，具有一半俄罗斯血统的佐尔格才随父母到了德国。如果以出生地确定国籍归属，佐尔格应该是俄国人，而他在一战期间参加德军对抗协约国之举就要算是“俄奸”行为了。


佐尔格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永远不可能成为一座丰碑。但他却被前苏联在1964年追认为苏联英雄。在莫斯科，至今仍竖立着他的塑像。在战后由苏联控制下的东柏林、德累斯顿、马格德堡、莱比锡、耶纳、卡尔马克思城（凯姆尼茨）等东德城市也曾纷纷用佐尔格的名字来命名街道和学校……

谁是德国人心中的英雄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德国人才算得上是大众心目中的“二战”英雄呢？


2003年夏季，德国电视二台在民间组织了一次对“100个最伟大的德国人”的民意调查。共有150万德国人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伟人选举”。这次活动的结果是意味深长的，因为通过这个由德国人自己选出的德国英雄的排行榜，人们无需任何语言的解释就可以洞察这个民族的历史价值观。


在占据英雄榜前5名的德国人中，有3位与“二战”有关：


1.阿登纳——反纳粹的官员，领导战后德国重新崛起的联邦德国首任总理。


2.马丁·路德——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和现代德语的奠基人。


3.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创始人。


4.朔尔兄妹——慕尼黑地下反纳粹学生组织领袖。


5.勃兰特——反纳粹的民主斗士，战后促成德国和东欧和解的联邦德国第四任总理。


朔尔兄妹对很多外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他们在德国民众来说却是一块永远的心碑。


1942年的后半年，朔尔兄妹伙同哲学系教授库特·胡贝尔发起成立了一个大学生反纳粹地下组织。这个组织和汉堡、弗莱堡、柏林、维也纳等大学的地下组织合作，连续制作和散发传单，揭发纳粹迫害犹太人、发动侵略战争和误导青年的罪行。他们的组织叫做“白玫瑰”，主要负责印制和传播这些反纳粹传单。


“白玫瑰”小组在被秘密警察破获之前，一共制作和散发过6批传单，最大的印量达到了9000份。这些传单不仅出现在慕尼黑建筑的墙上、电话亭里、路边的汽车上，还通过在其它城市的地下组织传到了科隆、斯图加特、柏林和维也纳等大城市。在纳粹独裁政权控制下的一潭思想死水里，“白玫瑰”小组的反纳粹传单像一颗颗巨型炸弹不断在德国掀起巨大波澜。


第一批传单指出：“对于一个文明的民族来说，最大的耻辱就是不加反抗地听任一个不负责任，带有阴暗动机的统治集团的领导……”


第二批传单揭示了纳粹大批屠杀波兰犹太人的事实，并指出：“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玷污人类荣誉的最可怕的罪行，一种在人类历史上从无先例的罪行……”


第三批传单号召德国人民起来破坏纳粹的战争机器。


第四批传单向独裁者发出了战斗宣言：“我们不会沉默，我们是被你们仇视的德国良知，白玫瑰不让你们有片刻安宁！”


第五批传单提出了在德国开展反纳粹运动的系统程序。


第六批传单是“白玫瑰”小组被秘密警察破获前的最后一批传单，在1943年2月中旬印制完成。鉴于战争形势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出现了不利于德军的转折，传单中号召德国人民行动起来推翻纳粹政权，建立一个具有新思想的欧洲。


1943年2月18日，朔尔兄妹来到慕尼黑大学散发第六批传单。上午11时，正当妹妹索菲在学校的日光大厅抛洒最后一批传单时，她被校方的管理人员发现并捕获。兄妹两人很快被交给了秘密警察。根据盖世太保的审讯记录，朔尔兄妹在被捕后一直试图保护“白玫瑰”小组的其他成员，坚称自己就是负责人。妹妹索菲异常冷静地说：“我们所说所写，正是很多人的所想，他们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


4天后，慕尼黑的纳粹“人民法庭”以卖国亲敌、准备谋反和试图摧毁国防力量三项罪名正式宣判朔尔兄妹死刑，当日下午5时，朔尔兄妹两人和另一个“白玫瑰”小组成员在监狱里被处死，死刑的执行方式是砍头。操作断头设备的执行官是在一生中行刑逾3千次的德国第一刽子手莱歇哈尔特。此时妹妹索菲·朔尔22岁，哥哥汉斯·朔尔25岁。据称，小伙子在走向断头台发出的最后声音是一句被无数人喊过的口号：“自由万岁！”此刻，这个口号产生出了最感人的力量。


后来人们在整理妹妹索菲·朔尔留下的信件和日记时发现，姑娘最常引用的是法国哲学家马玛利的一句名言：“人要有坚硬的精神和柔软的心”……


朔尔兄妹用他们的鲜血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打破每一个人都在等待别人先开始的怪圈。他们是悲哀的，因为民众并没有跟随他们未竟的事业。他们也是幸运的，因为战后的德国人终于把他们认定为正义的象征和德意志民族的伟人。朔尔兄妹的事迹和精神纵然可歌可泣，但我还是对他们在德国人民心目中所占分量之重而大感意外：居然仅仅有3位具备世界级重量的德意志伟人排在了他们的前面，而德国历史上众多声名显赫，业绩卓著的大人物如歌德、俾斯麦、爱因斯坦、贝多芬……则一律排在了这两位因印发反纳粹传单而丢掉了性命的大学生的身后！


在“100个最伟大的德国人”排行榜上，还有另外3个引人注目的反纳粹英雄：


前德国总理勃兰特——排在第5位。


作为一名反纳粹的战士，他曾在“二战”期间被希特勒下令追捕，被迫流亡海外。1970年12月7日，他作为德国总理做出了一个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元首都没有做过的事情：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个当年反纳粹的英雄代表他有罪的国家双腿下跪了。这一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完全不在事先安排程序之内的惊人之举感动了世界，在场的德国代表团的男子汉们都流下了眼泪……


辛德勒——排在第37位。


他曾是坚定的纳粹党人兼战争投机商，但在看到纳粹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后，强烈的震撼激发了他的反思和良知。他开始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对抗纳粹，那就是通过贿赂纳粹军官把大批犹太人安排进他的工厂去工作，从而保护了1100名犹太人的生命。辛德勒死后被犹太人作为“36名正义者”之一厚葬在耶路撒冷。


施陶芬贝格——排在第49位。战争后期，一部分清醒的军人知道，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是不可能投降的。另一方面，战局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德国如果顽抗下去就只有彻底毁灭。要救德国于危亡，除掉希特勒是惟一的办法。一个人的生死关乎到一个民族的存亡，这个现象只有在一个高度专制和集权的社会里才会存在。1943年10月，德国军内的抵抗运动组织终于找到了一个最理想的行刺希特勒的人选——在陆军担任后备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有资格参加最高军事会议的施陶芬贝格上校。1944年7月20日，上校在东普鲁士狼堡参加希特勒主持的军事汇报会，寻机将一个装有定时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希特勒脚边的会议桌下，随后他离开了会议室。但这个皮包被人移开了一段距离，导致厚厚的橡木挡住了炸弹的威力，希特勒只受了一点轻伤。事后，纳粹立即成立了“720事件特别委员会”，追究和惩罚军内的抵抗分子，致使德军内部的地下抵抗组织几乎全军覆没……


用这些人物对照佐尔格在德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战后的德国民众敬重自身体系中的反纳粹斗士，却无法接受站在敌对体系中反纳粹的德国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南德的一个老兵曾向我作出了他的解释：“是英雄还是背叛者，关键要看他是站在德国民众的立场上抵抗纳粹，还是站在敌对国的立场上抵抗纳粹。后者首先伤害的是自己人。”


自发的民族感情和对英雄的合理认定，这两者并不是永远相重合的。尽管如此，德国大众的价值观还是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日本的“精英”们不是无止无休地参拜供奉着“二战”罪犯牌位的靖国神社，而是把日本的反法西斯人士认定为大和民族的英雄，那么日本还能是今天之日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