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评30年来中国崛起：富强已至 文明还远

刘恒宝

2011-01-14
  原文编者按：30年来的中国，实现的只是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实现文明的崛起

本文摘自《中国改革》2011年第1、2期，作者：许纪霖，原题：《富强已至 文明还远》

一个世纪的开端，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往往不是从自然年算起，而是从某个重大历史事件开始。20世纪是从1914年的“欧战”爆发开始的，那么，21世纪的开端在哪里？若干年后回头看，很有可能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危机逐步改变着世界政治的格局，出现了一个新的变量：中国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公认的事实。然而，我们要追问的是：中国的崛起，是什么意义上的崛起？是富强的崛起，还是文明的崛起？

富强如何压倒了文明

30年来的中国，实现的只是富强的崛起，还没有实现文明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资料，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就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因此，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强国梦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30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

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但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超英赶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30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

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上，却前仆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练，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马丁·雅克《当中国统治世界》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式富强的胜利？西方人届时会否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堕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含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于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内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

今日的中国人，比这个时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纪的西方人，表现出欧洲早期工业化时代欲望强烈、生机勃勃、冷酷无情、迷信物质力量的布尔乔亚精神。当世之国人，与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老祖宗比较，在精神上恍若异种。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

现代性中的内在野蛮性

富强与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素。所谓富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则是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内含了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在欧洲的现代性历史过程之中，富强与文明是同时展开的两面。富强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生产与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使得人类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能够创造出比过去所有历史的总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质财富。文明则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此发展出现代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缺乏富强的现代性仰仗各种现代神话，其实是一种虚弱的、贫乏的宗教/道德乌托邦，而没有文明的现代性则是可怕的、具有内在破坏力的蛮力。富强与文明，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两面；它们满足了人性深处世俗欲望与精神超越两个矛盾性的追求，是心灵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会秩序中的现实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