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为何说：得明人书百卷 不如清人书一卷

刘恒宝

2010-10-29 10:25  来源：凤凰网
文章摘自《北京城市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作者：于逢春

摘要：19世纪后期以降，伴随着日本社会的近代转型完成，其历史研究也从经学的附庸，蜕变为独立的近代学科。至少包含有训诂与文字学、考据学、文献考证学、科学史学四个方面的日本史学传统研究方法，被运用到中国历史，特别是清史研究中，从而取得了巨大成果。

关键词：日本百年；清史研究；汉学；中国学

一、引言

如欲厘清日本百年来的清史研究状况及其成果，应首先看看日本的汉学、中国学，特别是史学研究的传统。日本的汉学、中国学及其近代史学源流问题，周一良、严绍璗与钱婉约等早已予以开拓性研究。①根据周一良先生的研究成果，日本史学的传统研究方法，至少包含有训诂与文字学、考据学、文献考证学、实证学四个方面。

首先，关于训诂与文字学。江户时代（1603～1867年），德川幕府将中国的近世儒学作为其官方意识形态加以提倡与推行。为此，日本不但大量地输入汉籍，并且大量地加以翻刻。这些翻刻的汉籍（和刻本）多附有训诂，以利于日本学子研读。同时，对未翻刻的汉籍，则需先学习古汉语，亦即所谓的“小学”，然后直接研读。训诂与小学的进一步发展与融合，经过伊藤仁斋(1627～1705)的提倡与实践，产生了古义学派。仁斋著《童子问》、《语孟字义》等书，主張“道”是“人伦日用之道”，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为了悟道，必须从古文字即小学出发研究儒家原典。但这些在徂徕学派创始人狄生徂徕（1666～1728）看来，还是有缺陷的，还远远不够。他认为，经过“和训”的所谓经典的原意也许只是和训者个人的理解，而与经典原义相乖离。为了能够切实地读懂经典，他主张以经典文本的发音和语调，按照文本的语序来阅读，即把经典文本的语文当作自己的母语来使用。在《辨道》和《辨名》等著作中，徂徕通过归纳法来解释汉语古语古词的本来含义。②因此，徂徕学派又被称为古文辞学派。由于这两个学派都认为，欲要解读“六经”必须研究古文辞学，因此，尽管其学术观点有所差异，但均被时人与后人称为“古学派”。古学派不仅主张通过训诂学从表面理解中国古典，还要求须具备运用中国文字语言的能力，亦即按照中国思维方式进行思维。这种主张，就是数百年来日本学者研究外国事物或历史，必须精通研究对象国的语言的学理依据。

与此同时，为了研究宋学，乾嘉考据学被移植到了日本汉学研究之中，并因此催生了日本考据学派。该学派以皆川淇园（1734～1807）、太田锦城（1765～1825）等为代表，对日本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太田锦城有“得明人之书百卷，不如清人之书一卷”之叹。因为明代盛行朱子学、阳明学等，许多学者经常谈些虚无缥渺的“理”、“气”等，写八股式文章，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而清朝人注重考据，著书为文有根有据。“清学”（考据学）传到日本并形成日本式考据风格之后，这种“实证的学风逐渐风靡于学术世界”直至今日。③对此，日本汉学大师狩野直喜（1868～1947年）有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文史研究，其性质实系“清学”（考据学）之评。正因为如此，周一良认为“今天日本研究中国史的论著，首先继承了中日双方的考据之学的传统”。④

第三，江户时代的国史学派学者开始摆脱以往的用神道思想来阐述日本古典文献的传统，主张用实证主义精神来研究历史，水户学派的诞生标志着这种转变的完成。1657年，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0）开创水户学派、主持纂修《大日本史》，历经250年编写不辍，至1906年完成皇皇397卷巨著。该书用子注方式逐条注明史料的出处，奠定了日本实证史学传统之基。另外，本居宜长（1730～1801）、塙保己一（1746～1821）、伴信友（1775～1846）等皆以考订日本古典文献著称，他们主张调查史料，详尽占有材料，其研究成果与乾嘉朴学几无二致。同时，国史学派学者尽可能摆脱儒家史观，如在“事”与“理”的取舍上，贺茂真渊坚持：“所谓‘理’者，皆如死去之物。与天地共行者，惟有‘事’。‘事’乃生生不息者。”⑤

第四，所谓实证学，是德国科学学派，亦即兰克学派的研究方法。1887年，东京帝国大学在文科内设立史学科，聘请德国兰克学派的主要学者路德维希·里斯任教授。里斯通过授课来传播兰克学派严格依据史料以求恢复或接近历史本来面目的学风，为日本近代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里斯的弟子坪井久马三（1858～1936）与白鸟库吉（1865～1942）等，分别在西洋史与东洋史等方面发扬光大并实践了兰克学派的学风。在里斯的影响下，东京帝国大学于1888年成立了日本第一个具有近代意义的“史学会”，翌年，该学会开始出版《史学会杂志》（1893年改名《史学杂志》），120多年来，该杂志绵延不断地刊载日本史学研究者的论文，未曾一时中断过。

那么，具有如此史学研究传统的日本史学研究者，是如何研究清史的呢？关于日本的清史研究状况，山根幸夫、神田信夫、阎崇年等予以较详细的评述。⑥本文拟在上述诸位先生及其它先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日本百年来清史研究的基本状况。

二、东洋史学科的确立与清史研究的地位

中国典籍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到了江户时代，以朱子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成为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汉学作为一种自觉的学术活动也在江户时代臻于烂熟。明治维新以降，伴随着日本“脱亚入欧”国策的实施，中国经典走下了神坛。日本学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从以往的敬畏、仰视，特别是价值观上的无条件认同，走向理性，汉学被作为一种可以用理性主义态度和实证主义方法予以研究的对象，而不是顶膜礼拜之物。与这种变化相适应，以往的汉学，也被用“东洋学”或“支那学”替代之。历史学自然被包含在“东洋学”或“支那学”之中。

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的近代学科，是19世纪晚期之事。当时，伴随着日本社会的近代转型完成，其历史研究也从以往经学的附庸，蜕变为独立的近代学科。根据钱婉约的研究，当时日本是把世界史一分为二，即分别将其纳入“东洋史学”与“西洋史学”范畴加以区分与研究的。⑦就“西洋史学”而言，其范围囊括了古代埃及、古代两河流域、古希腊罗马与中世纪以降的欧洲、近代以来的美洲及其欧洲列强在亚洲、大洋洲的殖民地的历史。与“西洋史学”相对应的“东洋史学”范畴，是以中国通史为中心，旁及日本以外的东亚、南亚、中亚的部分地域史，或断代史或专题史。

有意思的是，与中国习惯上称呼日本为“东洋”相反，日本自江户时代以降，一直称中国为“东洋”。这种“东西洋”称呼，起因于17世纪以来，伴随着传教士的东来，特别是与荷兰等交往的增多，万国舆图在日本出现，日本对中国以外的欧洲也渐渐有所认识，于是，他们便用“西洋”这个名词称呼那些处于南海以西的欧洲诸国，而且逐渐地赋于“西洋”这个地理名称以文化上的寓意，即一种与汉字文化、儒教与佛教异质的文化范式和社会形态。这样，“西洋”在17世纪之后的日本人意识中，便逐渐由“南蛮”、“红毛”之域，衍化成一个具有人文意义的范畴。与此同时，日本人则把中国以及位于中国周边的东亚诸国，对应地称之为“东洋”。无疑，此时的“东洋”，也被赋予文化上的意义，即所谓“东洋”，实际上是指除日本以外，以中国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