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风险的情报工作：上海弄堂里的中共秘密电台

文卓

最早的地下电台

1928年夏，为了加强中央同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党中央决定建立电台，在特科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当时党内还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中央一方面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中选派人员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加国际无线电训练班，一方面在上海选派优秀同志开展此项工作。这年11月，领导特科的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派李强、张沈川等人分别研制收发报机器，学习收发报技术。

李强此时在中央特科负责秘密交通工作，他在大学是学土木工程的，因此组织上让他去学电台业务并研制机器。对李强来说，一切需要从头学起。他到街上买了美国大学用的有关教材，进行系统的自学，他还到上海的无线电工厂偷着学。在当时博物院路（今虎丘路）上有一家大华科学仪表公司，李强设法把他们的产品搞出来，一面解剖，一面学习。李强还以无线电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同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商人交了朋友，从他们那里购买了制造电台所需要的零部件和材料，然后躲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无线电杂志》上的线路图样，同张沈川一起，先组装收报机，再组装发报机。

张沈川是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此时正担任中共法南区委所属法租界党支部书记，他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老西门蓬莱路有一所“上海无线电学校”的招生广告，便用张燕铭的化名去报了名。在无线电学校结业后，张沈川又在第六军电台当了两个月的实习生。

1929年春末，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一幢石库门房子内，李强他们终于成功地组装了第一部电台。这台机器虽然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但这是中共拥有的第一台无线电通讯设备。组织上从各地选调了近十名青年党员来学习收发报，为建立地下电台作准备。当时上海白色恐怖十分严重，李强他们便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一个一个上门去教。第一个学生是黄尚英，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她原来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过一些电台业务。此后参加学习的有王子纲、伍云甫、曾三、曾华伦、刘光慧（女）、赵荫祥（女）、蒲秋潮（女）等人。为了保密，学员们很少外出，也很少和别人通信，但有时为了防止房东怀疑这些外地来的年轻人为什么没有信件来往，只得自己写信从外面投寄到住处。

1929年下半年，李强两次到香港建立电台，1930年1月，香港电台同上海电台正式通报，拉开了中共运用电台进行远距离通讯的序幕。1930年春天，受过培训的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后来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了国民党的一部100瓦电台，由此建立了中央苏区同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通讯。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国民党特务开着装有定向测试电台仪器的巡捕车，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察秘密电台的方位。为了能使秘密电台生存下来，担任秘密电台工作的同志都深居简出，基本断绝同社会上的联系，一两年才同家里通一次信。他们的收发报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电台功率只有50瓦。有一次，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想试用100瓦功率的发报机，但一按电键，只见电灯光闪动，于是马上停止工作。

1930年2月，福康里电台的隔壁开设了一家妓院，英国兵每天夜晚来来往往，人员复杂。党组织感到这样不安全，于同年5月中旬，将电台迁到了公共租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赫德路福德坊1弄32号，这里比较僻静，两面墙外就是万国公墓，所以比较安全。不久李强又在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兴庆里17号（安吉里11号）、长阳路友邦里东一弄61号、长阳路乾信坊等处分别设立了电台和装配间。
第一所地下无线电训练班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苏区和红军急需无线电人才，为此1930年9月，中央决定采用集中办训练班的方式培养电台人员，于是特科按照中央的决定，在位于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391弄（四成里）12号创办了第一所地下无线电训练班。为了掩护，对外挂“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样橱里摆放了一些待修理的收音机和零件，楼下有工作台、马达、待充电的蓄电池等。训练班由顾顺章领导，实际负责人是李强，张沈川负责报务，吴克坚管组织和财务，方仲如（方廷桢）教电学，并负责学员的政治学习和生活管理。学员是由广东、江苏、湖南、福建省委选派来的。为了应付意外，学员打扮成工人模样，教员则对外称经理或工程技术人员。


尽管作了伪装，但是由于工厂没有对外业务，没有隆隆的机器声，又不进原料，更不出产品，因此秘密训练班开办没多久就引起了敌人的注意。11月中旬的一天，一个自称是自来水公司检修水管的人进厂，到每层楼都看了一遍。过了几天，又有四个样子像“白相人”的人闯进工厂，东张西望，满口流氓帮话，李强出面给了四块大洋，他们才离开。一些同志感到可疑，向组织上反映，要求采取措施。但这时顾顺章还没有叛变，训练班归他管，他来到厂里转了一圈后说不要紧，让大家安心学习，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由此留下后患。


1930年12月17日下午，天下着濛濛细雨，19名学员在张沈川、曾华伦两个教员指导下，戴着耳机，正在二楼学习收发报，突然，六七个侦探破门而入，其中还有一个是外国人，用手枪指着众人，大叫“不许动！”特务在厂里搜查后，将张沈川等二十一人全部抓走。在敌人搜查过程中，学员谢小康乘敌人不注意时将二楼前屋窗帘的右角拉开，这是预先约定的暗号，表示出了问题，这才避免了更多同志被捕。


张沈川等被捕后，大家改名换姓，巧妙地互串了口供，一致说是来上海学手艺谋生养家的。任凭敌人施用了各种刑罚及软化手段，始终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由于敌人没有掌握任何直接的证据，遂将他们转到南京陆军监狱。1931年4月，国民党军事法庭根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其中十七人有期徒刑九年七个月，另外三人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


训练班被破坏后，没有被捕的李强、毛齐华、伍云甫、涂作潮等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仍继续留在上海分散培训人员，建立地下电台，开展党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区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系。

李白来沪设立的第一个电台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周恩来派资深的老无线电人员涂作潮来上海筹建电台，接着又派田保洪为报务员，来上海负责同延安的电报通讯。1937年8月，上海办事处改为公开的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电台由秘书长刘少文领导，报务工作也由从延安调来的李白负责。


根据组织的安排，秘密电台设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这是一幢临街的三层楼房子，房屋的主人单志伊曾当过孙中山的秘书兼日语翻译，同情革命，为人正直，同李克农家是世交，“四·一二”事变时曾经保护过李克农，他的儿子单惠民是个医生。组织上认为由这个家庭作掩护，对设立电台比较有利。


李白住进贝勒路148号，为了隐蔽，他把收发报机装在两只皮箱里，白天同主人家里的皮箱混在一起，到晚上十一点后，再拎上三楼，关紧门窗，挂上双层深色窗帘，换上5瓦灯泡，在灯泡周围蒙上一块黑布，然后把机器打开，开始收发报。为了安全，他把电台的功率从50瓦改为15瓦，因为上海与延安距离遥远，电台功率改小后信号更加微弱，为了能够清晰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李白每次都工作到凌晨4点。通过电台，李白及时向党中央报告了日军的配备情况、侵略动向、国民党军队的防御情况等，同时也传递了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重要指示，为革命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一天，单惠民和他的儿子从外面同来，突然看到一个戴礼帽、穿绸衫的人从楼梯上下来，手里拎着的两只皮箱正好是李白的两只箱子。单惠民见此情形，急中生智，立即上前抓住此人胸襟，啪啪两下给了那人两个耳光，厉声问道：“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那人一下子跪在地上，说是生活困难才来偷东西的。单惠民借机厉声说：“念你未偷成，还不快滚出去！”那人狼狈跑出门外。单惠民立即通知李白不要回来了，接着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李白的两只箱子送走。


1939年5月，组织上专门调来在丝绸厂做工的青年党员裘兰芬与李白做假夫妻，以作掩护，并协助他工作。李白和裘兰芬（此时已改名裘慧英）以“夫妻”名义，在蒲石路（今长乐路）蒲石村18号住下，开展秘密电台工作。


1940年冬天，党组织为了让李白学会自己装修电台，在威海卫路（今威海路）338号楼下开了一家“福声无线电公司”作掩护，由擅长修理的涂作潮出面当老板，李白做账房，还调来一位青年党员作“伙计”。电台设在三楼一间只有4平方米的阁楼里，李白夜里发报，白天就跟着涂作潮学习机务技术。1942年7月，天气炎热，组织上考虑到小阁楼的温度太高，又将电台转移到福履理路台拉斯脱路（今建国西路太原路）口福禄村10号。


没想到两个月后，电台被日军侦破，李白和裘慧英一起被捕。在狱中，李白坚贞不屈，一口咬定自己是为阔佬做生意发商业情报的。当时此类私人电台在上海确实不少，加上敌特认为李白电台的功率不具备同延安发报的能力，同时党组织也请党外人士设法营救，李白遂于1943年6月被保释出狱。


1944年11月，李白受命来到浙江淳安，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报务员，利用敌台为党进行秘密通信工作。
第三国际的秘密电台

“八一三”事变发生后，第三国际根据形势的需要，派秦鸿钧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秦鸿钧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号一幢花园洋房的三楼建立了电台。

为了有个公开的身份作掩护，秦鸿钧开了一个永益水果公司，但一个单身“老板”从事地下活动，很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经党内同志介绍，秦鸿钧与做小学教师的韩慧如结为夫妇。从此，每当夜深人静时，秦鸿钧在三楼紧张地收发报，韩慧如则坐在窗口担任警戒。1939年春末，秦鸿钧接到第三国际通知，撤销了秘密电台，前往哈尔滨接受新的任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三国际又派刘鹤孔在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为安全起见，刘鹤孔将秘密电台转移到拉都路安乐村（今襄阳南路560弄）22号，由范纪曼、彭雅箩掩护。组织上调北京地下党女党员齐克君来上海协助刘鹤孔工作，不久他们结为夫妇。1942年3月，组织上将范纪曼调到南京工作，刘鹤孔夫妇搬到巨籁达路（今巨鹿路）380弄（采寿里）1号，电台也随之转移。

1942年八九月间，刘鹤孔将文具店关闭，在安纳金路（今东台路）283号租了一幢沿街二上二下坐西朝东的石库门房子，有一家做丝绸生意的蒋姓房客，住在底层北厢房和北亭子间，刘鹤孔化名李亦鸣，以做五金跑街生意为掩护，电台就设在楼上厢房他的卧室里。每当夜深人静时，他紧闭门窗，靠着微弱的灯光，用电台同海参崴联系。

1944年1月，刘鹤孔的上级联系人老陈告诉他要去北平一个月，此后再也没有露面。这年3月15日深夜，日本宪兵队突然来搜查，然后将刘鹤孔夫妇和他们一周岁的女儿带走。刘鹤孔被捕后，因没有任何同案人，日本宪兵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在关押了5个月后，以“军律违反”的罪名，判处徒刑5年。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当天，刘鹤孔被释放出狱。不久，刘鹤孔找到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承宗等，后由党组织派人护送转移到苏北淮阴解放区。

解放战争期间的秘密电台

抗战胜利后，邓国军（化名杜宏）和林影（化名李萍）夫妇按照潘汉年和刘少文的指示，曾在贝勒路148号单惠民家当年李白战斗过的三楼小屋里设立了秘密电台。1947年春国共谈判破裂，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人员全部撤离，邓国军夫妇名义上随办事处人员同时撤回解放区，实际上暗地里转移到虹口溧阳路天潼路口46号，继续地下电台的工作。

在这同时，李白被组织上从浙江淳安调回上海，于1945年年底重建电台，建立上海地下党同党中央的通讯联系，先在黄陆路（今黄渡路）亚细亚里6号设立电台，后又转移到15号。考虑到李白住处的危险性，组织上特地安排了党员潘子康、何复基夫妇住在楼下作掩护。为了不让敌人测得信号，李白仅用7瓦功率的电台。

1948年7月，国民党特务在李白电台所在地区通过分区停电的办法侦察我地下电台。上级决定李白暂停通报联络，并加紧了筹建预备电台的工作。但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展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急需及时报告党中央，组织上决定恢复与延安电台的联络。电台恢复联络后，李白及时将有关敌人海运、各军舰驻地和陆军部署、序列、长江江防计划等许多标有“十万火急”的重要情报发往延安。

由于情报量多，发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长。1948年12月29日深夜，李白正在紧张地工作，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侦察到秘密电台的位置，将李白逮捕。被捕后，李白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守口如瓶，坚守党的秘密，特别是保护了党的预备电台，使该台与党中央的联系畅通无阻。敌人见从李白口中得不到任何东两，在上海解放前夕将李白秘密杀害。

1940年夏天，秦鸿钧受党组织委派重回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承担上海地下党组织同苏北解放区的中共中央华中局之间的联系。从哈尔滨来到上海后，秦鸿钧住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409弄（即打浦桥新新里）15号的一间阁楼上。为了保持上海地下党同苏北解放区之间的通畅联系，秦鸿钧几乎每天从深夜工作到黎明，他紧闭门窗，在矮小闷热的阁楼上收发报。为防止灯光外露和减轻发报时发出的电键声，他用双层窗帘遮住天窗，还用好几层纸糊住墙壁的缝隙。

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已面临崩溃，更加紧了对共产党活动的破坏和镇压。3月17日深夜，秦鸿钧夫妇俩被敌人逮捕。3月19日，电台领导人张困斋前来秦家接头，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在狱中，秦鸿钧受尽敌人的刑讯折磨，双腿被打断，肺部被辣椒水严重呛损，但他始终坚贞不屈。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秦鸿钧被秘密杀害于浦东戚家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