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古城历尽2500年沧桑 见证"胡汉"大融合历史

文卓

2500年前，赵简子创建晋阳城，随之产生一个成语：“晋阳之甲”。三家分晋后，赵国初都晋阳，史称“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

秦统一后的太原郡，至汉魏并州城，基本都是作为军事重镇而存在，系天下之安危，通南北之交通。因此，晋阳又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化交会的前沿和各民族交流融合的枢纽。

一

与晋阳古城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一个词叫“并州之胡”。所谓“胡”，就是古人对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泛称，既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也指来自西域乃至中亚的粟特人民族。魏晋北朝时期，晋阳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进程，与各种胡人发生了难解难分的纠结与故事。

秦汉以来，匈奴不断南下侵掠。曾迫汉朝实行和亲，开关市与之交易，且岁奉贡献，成为大患。汉武帝时多次出击，匈奴势力渐衰。公元前57年匈奴分裂，五单于并立。呼韩邪单于归汉，引众南徙阴山附近。汉元帝以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恢复和亲。百余年后，南匈奴日逐王比为单于，请求东汉允许内附，屯居朔方、五原、云中（皆在今内蒙境）等郡。此后匈奴陆续进入山西，与晋人杂居。他们逐渐熟悉了农业，浸染于汉族文化，但仍然聚族而居，社会结构变化不大。

曹操统一北方，对并州匈奴不能放心，运用政治手段，分其为五部，分而治之。单于居于国都，部落立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南匈奴五部都散居于晋阳附近的兹氏（今汾阳）、祁县（今祁县）、蒲子（今隰县）、新兴（今忻州）和大陵（今文水）。改变了匈奴原有的社会结构，由以生产和军事相结合的畜牧业转向农业经济，加快了与汉族社会一体化的进程。同时，与匈奴关系密切的乌桓、鲜卑、羯、氐、羌各族也随之内迁，汾河流域，太行山区，遍布杂胡。晋阳成为汉族农业区中胡人最为集中的地区，成为民族融合的“搅拌池”和“大熔炉”。

晋朝称这些内迁胡人为“并州胡”。匈奴定居既久，上层贵族生活习惯和文化教养受汉文化影响愈深，如刘渊、刘聪等皆饱读儒家诗书；但众多下层人民由于脱离部落，放弃传统的畜牧业，如同汉族编户，勉强从事农耕，沦入贫穷，更有许多为偿债卖身为奴。许多胡人深受官府压迫，汉人歧视，在社会的最底层挣扎生存。

西晋“八王之乱”，引发居于汾水流域的匈奴五部首先揭竿而起。公元304年，匈奴刘渊起兵反晋，自称汉王，都于左国城（今离石东北），建立中原地区第一个胡族政权，“五胡十六国”战乱启幕。

西晋军队与刘渊战于大陵（今文水），大败。并州刺史司马腾大率三万余户下山东。刘渊乘胜攻下法氏（今高平）、屯留（今长子）、中都（今平遥）、晋阳、蒲阪（今永济）、平阳（今临汾）等地，占领并州全境。其后刘渊迁都平阳，正式称帝，国号为汉。前后在中原地区起义的汲桑、王弥、石勒等都纷纷归降刘渊，河东成为反对西晋的大本营。

公元319年，上党武乡（今榆社北）羯族人石勒称赵王。石勒曾为奴隶，起兵造反，成为中国历史上从奴隶到皇帝的第一人。羯人多高鼻深目，信奉祆教，但同汉族士人和乡亲相处很好。石勒与谋士张宾、参军樊坦和邻居李阳的故事佳话，流传至今—— 除了石勒本人品格，更反映胡汉民族之间长期杂居形成的和谐共处关系。

在胡汉杂居的历史背景中，晋阳和周边地区处于半牧半农的状态。胡人汉化的同时，汉人也在胡化。十六国时期，氐族的前秦国，羌族的后秦国，慕容鲜卑的诸燕国，拓跋鲜卑的代国等，都在晋阳地区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二

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在晋阳据守，抗击诸胡，多次与拓跋鲜卑联手出击，苦撑危局十年之久，最终失败，从此胡马纵横北方。但晋阳坚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北魏迁都洛阳之后，晋阳有了近100年安定局面。孝文帝英年早逝，汉化改革和统一宏图亦中道而亡。后来“六镇”起义，柔然入侵，北魏元气大伤。动荡中契胡尔朱荣军阀集团的崛起，晋阳军事战略地位在乱局中重新凸现，发展成具有全局意义的中心城市。

尔朱荣是秀容（今忻州）契胡豪酋。北魏末趁势而动，通过血腥镇压起义军，成为军事力量超过朝廷的最大军阀。北朝后期的许多风云人物，如东魏北齐方面的高欢和西魏北周方面的宇文泰等，都成为尔朱荣的帐下将领。

“河阴事变”之后，尔朱荣实际执掌了国家军政大权，自号天柱大将军，太原王，“遥制朝政”，晋阳成为北魏真正的权力中心，作为中央军事统帅机构，存在半个世纪之久。

尔朱荣死后，高欢独揽军事行政，设大丞相府于晋阳，遥控北魏朝廷。高欢的专权跋扈，最终导致了魏分东、西。高欢以战略家的眼光，选择邺城作为东魏首都，晋阳为“别都”。别都，另一个首都是也。可以说，除皇帝和皇室成员的墓葬在邺都之外，北齐晋阳具备了首都的一切属性。
三

公元550年，高洋废东魏帝自立，国号曰齐，仍以邺为都，以晋阳为别都。晋阳作为北齐的核心基地，牵制着北周的主要军事力量。旧都洛阳曾数度落入敌手，然其始终未敢马首东向，进逼邺城。皆因要害在晋阳也。并且北齐渐将其南部疆域拓展至长江北岸，远逾北魏全盛时代。这与高欢奠基晋阳，先除后顾之忧的战略抉择是有极大关系的。翻阅史书，北齐晋阳的记载比比皆是。北齐诸帝多在晋阳即位或驾崩，在晋阳停留时间远超邺城。北齐几乎所有军国大事，无不与晋阳有关。

北齐对晋阳的营建，始于高欢设大丞相府。建成规模宏伟的晋阳宫后，晋阳初具帝王之都的规模。其后代有所建，已与邺都不相上下。到后主高纬时，又建起大明宫，“起十二院，壮丽逾于邺下。”晋阳被攻陷时，周人从晋阳宫搜出“金银宝器，珠玉丽服及宫女二千人，”可想见宫城的宏大气派。

晋阳别都最引人的名胜：“晋川之中最为胜处”的唐叔虞祠、天龙山石窟、“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的童子寺等等，皆名闻天下。北齐之晋阳，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城池壮美，人物荟萃，已非昔日之军事重镇可比拟，被誉为“天府之国”。

太原考古发掘的娄睿墓和徐显秀墓的壁画，代表着北齐绘画的最高水平。文化艺术总是追随和依附着政治权力，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晋阳独特的权力中心地位，必然形成一个生活奢华的贵族阶层和傍附权贵的文化圈，以及追求华美的文化艺术氛围。

北齐壁画中庞大的商胡驼队和造型优雅的域外器物，将地中海文化与东亚文化沟通。虞弘墓石棺画充满中西亚异域风情，堪称世界文化珍宝。这一切，标示着晋阳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目前能确认，北朝晋阳存在相当多的外国人，从事商贸和文化艺术活动，形成了一个以粟特人为主的“并州胡人”聚落。北齐至隋，朝廷都设立“大萨保府”来管理外籍居民的政教事务。

晋阳如此“国际化”，首先是传统的丝绸之路被（西魏北周）阻隔，新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首要据点就是晋阳；其次，晋阳的实际地位高于邺城，经济繁荣，文化昌明，经商和从艺的胡人自然会奔走于其间。二者相辅相成，成就了晋阳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以盛唐时代为顶峰的大范围和深层次的中外交流，其实早在北齐时已具相当规模，晋阳在这个进程中地位显著。四

史家黄永年曾说：“东魏北齐之经济优越，以致文化上也远胜于西魏北周”。隋唐两朝采用先进的北齐和梁、陈的制度，除了开国者的明智，“更可说明先进的文化确有其强大的吸引力，初非任何势力之能阻挠。”晋阳也是北齐先进文化集中体现的地区。

除了多姿多彩的物质文化，晋阳对于隋唐最大贡献更在于：经过魏齐半个世纪的经营，自身由一个军事重镇蜕变升华为一个具有全局意义中心大都市，并形成了一个代表先进文化的人文环境，在当时的中国处于领先地位。

作为别都的晋阳，高齐政权中位高权重与才华出众者云集于此。他们中许多人虽出身胡族，但已经汉化，并视晋阳为家乡，后代受到良好的教育。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狄氏家族：祖先为天水羌人的狄湛（曾任高欢侍卫官），落籍北齐晋阳，渐成太原世家。其四世孙狄仁杰，后来成为大唐名相，声闻天下之时，已无人提及其羌人渊源了。

隋唐之际，北齐以来的所积累文化能量开始显现。一代名儒文中子王通聚徒讲学，魏征、李靖、薛收、房玄龄等面受“王佐之道”。“太原公子”李世民，风流倜傥，雄才大略，广交名士，网罗豪杰。晋阳俊杰如祁县王珪和温大雅、温彦博、温大有三兄弟，文水木材巨商、则天女皇之父武士彠兄弟等等，皆入其幕。唐初名相十余，与晋阳有缘源者竟居其大半。如此一代人杰，风云际会于北齐灭亡仅40年的晋阳，誓师起兵，开邦立国，缔构中国古代文明之巅峰，绝非是历史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