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日服刑中国研修生演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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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24日

中新网8月24日电 2006年夏天，在日本研修的中国人崔红义因为持刀杀害接收研修生团体的常务理事被捕，也就是轰动一时的“木更津事件”。时隔四年后，《日本新华侨报》于近日刊文披露了事件前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再次让世人了解到日本外国人研修制度的悲鸣。

　　走进八王子医疗监狱

　　那是2009年12月25日。

　　东京八王子车站的繁华街上，一派圣诞商战的光景。圣诞蛋糕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早已听厌的圣诞歌曲无休无止地播放着。记者想，蛋糕是送不进去的，还是到书店买几本摩托车杂志作为圣诞礼物吧。记者知道这虽然有点简单，但记者每次问他想要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都是摩托车杂志。

　　逃离车站前的喧闹，再走10分钟的路程，就能看到八王子医疗监狱那坚固而又无情的水泥墙。进入监狱的大门，在入口处的铁柜中存好手机和提包，接着就要在申请书上填写姓名，然后坐在昏暗狭窄的接待室里等待着见面通知。记者跟在这个监狱内服刑中的中国研修生崔红义(29岁)已经保持了3年的联系。

　　2006年夏天，还在研修的崔红义因为持刀杀害接收研修生团体的常务理事(当时62岁)被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木更津事件”。第二年，崔红义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开始是在北关东地区的一个普通监狱里面服刑，后来由于神经衰弱日益加重，2008年末被转送到八王子医疗监狱。从他被关押起来开始，我们保持着每个月见一次面。

　　接到通知进入会面室，透过有通气孔的玻璃，记者看到崔红义跟平常一样低着光头坐在椅子上。穿着灰色狱服的崔红义，两手放在膝盖上，驼着背偷看着记者的脸。

　　记者跟他说“再过几天，今年就过完了。”他只是点点头。这样的动作和表情，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幼稚许多。记者把刚买的摩托车杂志给他看时，他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一声“谢谢”伴着一个致意的点头。

　　崔红义很喜欢摩托车，曾经画了一张像电影《逍遥骑士》里一样的摩托车的画送给我，画的旁边有“摩托车可以去任何地方”的题字。也许，对崔红义来说，摩托车就是自由的象征。记者猜想，崔红义在铁窗里面想象自己骑着摩托车飞驰的情景，或许暂时可以从没有希望的不安中解脱出来吧。但是，画旁的题字里面，却渗透着他“哪里都不能去”的悲哀。

　　多次自杀未遂

　　“一眨眼三年就过去了，时间也是过得挺快的。”对于记者这句话，崔红义只是略带笑意地说“可能是吧”，但脸上还是浮现出了绝望与倦怠的神情。对于20多岁的小伙子来说，17年的有期徒刑与终身监禁没什么两样，这样的长刑可以让人绝望。虽然将来刑期可能会缩短一些，但是距离出狱的日子还是非常遥远。

　　3年前，千叶县地方法院木更津支部下达判决的时候，包括记者在内的很多人都劝崔红义上诉。考虑到事件的实情，17年监禁的判决未免也太重了些。但是崔红义却不理周围人的劝告，干脆爽快地接受了判决。

　　虽然知道是马后炮，但是记者还是半怒地问他“为什么不起诉呢？”崔红义冷淡的回答是“找不到上诉的理由。我确实是干了坏事”。刚被逮捕时，他被问到有关事情的时候，他的回答都是“对不起”，对记者和其他救援有关人员也是一句辩解都没有。

　　在拘留所的时候，崔红义就跟记者透漏过很多次想死的意思，也有好几次打破镜子用碎片割腕自杀未遂的事情。自残行为治好后，他又患了躁郁症，这也是转到八王子医疗监狱的原因。

　　崔红义的成长环境

　　记者对事件发生之后第一次采访崔红义父母的情节依然记忆犹新。在中国最北端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郊外，一栋用砖和废材简单搭建的房子就是崔红义的老家。推开薄木板门，记者说明来意之后，崔红义的母亲迈着踉跄的脚步，满是皱纹的脸上淌着豆大的泪珠，哭着蹲了下来。站在旁边的崔红义的父亲一脸无力的表情，轻轻地抚摸着哭泣的妻子后背。崔红义的母亲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这是崔红义出国前拍的纪念照，她一直都带在身上。照片里崔红义和母亲在房间里并排坐着，崔红义像小孩子一样靠着母亲的身体，对照相机摆着胜利的手势。显然，能去日本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崔红义得意的笑脸和胜利的手势，此时却让人看了心痛。

　　崔红义出生于1980年，那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不久，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政策。人们脱掉中山装，把《毛主席语录》收起来，开始追求幸福生活。崔红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长大。跟许多人一样，崔红义的家庭也是跟富庶无缘。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在仅有的农田里以种植高粱和玉米为活，是这个地区贫困的农民。

　　从当地的高中退学之后，崔红义辗转做过卡车司机、水管工等临时工。父母也说，为了能让学习好的哥哥跟弟弟能上学，只能让崔红义辍学赚钱养家。实际上，也正是有了崔红义的功劳，哥哥才能上医科大学，弟弟也上了电脑专门学校。

　　“钱质”——人身买卖的世界

　　25岁的时候，崔红义决定作为研修生远赴日本。下决心来日本还是因为中介的一句话：“去日本3年，就能赚450万日元回来”。450万日元，对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出国的话，要交8万元人民币(相当于120万日元)的各种费用，包括手续费，保证金等。8万元，相当于当时崔红义一家10年以上的收入。为了交这笔钱，崔红义家卖了农田，父亲也因此失业转为水管工。即使如此还是差很多，剩下的都是到处借来的。这些可以说是违法的出国费用，是导致研修生制度变质的一个毒瘤。

　　作为研修生到日本，必须要向中国的劳动派遣机构交付上述手续费和保证金。手续费里包括机票钱和给负责研修生招募的中介的报酬。保证金作为押金，必须满足毫无问题结束研修和实习这一条件，归国后才能拿回这笔押金。这是一种不同于人质的“钱质”，成为日后束缚中国研修生的有力武器。正因为“钱质”的存在，在日本不管被强加了多么恶劣的劳动条件，中国研修生们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除了钱之外，还有很多中国研修生把房产证也作为担保抵押了。

　　了解“钱质”的事情后，给中国研修生强加过酷劳动环境的日本经营者也不在少数。我也从几位日本经营者那里听过这样的话“只要对不听话的研修生说一句‘马上把你送回中国’，立马就会变得老老实实”。这些日本经营者非常了解“钱质”的效果，也充分加以利用。这样变质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跟人身买卖又有什么区别？

　　在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的《世界人身买卖实态报告》的2007年版中，日本的外国人研修生问题也被列入其内。报告中说“研修制度中存在着让一部分外国人劳动者强制劳动的情况”。报告指出日本的“研修制度是人身买卖的一种形态”。尽管一些日本经营者对这个报告抱有疑问，认为榨取移民劳动者行为在美国坦然发生，它没有理由对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但这一报告说明了日本的外国人研修生问题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注意。崔红义事件发生的背景，也正是人身买卖原因之一的“出国费用问题”。

　　崔红义的接收方

　　2006年4月，崔红义抱着一定要赚钱回来的决心跟母亲告别，作为中国研修生来到日本。接收崔红义的是社团法人千叶县农业协会(本部位于千叶市)。这家协会从2000年开始接收中国研修生并派遣到千叶县内的农家，已经派遣过大约400人的中国人研修生。崔红义被派遣到千叶县木更津市内的养猪场。他住在养猪场，工作内容就是负责照料1000多头猪。

　　当记者问养猪场老板雇佣中国人研修生的理由时，他这样说：“协会方面曾问我要不要雇佣中国人做临时工，我这里人手不足，关键是他们工资很便宜，我就答应了。”

　　养猪场的工作属于重体力劳动，以前这个老板也雇过很多临时工，但都坚持不了多久。人手不够，这对年近70的夫妇俩不得不做这些重活，这几年越来越吃不消。这个时候，对领取低工资也能够接受的中国年轻研修生的出现，无疑是雪中送炭，找不到不答应的理由。

“强制劳动”的原委

　　这家协会制定了以下的中国研修生雇佣条件。

　　●月工资65000日元。

　　●工资全部以存款的形式发放。

　　●工资之外，每个月以餐补的名义支付5000日元现金。

　　●一周40个小时劳动时间。加班费一小时450日元。

　　●加班费打入工资账户之外的账户。

　　●每周休息一天。

　　●存折、印章、银行卡统一交由经营者保管，必要时可直接支付现金。

　　●护照也交由经营者保管。

　　在经济大国的日本，全勤工作后每个月只能拿到65000日元，无论是什么工作，在法理上和人情上都是不能让人接受的。但是，只有日本的外国人研修生制度认可这种事情。许多人还因此不承认外国人研修生是劳动者，认为他们不属于受劳动法保护的适用对象。

　　他们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日元的现金，加班费也比千叶县法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还要低出很多(当时，千叶县法定的每小时工资标准是687日元)。根据日本的劳动法律，加班费应该比平常小时工资高出25%，而外国人研修生制度里则完全没有考虑这个规定。至于加班费要打入工资账户之外账户的做法，是因为日本的《出入国管理以及难民认定法》(简称为“入管法”)里面规定研修生没有资格加班。入管局调查经营者账户和研修生工资明细的时候，如果发现加班费的痕迹，这种资格外的加班就会被发现。所以，为了欺骗入管局，就要另外开一个账户，以此来发加班费。这种做法，不光是崔红义所在的养猪场存在，全日本很多外国人研修生接收机构都会向接收研修生的企业发出这样的指示。

　　本人护照和存折交由日本经营者保管的做法，实际上是为了防止中国研修生逃跑。因为苛刻的劳动条件，中国研修生逃跑的现象也确实存在。因为中国研修生没有换工作的自由，如果一份工作实在干不下去了，他们只能选择逃跑这一做法。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日本经营者就故意强制性地把工资汇入账户，而且存折、印章、银行卡、护照都从中国研修生手里收上来，他们认为这样一来中国研修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是在监狱以外崔红义，大概也不可能有“哪里都能去”的自由。即便如此，崔红义还是开始了在养猪场的工作。养猪场老板说：“崔红义为了工作早点上手还是很努力的，他本来就是干活能手吧。平时不迟到也不旷工，安稳地工作了一段儿时间。”

　　“上告”风波

　　出国前中介说能赚大钱的话跟现实的对比，让崔红义对待遇感到不满。每个月5000日元的现金和每小时450日元的加班费，别说赚大钱了，这样下去恐怕连为出国借的钱也还不了。

　　研修生活的第四个月，崔红义向老板提出了改善待遇的要求。操着生疏的日语，崔红义求老板给加工资或者给他转到其他工资高的地方。老板一句“不行”就回绝了他，绝望的崔红义说着“那你就把我杀了吧”，他把菜刀递给了老板。最后，崔红义还是被老板说服了，改善待遇的事儿不了了之，但是这件事却成了让崔红义更加绝望的开端。

　　养猪场老板把崔红义的这场上告风波报告给了千叶县农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常务理事和老板商量的结果是认为崔红义已经不适合做研修生，决定强制送他回国。

　　杀人事件的发生

　　当年8月18日，常务理事和作为顾问的中国人女翻译以及另外一名男性专门指导员三人一起去了崔红义研修的养猪场，打算强制让崔红义回国。当然，崔红义事前什么也不知道。协会这边是打算把崔红义骗上车然后直接拉到成田机场。

　　“走，把行李拿着上车”，被常务理事这么催促的崔红义满心以为要把他转到其他养猪场，开始收拾行李。他以为自己要求改善待遇的请求终于被理解了，却不知这是多么可悲的误解。

　　但是，崔红义在上车之前终于发现事有蹊跷。看见他往车里装调料品，那个女翻译一句“飞机上不能带装有液体的瓶子”，把事情说漏了嘴。

　　“想把我送回中国？那我不上车，我哪儿也不去!”这个时候，崔红义发现自己被骗了，他吵嚷着拒绝上车。

　　“你给我闭嘴!”常务理事说着就拽崔红义的胳膊，硬把把他往车里塞。

　　“我不回去！”

　　“你老实点!”

　　常务理事动手把崔红义往车里塞，崔红义就拼命抵抗，他们就这么撕扯了起来。刚来日本四个月就这么回去了，不但钱没赚到还欠了一屁股债。他本来是想赚点钱帮家里才来日本的，家里把地也卖了，这么回去恐怕是家破人亡啊。想到这些，崔红义的脑袋里一片混乱，挣开常务理事的手，跑到旁边的仓库里拿出一把刀来。后来，庭审的时候，崔红义这样说“当时，为了不被送回国，我就想拿刀威胁常务理事。”谁知道，常务理事和他又撕扯起来，撕扯中崔红义挥刀割伤了专门指导员和女翻译的胳膊，最后一刀插在了常务理事肚子上。看到地上的血和倒下的常务理事，崔红义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事，他立即跑到仓库找到一瓶农药一饮而尽，企图自杀。

　　当崔红义在医院清醒过来的时候，他从警察嘴里知道常务理事死亡的消息，同时他也以杀人和杀人未遂的罪名被逮捕。

　　丑恶事件的背后

　　这桩事件发生后，记者飞往中国，在那里了解到更多事件背后的丑陋内幕。前面说过，崔红义为出国交了8万元。通过对这笔钱去向的调查，记者发现了意外的内幕。这8万元人民币并没交到劳动力派遣机构“黑龙江省粮油公司”手里，而是给了去世的常务理事和受轻伤的中国女翻译在齐齐哈尔市成立的法人公司。这两个人在当地同时经营着招揽研修生的中介公司和研修生培训学校。也就是说，之前劝说崔红义来日本的中介就是这个中国女翻译，崔红义在国内上的培训学校就是她跟常务理事合开的。

　　实为情人关系的这两个人从每个研修生那里收取出国费用，其中只有1500元作为手续费交给“黑龙江省粮油公司”。在中国，不是政府认可的劳动力出口机构是不能派遣劳动力出国的。实际上常务理事承包了研修生募集、派遣的业务，出国所需的许可交由“黑龙江省粮油公司”处理。1500元的手续费与其说是“许可费”不如说是“场子费”。出国费用的大半实际上是进了这个日本人常务理事和中国女翻译的腰包。

　　应该说，这两个人以前名声也挺好的，曾在中国开过餐馆、超市。常务理事在日本国内还曾参与过经营小酒馆。不仅如此，这两个人在日本以研修生教育的名义成立了公司，从自己也有份参与的“千叶县农业协会”收取手续费。协会也要向接收研修生的农家收钱，按每个研修生50万日元的价格收取交通费和事前教育费，其中的一部分就进入了常务理事跟女翻译的公司。实际上研修生在出国前已经交过名义为交通费和事前教育费的费用，也就是说常务理事跟女翻译同时收研修生跟农家的钱。研修事业就这样成了他们中饱私囊的“日中商机”。

研修生不过是他人赚钱的工具

　　尽管记者已经了解了事实，但是采访中国人女翻译的时候她只说：“我承认收取了正当的工作报酬，但实权都掌握在常务理事手里，具体情况我不知道。”

　　几次打算采访位于哈尔滨的“黑龙江省粮油公司”都被拒绝，“调查这件事打算干什么？赶快回去”。说着就把记者赶了出来。当地监督机构的黑龙江省商务厅也表示对这件事没什么要说的，态度相当冷淡。

　　记者又找机会偷偷地跟对常务理事和中国方面情况都了解的有关人员接触，得到了这样的消息“研修生交的钱都被用来贿赂各有关部门了，这是常识”。

　　千叶县农业协会说：“研修事业被这个常务理事和翻译操纵着，对这种变成治外法权的事情，我们深感失职。”

　　崔红义本人不知道，他不过是别人赚钱的工具罢了。以人才教育、技术移转、国际交流为名目的研修制度，不过只是一纸方针而已。

　　恶劣的劳动待遇和强制遣送回国制度，这种变形变质的外国人研修制度是崔红义杀人事件发生的背景。当然，不管什么理由，崔红义的罪行都是不可原谅的。事件后，去世的常务理事的儿子曾对记者说：“希望他能认识到一个人就这么死去这个事实。”这句话记者至今也不能忘记。

　　研修制度的悲鸣

　　事实就是这样，如果忽略背景是无法看清这起事件的。

　　通过报纸知道这一事件的外国人研修生问题专家、全统一劳动组合(本部位于东京)的鸟井一平总书记说：“真是发生了可怕的事件。太遗憾了，真是让人咬牙切齿。”

　　鸟井一平所在的全统一劳动组合从很早就开始对研修制度很热心，并在1992年成立了外国人劳动者分会。设立当初是以南亚和非洲出身的劳动者为中心的，而现在中国人研修生的咨询络绎不绝。全统一劳动组合可以说已经成了研修生们的“避风港”。

　　低工资，拖欠工资，长时间劳动，强制保管护照和存折，甚至有来自经营者的暴力和性骚扰等问题，不断从外国人研修生那里听到，每一个问题也都很深刻。鸟井一平说：“这些问题与其说是劳动问题，不如说是人权问题更合适些。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点什么。从木更津发生的事件无疑可以听到日本的外国人研修制度发出的悲鸣。没能改变这个状态，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呀。”

　　不仅仅是待遇问题，鸟井一平此前就对中国人研修生们的生活状态很关注。跟其他国家的劳动者不同，中国人研修生实际上都生活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研修生不管好坏，还是认真工作的人多。与其他外国劳动者自由的生活状态不同，中国人研修生身上总是能看到不安和胆怯，表情也多是痛苦的”。

　　虽然在日本有很多这样的外国人劳动者，但是大多数都不后悔为了赚钱出来。那些签证过期的外国劳动者都会在被查到之前一直工作，而大多数的外国人研修生倒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对于翻脸出逃也是很犹豫。这是因为外国人研修生被剥夺了自由，连逃跑的路都被堵死了，这就是外国人研修生们的境遇。

　　为了什么的研修

　　最后翻脸的人，反而是那些靠研修制度赚钱的人。不管是派遣机构还是接收机构，都装作不知道研修制度本来含义的样子，大肆进行扭曲的宣传。在日本的网络和宣传资料里尽是这样的宣传语。“研修生是降低成本的王牌”、“我们会帮您消减人事费用”、“提供低成本优秀人才”、“解决人手不足问题”、“需要年轻劳动力吗”等等。人事费消减、低成本这样极具吸引力的宣传语言真的需要吗？从这些广告语里一点儿都感受不到把国际交流转化为赚钱商机时该有的踌躇和害臊。

　　再回头看看崔红义事件的前后。崔红义借钱来到日本，每个月只能拿到5000日元现金，没有可以商量的朋友，每天就是对着猪工作。从崔红义的生活里怎么能看出什么国际交流的影子？能期待什么技术移转？他原本到底是为了什么来日本的呢？

　　2007年7月19日，千叶县地方法院木更津支部对崔红义判处有期徒刑17年。对外国人研修生制度，判决书里这样写道：“研修制度实行中，研修生方、接收方以及中间斡旋者，都有偏离制度本来目的滥用制度的嫌疑。变形的研修制度成为这次的案件发生的外因，运营研修制度的有关人员应该就这件事进行深刻反省。”但是，对于犯罪动机，法院否定了崔红义冲动杀人的证词，“认为犯人具有足够的杀人动机”。

　　下达判决的时候，崔红义的表情几乎没什么变化，特意从中国赶过来的他的父母压低声音哭了起来。从那时开始，崔红义就开始了反复自杀未遂的监狱生活。

　　后来，崔红义父母去了被杀害的日本人常务理事的墓前，磕着头为自己儿子犯下的罪行道歉。本来他们还打算直接跟被害人家属道歉的，但是被拒绝了。后来，这个日本人常务理事的儿子给记者打电话：“崔红义的父母一定也很痛苦的，我对他们特意到墓前很感谢，请帮我传达一下。”记者把这句话告诉崔红义父母的时候，崔红义的母亲用手捂着脸大哭起来。

　　如今，崔红义还在日本的监狱中煎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