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最大的失误：选择李登辉搞垮了国民党

刘恒宝

2010-08-23
文章摘自《国民党下台内幕》 作者：王建民 刘红 曾润梅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李登辉被迫下台后，接连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亚洲的智略》、《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虎口下的“总统”》等书，详细介绍了他如何搞垮国民党、如何推行“两国论”的全过程。可以说，国民党失去政权，与李登辉上台后及接掌国民党主席后的政策及所作所为有直接关系。

蒋经国统治国民党13年，用过4位搭档，分别是“副总统”谢东闵、李登辉，“行政院长”孙运璇、俞国华。4人中，用谢，是为贯彻任用台籍干部政策；用俞，则是安抚对政治改革不满的元老派和保守派；蒋经国有意培养接班的则是孙运璇、李登辉。

有意思的是，蒋挑中的两位接班人，孙为工业管理专家，李为农业理论专家。李登辉获得的学位有台湾最高学府台湾大学农经系学士和美国康乃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72年6月，自在美国获奖以来一直忙于各种岛内外学术活动的李登辉，一步跨入“行政院”，出任“政务委员”。1978年6月，蒋经国就职“总统”后，又把李登辉调任官场最敏感的台北市市长，1981年12月调任“台湾省主席”。1984年3月出任“副总统”。从李登辉上台后的所作所为看，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令两岸人民失望，令所有的中国人痛心。此外，李登辉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上台之后就开始了削弱国民党、乃至让国民党下台的阴谋，终于在2000年3月18日的选举中变成事实，国民党候选人连战败于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之手，国民党成为在野党。

蒋经国去世后，“副总统”李登辉宣誓就任“第七届总统”。

李登辉在同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谈话时声称：“这之前为止掌握台湾权力的，全都是外来政权。最近我已不在乎如此说，就算是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呀！只是来统治台湾人的一个党，所以有必要将它变成台湾人的国民党。”李登辉在《亚洲的智略》中更是把他上台以后的心情如实托出：对于“外来政权”支配台湾问题，“我早有所感，也决心要加以解决”。原来，身为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对给他本人带来多少政治权力和荣耀的中国国民党有如此大的怨恨！所以，当人们看到他自1988年以来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时，国民党为何在他领导下一衰再衰、一败再败，也就不难理解了。

坚持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李登辉，他的祖先曾生活在祖国大陆福建永定地区，在清代中叶时移民前往台湾桃园县龙潭乡三河村，后定居在台北县淡水三芝乡埔坪村埔头坑154号。令人遗憾的是，他出生在中国，却对一个中国原则有着刻骨的仇恨，要把中国的台湾地区分裂出去。国民党让他当上党主席，他却一直在进行破坏党的活动。

他是一个接受日本教育、深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的人。李登辉出生于1923年1月15日，先是在日本控制下的学校学习，后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学习，正如他在与司马辽太郎谈话时承认的，他“22岁以前是日本人”。他具有强烈的“皇民化意识”，表现为：一是接受了军国主义者疯狂的自大心理；二是在此基础上经过时间的历练变成对中国的敌视；三是保留有殖民者的劣根性。

李登辉长期在台湾大学任教，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留学，1972年6月突然被蒋经国提拔为“政务委员”，以后任台北市长、台湾省主席以及1984年2月16日成为“副总统”候选人并当选，可以说他的一切荣耀都是他后来背叛的国民党给的。
代理党主席之争

李登辉上台后把目标定在出任党的主席上。李登辉对时局感到最为担心的是亲蒋势力。亲蒋势力为阻止党内和社会上立即出现政治转向风，有意限制李登辉的权力，阻止其出任党主席，避免党权落入其手中。以宋美龄为首的官邸派和亲蒋派，准备以历史上党政分开的惯例来实现不让李登辉出任党主席的目的，并且寄希望于由“行政院长”俞国华代理国民党主席。

李登辉及亲李派非常清醒，李本人资历浅薄、资本不足，没有本钱搞党政分开，如果不任党主席，只是个被架空的“空头总统”，在没有建立自己团队控制国民党中央的情况下，无权无势不说，被更换下台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在党主席问题上决不退让。双方准备在决定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问题上一拼高低。

1988年1月19日晚，宋美龄给李焕送来一封亲笔信。信中借元老级中评委陈立夫建议，应该考虑集体领导模式。26日晚，俞国华本人也接到蒋经国的三儿子蒋孝勇的电话，转达宋美龄的意见，并建议推选党主席推迟到预定于7月7日召开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进行。一封信一电话，表明蒋家和宋美龄的势力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

俞国华立即与主管党务的李焕进行会商。两人经过与关键的中常委联系后，取得的共识是按原定计划，推选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中常委内出现“拥李风”，并非是李登辉的威望有多高，也不是李登辉的势力有多大，人们当时只是觉得李登辉没有过大的危害性，选李也无妨。而宋美龄的干涉，实质助长了“拥李风”。党内外不满几十年的蒋家独裁，对蒋家势力存在的逆反心理，颇有你说好我就说坏、你说坏我就说好的对抗心态，宋美龄的活动当然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中常会按计划于1月27日召开。其中，严家淦、谷正纲因病请假，宋长志“驻节”巴拿马，李登辉请假，共有27名中常委与会。上午8点，和往常的中常会一样，会议正常召开，直到9点，会议因为进行其他议程，推举代理党主席案还没有人提出。此时，有一个人跳了出来，为李登辉劝进，这就是宋楚瑜。

宋楚瑜，祖籍湖南湘潭，其父曾在蒋介石手下服务多年，本人为美国乔治城大学政治系博士，1974年返台后不久出任蒋经国的英文秘书，以后官职直线上升，1979年出任“新闻局局长”，1984年出任国民党中央文化工作会主任，蒋经国去世前夕转任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宋楚瑜是蒋经国挑选的青年才俊中的代表人物，深获蒋经国的信任和重用，他的见解和取舍引人注目。

宋楚瑜在会上突然请求发言。他身为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在中常会上只有列席权，如果不被点名则不能发言，对于宋楚瑜的唐突行为，与会者感到惊讶，作为会议主席的余纪忠出于礼貌同意宋讲话。郝柏村是这样记述宋楚瑜讲话的：“然而坐在列席人位上的宋楚瑜心急如焚，突然要求发言，陈述推党主席案如不提出，‘对党、对国伤害一天大过一天’、‘多拖一天，多对不起经国先生一天’，然后愤然退席，留下在场中常委一片愕然。”

宋楚瑜的发言，影响极坏，等于把全体中常委逼到只有同意李登辉出任代理党主席的边缘。结果拥护李登辉代理党主席成为一边倒，会议一致同意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主席。至于宋楚瑜的举动，他意识到在李登辉时期已无多大挥洒空间，只有及早划清与蒋经国的关系，漂洗身上的亲蒋味，为迎接“李登辉时期”的到来、为投靠李登辉而创造条件。

“代理党主席之争”的实质是权力之争，是失去蒋经国后的蒋家势力还想卷土重来，控制国民党。但是，蒋经国信任的亲信纷纷背叛而去，无力再战。师出无名、战而无将，结果轻而易举地被蒋经国所挑选的“接班者”李登辉所击败。李登辉也趁机打击自己上台后的最大威胁——蒋家势力，使得亲蒋势力失去了主要旗帜。“代理党主席之争”，揭开了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上台后国民党内政之争的序幕，也成为李登辉削弱国民党的第一仗。
重组权力核心

李登辉抓到“总统”和代理党主席大权后，开始了巩固权力与政治清算的斗争。一是巩固拥李派的权力，尽快占据权力峰层；二是削弱亲蒋派的权力，消除威胁。在这一场实质是国民党内蒋经国去世后的权力大转移中，李登辉运用“本土化”、“民主化”策略，见招拆招，斗而有序，争而不败，将亲蒋派为主体的非主流派彻底击溃。

台湾最高权力中心——“总统府”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是国民党退据台湾近40年来面临重大政治转折和空前挑战的背景下召开的一次会议。

李登辉的重点是如何实现权力中心的大转移，把权力中心由蒋家阵地转移到李家阵地。为此，他一是严把党代表关，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代表必须是切断蒋家脐带、能够支持李登辉的人；二是严把中央委员关，李登辉通过对半数中央委员候选人的提名及操控选举，控制中央委员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三是严把中常委关，亲蒋的中常委中有12人被换掉，中常会完成自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组。上述一切，都是在发扬“党内民主”的旗帜下进行的。

此时，亲蒋势力出现分化。最为关键的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倒向李登辉，蒋经国信任的宋楚瑜更是充当倒蒋与拥李的先锋。而且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本土化”趋势十分明显，首次由本省籍人担任党主席，首次在中常委中本省籍成员超过半数，首次中央委员中本省籍成员超过1/3、由上届的近20％上升到38.3％。“本土化”开始于蒋经国上任之初，当时是为了缓和已经相当激烈的省籍矛盾。李登辉的“本土化”，着眼点是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为了改造“外来政权”，必须以本土势力来取代外省籍，巩固权力基础，同时为推行“两岸分裂分治”、建立“台湾中华民国体制”做准备。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李登辉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他开始全方位、多层次打压党内的所谓非主流派势力，国民党内从此不得安宁，台湾政坛从此不得安宁。

耍弄权谋

被蒋经国当做“镇岛大将军”的郝柏村，已成为李登辉不得不防的人物。郝柏村于1981年12月调任“参谋总长”，1986年3月进入国民党中常会，成为中常会中惟一的职业军人。按照岛内军界的规定，“参谋总长”任期2年，可郝柏村竟然连任4届8年。李登辉担心的就是郝任职“参谋总长”时间过长、积累人脉资源过多。更让李登辉不放心的是，在蒋经国去世后，蒋家成员、特别是宋美龄女士对郝柏村分外信任，来往甚多，颇有把郝柏村当成减缓“非蒋化”进程保护神的涵义。郝柏村成为李登辉整治的重点对象。

1989年11月22日，郝柏村的“参谋总长”任期再次到期，李登辉用国民党中常会的名义决定郝柏村出任“国防部长”，遗缺由“空军总司令”陈龄接任。李登辉把郝柏村从具有调动、指挥军队权力的最高军令长官“参谋总长”的职位上拉了下来。

李登辉全方位、多层次的清理异己、巩固权力行为，激化了党内矛盾，逼得一再遭到排挤的亲蒋势力起身反扑。1990年2月21日，又是国民党临时中央全会提名新一届正、副“总统”的日子。“总统”换届，成为亲蒋势力反扑的极好时机，当然会以“民主选举”、“参选竞争”为名进行拼死一搏。

在整个“总统”选举过程中，李登辉很有章法，步步为营，将亲蒋势力的进攻一一击溃。李登辉先是在1990年元月2日放风要让李焕出任“副总统”，在遭到痛恨李焕投靠李登辉的亲蒋派的激烈反对后立即终止。再是阻止蒋纬国竞选“副总统”。亲蒋派利用此次机会准备把蒋纬国扶上台，以限制李登辉的权力，在拥蒋一方为蒋纬国大造声势、广泛活动的喧闹声中，李登辉宣布将与“总统府秘书长”李元簇搭档参选正、副“总统”。

对此，亲蒋派决定公开抗争，这就是在国民党演变史上影响深远的权力斗争——“二月政争”。在政争热潮中，亲蒋派被称为非主流派，李登辉的亲信势力被称为“主流派”。在2月11日举行的国民党第十三届临时中央全会上，非主流派提出要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决定候选人，主流派提出依照惯例“起立、举手方式”决定候选人，最后主流派的意见获得通过，“双李配”获得党内通过。这次会议是国民党逃台40年来党内爆发的一场最大的公开权力斗争。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国民党内部分裂成“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两大政治派别。

1990年3月21日，李登辉、李元簇在“总统”、“副总统”选举中分别以高票当选。这是台湾在结束蒋氏父子“强人政治”后第一次“总统”选举。李登辉在“国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投票中高票当选，标志着大陆籍“法统”势力主政时代的结束，以李登辉为首的“本省台独”势力主政时代的正式确立。

李登辉当选“总统”后，立即改组任期还不到一年的“李焕内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要李焕退出政治中心。非主流派为了保住本派的利益，为了防止本派地盘再度缩小，所以不能再让出“行政院长”的职位。在整体利益面前，非主流派只有一致对付主流派。李焕及其支持他的人马，采取一连串“院长保卫战”。4月28日，“立法院长”梁肃戎出面邀约李焕、林洋港、郝柏村等非主流派大老餐叙，以迂回手法向李登辉表态支持李焕。以中生代增额“立法委员”为主体的“新国民党连线”，也频频展开造势活动，发动一百多名资深和增额“立法委员”连署，向李登辉展示李焕在政坛的影响和实力，声援李焕连任。林洋港也三度公开表示支持李焕留任，向李登辉挑战。

李登辉一年前调升李焕到“行政院”，并非是重用李焕，主要目标是为了先除掉“接班四人帮”中的俞国华，再把李焕调出党务系统予以架空，为最终撤换李焕埋下伏笔。李登辉见非主流派反对情绪过强，只有利用非主流派来打击非主流派这一用过多次但十分有效的手法，接受元老陈立夫提议，任命内心极为反感的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
清除郝柏村

1990年5月2日，在星期三的国民党中常会例会上通过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长”的提名。郝柏村出马，让绝大部分媒体和关心政治的人士跌破眼镜，民进党和一些舆论都抨击这是“军人干政”、“恢复军事统治”。但是人们马上从李登辉的决策中觉察到了李登辉的用意：堵住非主流人士的嘴，拔出眼中钉李焕，封杀林洋港，可谓是一石三鸟之计，这正是李登辉政治手腕高明之处。他不顾民进党和社会上的反对，在5月20日宣誓就职时，提名郝柏村为“行政院长”。自此，李焕离开决策中心，如俞国华那样，开始过起“政坛闲人”的日子。

郝柏村上台后，针对台社会治安持续恶化、民众普遍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情况，以“强势治安内阁”为口号，实施铁腕统治。一时间，治安状况有所改善，社会秩序渐入正常，“台独”气焰有所收敛。“李郝体制”在这一时期的合作，正如李登辉早先对“立法委员”所说的达到“肝胆相照”的境界，“总统府”与“行政院”度过一年多的“蜜月期”。但是，对于郝柏村，李登辉并没有就此住手，还是要彻底清除。

俗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登辉为实现“一石三鸟”，把郝柏村扶上台，并违心地对郝大加赞扬，现在要郝下台，何患无辞。1991年8月以后，因为李登辉不让郝柏村参加军事简报会议两人开始起矛盾。1991年下半年，“立法院”总质询时，“立法院”次级团体“新国民党连线”明显支持郝柏村，主流派的“集思会”若干“立法委员”则以猛烈炮火攻击郝柏村。台湾政坛上特有的“代理人战争”打响了。在关于蒋仲苓的授衔“一级上将”和刘和谦出任“参谋总长”问题上，两人发生直接冲突。1991年6月，就职刚满一年的“郝内阁”爆发“华隆案”，李登辉信任的“交通部长”张建邦因与翁大铭有财务上的纠葛被传讯而辞职，新任“交通部长”简又新上任不过半年，又因“荣工处承包十八标工程案”，所属8人被法院提起公诉，主流派趁机大做文章。

李登辉和郝柏村的矛盾正在不断加深。1992年3月，两人终于在关于“修宪”中的“总统选举”问题上，是用民进党主张的“直选方式”、还是用国民党主张的“委任投票直选方式”问题发生严重对立。李登辉站在民进党的意见一边，郝柏村站在国民党意见一边，这让李登辉十分不满。“总统选举方式之争”，是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自1990年“二月政争”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政争，郝柏村的转变深深激怒了李登辉。同年12月，李登辉又准备把“阁员”、“国防部长”陈履安调任“监察院长”，直到3个星期后才由“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通知“阁揆”郝柏村，此事则是深深激怒了郝柏村。至此，双方的误解和对立已经很深，李、郝关系到了摊牌的地步。李登辉暗中部署，筹划逼郝下台方案。1月18日至1月28日，李登辉和郝柏村10天见面3次，屡屡正面交锋。李登辉面逼郝柏村下台，郝柏村当面抵制。

然而，李登辉运用手中的大权，结合民进党势力，还是击败了“军事强人”郝柏村。1993年元月29日晚，一败涂地的郝柏村只得发表辞职声明。2月4日，郝柏村率“内阁”总辞，同时出任国民党“中央政策小组召集人”。2月10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连战出任“行政院长”的决议，连战在李登辉5年间主导的第四次“内阁”改组中成为新的“阁揆”。李登辉与郝柏村由“肝胆相照”到“肝胆相裂”，是一场活生生的权力斗争，其结果，以郝柏村被迫缴械而告终。

郝柏村的下台，是李登辉策划、推行的“非蒋化运动”的结果，是非主流派的重大挫折。自此，非主流派全面退出国民党决策圈，国民党内失去了有效制约“国民党台湾化”、“李登辉独裁化”的力量，失去了避免国民党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路上越滑越远的刹车功能。自此以后，李登辉利用国民党，放手推行“本土化”和“台独”政策，也埋下了日后国民党失去政权的重要根源。这才是国民党的悲哀，这才是台湾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