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自传《我的前半生》并非溥仪亲笔

刘恒宝

2010-08-03 09:46  来源： 中华读书报
      核心提示：难怪《我的前半生》当年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跟我说：“他（指溥仪）怎么写《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是由公安部以及群众出版社委派李文达脱产四年执笔写成。溥仪并不脱产，在李文达从事撰写工作的过程中，始终追踪之，参与研究，随时校订，并进行了一些口述。由于溥仪记忆能力不是特别强，使李文达不得不从其他途径掌握溥仪的经历，经溥仪同意后写入书中。

本文摘自《中华读书报》2010年7月14日5版，作者：孟向荣，原题：《《我的前半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困厄》

一本国际公认的名著奇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沉重打击，尽管它还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认为“写得不错”的书。而认为它是“大毒草”的人，恰恰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阶级兄弟，当然，也有在特定的“极左”时代精神迷乱者。历史是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或许还能从中抽绎出一家出版社对这本国际公认的名著奇书作出突出贡献的史实。

溥仪挨批评与困厄前的征兆

1965年4月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申伯纯找溥仪谈话，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批评。溥仪被特赦到全国政协工作之后，总的来说，继续改造得不错，但也流露出一些自满情绪。譬如，吹自己写了《我的前半生》，在会见外宾等场合，未保持好谦虚谨慎的分寸，等等。周恩来总理说：“又为他出书，又常见外宾，不要飘飘然，飘飘然就要退步了。”“在抚顺，进步。到政协，退步就不行！”周总理还给申伯纯下了“命令”：“把溥仪交你，不能坏！”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一直代表着毛主席，十分关心对包括溥仪在内的获释战犯的思想教育问题，严峻中饱含殷切的期望。

溥仪在自己的日记中检讨了自满情绪（本文引用的某些史料，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与《我的前半生》相关联的是申伯纯的一句对周总理的批评进行理解的话：“我揣度，出书事实上有别人帮助。”这个玄机，伴随着与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同时的这本书的版权纠纷的发展，逐渐被公开且详细化了。周恩来是智者，早在《我的前半生》问世一年之后，就把“又为他出书”的玄机道破了。这就使我想起了黑格尔所言，同一句话，由不同的人说出，其含义大不一样。溥仪的“飘飘然”被有效地抑制，但周总理和溥仪离开尘寰之后，谁能抑制溥仪的夫人和某些族人的“飘飘然”呢？

周总理针对《我的前半生》的言论，是批评溥仪的一个角度。在20世纪60年代，还有针对这本书批评溥仪的其他角度。

《我的前半生》于1964年3月正式面世后，有一些读者致函群众出版社，批评这本书宣扬皇帝的显贵，是“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较为典型的是伪满时期溥仪的直接受害者、长春市政工程处职工孙博盛的批评。这位当年溥仪的“童仆”，表示对这本书的出版“抱着愤恨的心情”，并提出由群众出版社做出检讨，否则要向中央写信告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群众出版社妥善保管着这些信件，没有告诉溥仪，以免给他平添紧张和不安。时间又过了两年，孙博盛终于直接和溥仪“过招”了。

逆境中溥仪欲说还休

“文化大革命”初期，溥仪的肾病加重，口不离药，经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对动乱岁月的一些反常情况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产生恐惧心理。他的历史经历又决定了他的恐惧以负罪心理为依托，久久不能释怀。1966年9月15日，孙博盛以长春市政工程处文化革命战斗队队员的身份，致信溥仪，批评《我的前半生》的错误。溥仪于第二天复信，表示“书中内容确有不少美化旧事物，是不少有毒的，起坏作用的，应当打倒的”。还表示，作为危害中国人民的罪人，“不应当领稿费”。以此为开端，一直到翌年2月6日，孙博盛向溥仪致信8封，严辞斥责《我的前半生》，溥仪以及李淑贤给孙博盛回信9封，表示低头认罪。真是难为溥仪了。实事求是地讲，孙博盛讨伐群众出版社，是找对了单位；而兴师于溥仪，则认错了人。

在《我的前半生》成书的几年中，溥仪干的事情很多。到香山植物园劳动，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讨论，不断地接待各国来访的外宾以及参加其他外事活动，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随机进行的重要活动。譬如，溥仪曾说，在1963年7月23日“下午3时，公安部于处长、李文达、聂陈宗同志，偕蒋匪帮九股特务中进窜大陆的、投降并立了功的、受过政府奖励的五人来访问，让我介绍自己学习、改造经过”。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北洋组，具体负责审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史资料来稿。这个组是编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重要机构，溥仪在这个组从事看稿、梳理卡片、分类编目、撰写内容提要等日常工作。撰写《我的前半生》不仅仅要靠个人记忆，更需要大量的调查、采访活动，即广泛收集人证和书证。溥仪是没有条件这样做的。他到群众出版社来，因为“目标”太大，曾引起许多干部的关注，就更谈不上去国家档案馆坐冷板凳找寻相关历史资料了；回长春伪宫，如果不是组织行为不合时宜；造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可是从那里出来的（许多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抚顺所成为国民教育基地，才有幸故地重游）；至于一些老太监、亲朋故旧、前夫人李玉琴，等等，以溥仪的身份不好意思为写书的事去找。难怪《我的前半生》当年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跟我说：“他（指溥仪）怎么写《我的前半生》。”《我的前半生》是由公安部以及群众出版社委派李文达脱产四年执笔写成。溥仪并不脱产，在李文达从事撰写工作的过程中，始终追踪之，参与研究，随时校订，并进行了一些口述。由于溥仪记忆能力不是特别强，使李文达不得不从其他途径掌握溥仪的经历，经溥仪同意后写入书中。

虽然，更熟悉《我的前半生》的并不是溥仪，但他还是向孙博盛承担了责任。溥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1966年9月15日当天，他迅速给李文达打电话求救，据《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载，群众出版社一姓张的人员，代李文达回话，说他工作忙。实际情况是，社方干部张宗德把溥仪的求救推掉了，因为，造反组织掌了权，社已不社，李文达作为“走资派”早就被打倒而失去自由了。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溥仪，又于10月21日与王兰升电话联系，告诉孙博盛给他写批判信一事。这应该是试探性的行为，还是想找李文达，也知道了王兰升没有出事。10月24日，溥仪给孙博盛复信，表示《我的前半生》以后不应当出版，“但是，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因此我已向群众出版社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见”……信中还极准确地揭示了《我的前半生》的主旨：“宣扬党和毛主席改造政策的伟大。”似乎试图扭转孙博盛的思路。

然而，孙博盛的来信催逼得越来越紧，对《我的前半生》的上纲上线越来越高，痛苦而又无奈的溥仪，于12月2日再次给王兰升打电话向群众出版社求救。他说：“我不是依靠李文达个人，而是依靠组织……自限于水平，再检查，检查不出什么来……”他还表示，“政协领导对于书的来源不接头”。溥仪就差说这本书不是他执笔写的了。王兰升不能跟溥仪说实话，只好讲李文达出差了，而别人不知道书的内容。44年后，王兰升告诉我，当时这样讲，是请示过造反组织的。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都被砸烂了，哪还有什么正经“组织”。
重灾区在群众出版社

群众出版社至今完好保存着几本厚厚的“文化大革命”档案，其中许多内容颇具史料价值，而且是出版史研究的珍稀史料。因为是罗织罪名的诬蔑不实之词，引用起来有些为难，但倘不引用，看不清楚那个荒唐的年代，姑且全文引用一个段落，决无延续诬蔑之意。

《我的前半生》这本黑书，是大特务李文达在地下黑公安部大叛徒徐子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复之和苏特姚艮等人授意下，在大党阀彭贼和大学阀陆定一和旧统战部、旧政协的支持下，于1961年动手改写，1964年正式出笼。

名义上是写大战犯、大卖国贼溥仪的劳动改造过程，实际上是配合帝修反反华、为刘邓黒司令部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搞反革命政变大造舆论的。是一本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

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大叫这本反革命黑书“写得不错”，彭真也大叫大嚷“可以写剧本”，反动学术权威黎澍，在一次黑会上更肉麻地吹捧说：“咱们私下里说，这是一本不朽的书。”（黎澍所云“不朽”，是排除署名作者的。这是把握《我的前半生》的“书眼”——引者注）其主要罪行：

①大肆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为大卖国贼溥仪翻案。

②为大汉奸、大战犯溥仪树碑立传。

③积极与大卖国贼溥仪及其反动家族、王公相勾结，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

④阴谋炮制反革命影片《末代皇帝》。

李文达背着谢部长去找旧文化部走资派陈荒煤，在陈的支持下，决定由北影拍摄，由《早春二月》的黑导演谢铁骊作导演，日本特务赵丹作演员。

⑤大肆镇压革命工农群众给这本黑书提出的批评。

群众出版社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于1966年的夏天展开，第一个被打倒的是总编辑姚艮，不久之后，副总编辑李文达也被打倒。据王兰升回忆，上述史料，大约产生于1967年上半年。姚艮和李文达在1967年上半年被投入监狱。这些文字不是面对面的批判材料，而是背靠背的批判材料，当时作为底稿，写成大字报后，贴在公安部大院内食堂东边临时搭起的席棚上。

本文无意于探讨“文化大革命”思维。这是一种在当时司空见惯且极少遭人质疑或批判的思维。笔者关注上述文字的出版史价值，约略说，有三条。

第一，它用简短的语言，勾勒出《我的前半生》的成书过程以及为这本书的撰写出版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最具悲剧意味的是少奇同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说过《我的前半生》“写得不错”的话，第一个说的是毛主席，但污水全泼到了少奇同志头上。彭真是第一个提出要把《我的前半生》改编成剧本的人。陆定一为《我的前半生》的出版最后拍板。兼任群众出版社社长的刘复之，在造反派当面声讨他的“罪行”时，坦然而明确地表态，《我的前半生》就是在我的支持和组织下具体完成的。在公安部，无论受迫害的老干部，还是拉大旗作虎皮的造反派，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本书应该由溥仪来承担责任。

第二，“文化大革命”耽误了《我的前半生》用其他艺术途径传达的机会（以21世纪出版界的行话应称为影视作品与图书互动）。王兰升回忆，李文达确实写了这本书的电影剧本，他曾经看过。从当时的文化部电影局局长陈荒煤、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骊到演员赵丹这条运作线索是真实的。世人只知改革开放以后，中意英合拍由尊龙出演溥仪的电影《末代皇帝》和国内由陈道明出演溥仪的电视连续剧，又有谁知道赵丹丧失了出演溥仪的机会呢？

第三，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第三研究所副所长黎澍、刘大年，都说过《我的前半生》“不朽”的话，并且得到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认同。在一本书尚未出版的撰写过程中，就做出了这么高的预期，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是不多见的现象，为我们今天根据历史与逻辑以及政治策略，站在较高的位置上审读书稿，提供了良好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