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引争议

顾汉现

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引争议

2010年07月15日01:00








纪念过去，目的，其实只有一个——警示未来。

于是，关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的相关地位，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焦点话题。

是否应该将“731”遗址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一如那遗址本身，让国人无法忘却。

侵华日军731部队的日前再一次“不冷不热”地曝光——又一份罪恶的史料被发现——活人细菌实验3000余受害者名单得以确认。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权威专家金成民对外公布了他的最新史料发现——1939年至1945年，至少有3000余无辜生灵被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区本部直接用作活体细菌试验材料，无一生还，这3000余受害者的确切名单已经被确定。

又一次，“揭露侵华日军非人道罪行的最直接证据”大白于天下。

多年以来，“731”的罪恶，一如它的制造者，已经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柱基之上。然而，对罪恶的检讨，却常常被些许的嘈杂声音干扰，甚至湮没。

对于那段罪恶的受难者，为了不忘苦痛，“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建立起来，用以保留遗迹，搜集罪证，从而得以记录历史。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录历史，纪念过去，目的，其实只有一个——警示未来。

于是，关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遗址的相关地位，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焦点话题。

是否应该将“731”遗址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一如那遗址本身，让国人无法忘却。

罪恶大本营的前世今生

从哈尔滨火车站乘车向南，历时50分钟左右，哈尔滨市平房区新疆大街25号，一处新旧不一的房产，这，就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

人类历史上，“731”这个词，是与恐怖、魔鬼、惨无人道、灭绝人寰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

翻开历史，名词是这样解释的：731部队是在抗日战争(1937-1945)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

731部队的前身，是石井四郎于1932年在中国东北哈尔滨市郊的背阴河（即平房区）设立的东乡部队，这一区域当时是傀儡政权满洲国的一部分。当初，731部队伪装成一个水净化部队，随后不久，该部队就开始进行在日本国内无法进行的人体实验。

由于日本战败后对资料的毁灭，731部队的完整信息只能靠史家一点点挖掘整理，其中，731部队的设施究竟包含什么，至今尚未有明确说法，但是仅从现有的遗存就足以看到其当年的庞大：

目前，一些731的周边设施仍保存到现在，并开发给游客参观。对游者开放的建筑物中的一座731基地占地6平方公里，由150多幢建筑组成。设施经过很精心的设计，使得其很难被摧毁。

基地包括各种各样的生产设施。有约4500个培养跳蚤的容器，6个巨大的制造各种化学制品的锅炉，以及约1800个用于生产生物战剂的容器，几天内就可以成产出大约30克腺鼠疫。

数十吨的这些生物武器（以及一些化学武器）在整个战争期间被存放于中国东北的许多地方。至今有时候对中国的平民还有伤害。

1945年，当战争会很快变得明朗时，石井四郎下令摧毁那些设备设施，并告诉他的部下“把秘密带进坟墓”。因为这些研究数据是人类历史上从未进行过的人体试验类型而得来的，作为获得这些数据的交换，美国不以战争罪起诉731部队的军官。

经研究证实，这个部队当时已具有可将人类毁灭数次的细菌武器生产能力，他们的“研究成果”投放战场，致使20万人死伤。1945年8月，731部队为了销毁罪证，在败退时炸毁了这里的主要实验设施。

申遗，该还是不该

侵华日军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统治者下令组建的细菌战秘密部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研究中心。利用健康活人进行细菌战和毒气战等实验，使得它的罪恶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南京大屠杀同样骇人听闻。

为永久保存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这个二战中极为特殊的标志性遗址，从2000年开始，经国家文物局的批准，有关部门耗资近亿元对731部队遗址进行了首次全面清理，发现了300多件人体解剖用具。同时，采取措施对这个遗址进行保护，决定将其建成一座呼唤人类和平的遗址公园，并提出了将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设想。

然而，岁月流逝，现在“731”大部分遗址混杂在城区生活区中，周边环境破烂不堪，有的房屋电线老化，安全防火隐患非常严重。通过实施“731”遗址周边环境整治工程、建设悼念广场等、核心区遗址的保护建设工程。使得包括本部大楼遗址和2号楼遗址的维修复原，本部大楼恢复成世界最大规模细菌战指挥中心，如今，通过保护，恢复了石井部队队长办公室、人体标本陈列室、宪兵室、兵要地志班等房间原貌。在此基础上，一座现代化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建立起来。

如今，“731”遗址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被确定为国家12个重点红色旅游项目景区景点，并被中宣部批准为第六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于是，731部队遗址所在地哈尔滨市平房区政府开始筹划，将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多年来，731部队遗址作为中国唯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二战期间战争罪行遗址，一直被当地政府当做重要的工作内容。

而之前，二战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已有先例。

所谓文化遗产，按照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文化遗产申报标准共有6条，其中第6条标准是“特殊的历史事件对人类的影响”。据此，波兰和日本分别于1976年和1996年利用第6条标准将其国内的二战遗址申报成功：一个是波兰的“奥斯维辛迫害犹太人集中营”；另一个是日本广岛二战原子弹爆炸地——“广岛和平公园”。

毫无疑问，坐落在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侵华日军731部队遗址，完全符合了申遗的标准。

和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一样，731部队遗址揭示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然而，731部队的罪行更在于它拥有灭绝人类的能力，而这一能力的取得又是以无数活人实验为代价的，因此它又不同于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甚至比实施种族灭绝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性质更为恶劣。

警示的意义在于防患未然

参观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后，没有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会被震撼，也没有一个中国人，不为那段历史感到屈辱和悲愤。

然而，如何对待这个二战中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最灭绝人性的细菌战试验基地遗址的声音似乎并没有统一。

金成民，哈尔滨市现代史专家，长年致力于 “731”的研究，他是坚定的“731”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支持者。

将“731”一直申报世界遗产的想法始于1996年。那一年，二战另一重大遗迹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也成功申报世界遗产，而早在1979年，二战三大遗迹之一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申报世界遗产成功。那么，“731”遗址作为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遗址群，它既不同于广岛原爆遗址，又要比一个种族灭绝另一个种族的奥斯维辛大屠杀的性质更为恶劣，因为它的罪行是以牺牲整个人类为代价的。人类历史上如此惊心动魄的一个历史遗存，不值得全人类去牢记么？

然而，“731”遗址申遗的价值与必要，却成为当时喧嚣一时的舆论焦点：争论的焦点围绕在“731”遗址可否作为文化遗产去申报世界遗产？它的价值何在？对此，许多网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金成民认为，“731”遗址是我国独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应该真正成为我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世界反法西斯教育阵地。

时任“731”纪念馆的馆长王鹏认为，“731”罪行是反人类的，它不光是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值得全人类去关注和反思。“731”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就是要扩大知名度，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这段历史，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然而，一位名叫晏扬的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对于“731”遗址申报世界遗产他持保留态度，因为“731”遗址根本不是什么文化遗产，而是一种反文化“遗毒”，“731”遗址体现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侵略文化，一种惨绝人寰的血腥文化”，将这样的“文化”申报世界遗产是一种错位。

争论，似乎停在了2005年，那一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而且，相当奇怪的是，对“731”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工作，似乎只是当地政府和有限的几个专家有着热情，当2010年5月，权威专家公布了731部队活人细菌实验3000余受害者名单的时候，当地媒体再一次重提让“731”遗址申遗的话题。

然而，似乎很残酷的是，据专家介绍，从目前情况看，“731”遗址还暂不具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的一些条件，如仍有部分遗址被占用，不能对外开放、影响整体格局；“731”学术研究人才少；缺少地方性法规等等。

为此，在多年专门研究和专题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专家们提出：哈尔滨市应尽快制定《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遗址保护条例》，使“731”遗址得到依法保护和管理；应建立“731”国际研究中心，引进高水平的学术研究人才，并吸引各国研究者前来调查研究，进一步扩大“731”遗址的国际关注度；同时做好罪证挖掘工作，集中力量全方位、立体地展开申报格局。

最不应回避警示性文化遗产

要不要申遗，似乎不是问题，而能不能申遗，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申报世界遗产是一项非常复杂、有严格程序的长期性工作，且世界遗产要求文物保持原真性和完整性，而如今的“731”遗址面临的却是要改建，还要扩建，倘如此，文物的完整性势必会被破坏。

况且，一位专家认为，现有的“731”遗址申遗，从当地政府层面说，看重的可能更是世界遗产称号能给所在地带来的荣誉和显著的旅游、经济效应。

14年的被侵略历史，3800万同胞的生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60多年前，那个所谓太阳民族的无耻践踏，让中华民族遭受了几近沉重的灾难。

那段历史，说起来，让人悲愤欲绝，读起来，让人肝肠寸断。所幸，民族的精神不灭，外虏终被华夏儿女驱离神州大地，然而，倭人掠我财富，躏我河山，辱我同胞，灭我族人，无论是黑山白水还是黄土高坡，那段屈辱悲壮同时又是坚韧不屈的历史，留下的些许痕迹，至今并未泯灭，甚至，我们族人又何曾片刻能敢回避甚至忘却。

于是，如何正视历史，如何牢记历史，就成了100多年来饱受屈辱的中国人必须正视的大是大非。

因此，警示性文化遗产，在中国，就应该不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建设的问题。

俄罗斯日前高调纪念了他们的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适逢世界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5周年，当全世界都在重申和平可贵、正义必胜的时候，作为二战期间东方最大受害国的国民，我们拿什么来述说和参与这一切？拿什么来教育和告诉我们的下一代？

一个以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而震惊了世界的民族，难道无法承受“731”遗址成为整个星球上警示性文化遗产的波澜吗？(中华工商时报  刘洁)

顾汉现

揭秘日军731部队细菌试验受害者身份


2010年05月24日02:55





　　731部队人体实验受害者朱云岫的“特别移送”档案，他是极少几个有照片留存至今的“马路大”之一。





731部队本部鸟瞰。





　　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右一）向山边悠喜子（中）介绍731部队细菌战及人体实验受害者牌位。

　　本版图片均由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提供

　　中国学者近日宣布，日军侵华时期，被日本宪兵队以“特别移送”方式交给关东军第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受害者中，已有1467人的身份得到确认。据专家估算，这个被日本侵略者称作“马路大”的群体，至少在6000人以上。

　　所谓“马路大”，在日语中意为“圆木”，是731部队对那些接受人体实验的受害者的污辱性称呼。在这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的特设监狱里，他们一律无名无姓而只有编号，像动物一样被强制接受各种细菌或毒气的折磨，或被活活冻死，最终毁尸灭迹，无一生还。

　　翻开历史档案，你会发现，他们在跨进那道地狱之门前，其实都曾生动地活过、笑过、抗争过、战斗过。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为抗日奔走。

　　战后的60多年里，为还原那段历史，许多人仍在艰难前行。

　　朱家两“苏谍”

　　在他去世将近70年之后，已经很难有人说得清楚，朱云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给亲友留下了腼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宪兵队拍摄的照片上，身陷绝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宪兵队长对他的评价却是：“性格狡猾，生来懒惰，为了生活不择手段。”

　　今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制成黑底白字的牌位，贴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的纪念长廊上，旁边是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朱云彤。他们的身份，都是死于731部队人体实验的“马路大”。

　　据东安宪兵分队审讯记录记载，朱云岫曾在密山县黄泥河子恒山煤矿做机电工。1940年8月，朱云岫与苏联谍报员万信相识并被发展为谍报员。9月27日，朱云岫与万信一起越境入苏，在“浦拉特诺夫卡”国境警备队接受指令：调查平阳镇兵力、兵种和兵营数量以及鸡西发电厂的施工进展情况，获酬金120元。

　　审讯记录称，朱云岫在收集上述情报时患病，卧床两个多月，没能按规定日期入苏，预感到可能惹怒苏方，会有生命危险。为安全起见，便策划以加入日满军警密探为名开始谍报活动。

　　同属这一谍报网的，还有朱云岫的哥哥朱云彤和工友王振达。朱云彤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密山县国境警察本队警长。1940年9月至12月间，朱云彤曾3次越境入苏，接受的任务指令为：调查二人班、半截河和平阳镇附近日军情况，特别是飞机场的状况，并调查密山县公路网及铁路状况，共计获酬金330元。

　　1941年2月，万信被捕，但他当时并未供出几名下线。

　　当年3月，东安宪兵分队在对王振达进行侦查时，发现朱云岫与其交情颇深，故作为同党进行侦查，5月3日将二人秘密逮捕。同年9月，朱云彤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狱。

　　据朱氏兄弟的堂妹朱亚珍回忆，有一次在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上，她曾巧遇被押送途中的朱云岫，“我很惊讶地问二哥上哪儿，二哥努努嘴，我看到他的双手被反绑着，肩披棉袄，后面有日本人看着。二哥还低声对我说，‘告诉家里人别为我担心，没啥事’。这时，日本人走过来，就不让我们再说话了。此后我们再也没有二哥的确切消息”。

　　弟弟被捕一周后，自觉在劫难逃的朱云彤辞去警长之职回到家里，靠打短工维持生计。

　　朱云彤之女、现年69岁的朱玉芬说，母亲曾经告诉她，有一天，父亲回家对母亲说，现在日本人到处抓人，感觉自己活不了几天了，“他说自己如果真出事，就让母亲改嫁。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不要了。他没说原因，母亲还以为他喝多了说胡话”。说完这话三四天后，朱云彤被日本宪兵带走。两个多月后，朱玉芬降生。

　　朱氏兄弟相继被捕后，父亲朱宝田急得四处打听。听说两个儿子都被日本人“喂了狼狗”，50岁的朱宝田急火攻心，头疼了3天便不治身亡。

　　沦为“马路大”

　　在日本宪兵队，等待朱氏兄弟的，无疑都是严刑拷打。

　　一番逼供审讯之后，东安宪兵分队对朱云岫做出如下结论：“该人性情狡猾，胆大妄为，在密山县辖各地诈称为特务机关或宪兵队之密侦，干尽坏事，无悔改之意，无逆用价值。”

　　在呈报给上级的审讯报告中，东安宪兵分队认为：“该人入苏及返满后的恶行危害甚大，对其应严加处置，故认为最适合特殊移送。”

　　按要求，这份报告迅速逐级呈报至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司令官原守随即下达指令，将朱云岫实施“特殊移送”——这看似轻描淡写的4个字，其实是一纸秘密而残虐的死刑宣判书。

　　接下来的程序是：东安宪兵分队派专人持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复，乘专车将朱云岫押送至哈尔滨宪兵队，由其转送或直接押送至位于哈尔滨南郊平房地区的731部队。

　　“从731部队盖戳接收的那一秒钟起，这个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谁、以前做过什么都不再重要。731部队接收的只是实验材料，也就是论‘根’计数的‘马路大’。”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和弟弟朱云岫一样，晚4个月被捕的朱云彤也未能逃脱沦为“马路大”的命运。

　　金成民说，“特别移送”只是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第一步。踏进地狱之门，“马路大”的苦难才刚刚开始。

　　所谓“特别移送”，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和关东宪兵队等多方秘密策划协同执行的一项非人制度，一方面解决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所需材料的来源问题，另外也便于各地军、警、特、宪机构对被捕的抗日人员和反法西斯志士进行秘密处理。

　　1938年1月26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下发第58号文件，对“特别移送”程序做出明确规定。1943年3月12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又下发第120号文件，将“特别移送”对象分为“间谍(破坏分子)”和“思想犯(民族运动和共产运动犯)”两大类。

　　上世纪80年代初，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根据他对众多731部队相关人士的采访，写成震惊世界的纪实作品《恶魔的饱食》。他在该书中称，综合许多人的证言，“马路大”大致有3类：中部战线、北部战线俘虏的八路军官兵、国民党官兵，以及在各个城市、农村从事抗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等；在哈尔滨市内以及周边地区逮捕的苏联红军士兵、情报人员及其家属；另有一些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几乎都是受骗者，莫名其妙地成了“马路大”。

　　根据森村诚一的统计，“马路大”中中国人占七成，苏联人、朝鲜人和蒙古人等共占三成；年龄绝大多数在20岁至40岁之间，最大的40多岁；绝大多数为男性，只有少量女性。这些女性“马路大”，往往被用作性病的实验材料。

　　“魔窟”生活

　　无论性格刚烈的前伪满警长朱云彤，还是腼腆的煤矿机电工朱云岫，一旦关进731部队特设监狱便从此无名无姓，他们只拥有一个三位数的编号。

　　因此，研究者几乎无法在众多“马路大”中找出这对亲生兄弟，甚至连他们何时死于何种人体实验都无法确认。后人只能根据那些加害者只言片语的证词，勉强还原这个“食人魔窟”里的场景和数以千计受害者的群像。

　　在《恶魔的饱食》一书中，森村诚一写道：“‘马路大’被送进731部队之前，受到关东宪兵队不分昼夜的严刑拷打，审讯逼供，一旦进入731部队的特设监狱，就没有任何审讯拷打，也不强迫做苦役。不仅如此，还供给他们良好的伙食，一日三餐，营养丰富，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睡眠也很充足，据说甚至还发给维生素药片。‘马路大’被关押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尽快恢复体力，具有健康的身体。”

　　森村诚一说，这是因为731部队需要健康的实验材料，如果“马路大”身体虚弱、有病，就不具备作为实验“主体”的必要条件。同时，要发动大规模的细菌战，需要大量疫苗以保存自身，731部队在大量生产细菌的同时，还要开发研究疫苗，这需要进行很多实验和大量血清，因此也需要健康的“马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