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为何杀杨宇霆？

步天涵谷

如今，我们很难理解东北在晚清民国年间的诡谲局势，地方势力、南京政府、日本、苏俄、美国，似乎都有“发言权”，但又都感到受了掣肘而怨气冲天，苏联学者弗·鲍爵姆金主编的《世界外交史》一书中称东北是“远东战争爆发的火药库”，似乎并不为过。当然，闹得最凶的，要数日本，可以说是“夜杀其人，明坐其家”。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张作霖不幸罹难。东京一家报纸报道说：“日本的挚友死了，他成了中国恐怖分子的牺牲品。”这种说法显然模棱两可，是毫不负责的贼喊捉贼，而日军政府对此事件发表的意见就明确多了，他们认为，张作霖是被南京派来的便衣队杀害的。日方同时声称，事件的责任在于中方警戒不严，与日军无关。

问题在于，张作霖是根深蒂固的东北王，这等人物的暴亡必然会造成极大范围的“权力真空”，而在填补“权力真空”时，往往会引发流血冲突。翻看一下史书，便不难发现，极权人物死后的刀光剑影，几乎是一种政治常态。张作霖死后，张学良主政东北，但不久，即下令枪毙了杨宇霆和常荫槐，事件起因也在于权力之争。现在，我们就来解析一下杨宇霆是如何遭到“清算”的。

末代秀才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意思是“与诸葛亮为邻”。杨家原籍河北滦县戴家岭，后来“闯关东”，落户法库县蛇山沟村，家境一般。杨宇霆素来聪慧，异于常人，学习也很刻苦。1904年，清廷颁旨废除科考，但因奉天是“发祥之地”，特许再举行一次科考。辽南考场设在锦州，当时正值日俄战争，兵荒马乱，所以辽阳、海城、盖县等地学子，往往不敢前去应试，参加者寥寥无几。但杨宇霆还是毅然参加了这次考试，中了秀才，堪称“末代秀才”。这一年，杨宇霆19岁。

鲜为人知的是，杨宇霆和张作霖一样，也混过“保险队”。那是他中了秀才以后的事，职务是“保险队”的文案，但时间不长。据说一次随队“剿匪”，年轻鲁莽的杨宇霆一进院就开枪，险些误伤好人，为此，他感到悔惧，所以就不干了。

1908年，杨宇霆考入奉天中学堂，第二年，清廷选派赴日留学生，测试外语时，杨宇霆当场把外语课本《华英初阶》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考官们十分惊异，便录取了他。临行之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特意接见，代表学生向赵尔巽致答谢词的，就是杨宇霆。杨宇霆的学识、仪表和谈吐，令赵尔巽十分满意。这为杨宇霆日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

杨宇霆到东京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成绩也很优异。1911年5月，杨宇霆学成回国，恰逢赵尔巽再任总督，听说当年派去的留学生回来了，赵尔巽高兴地予以接见，又见到了杨宇霆，印象也很好。不久，杨宇霆被分配到孟恩远部(驻长春)任见习排长，后升任营长。1913年，调任东三都督府任军械科长兼军械厂厂长。对于一个不到30岁的人来说，也算是少年得志了。这期间，张作霖已逐渐成为奉天举足轻重的人物。有一次，张在街上看到一队军人，军容整齐，训练有素，起初还以为是日本军队，但一打听，原来是军械厂卫队连，是杨宇霆训练出来的。张作霖赞赏之余，也记下了杨宇霆这个名字。1916年4月，张作霖终于当上奉天督军兼巡按使，成了封疆大吏。杨宇霆就是这时被张作霖收入幕中的，委为27师参谋处长的重任。从此，杨宇霆开始辅佐张作霖，成为张作霖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杨宇霆自视甚高，骄纵恣睢，眼中只有一个张作霖。东北军政事务，杨宇霆均可左右。而张作霖对杨的宠信也异于常人，甚至将个人私章也交给他。就算杨宇霆怀有二心，张作霖也能容忍。直皖战争时，张作霖支持段祺瑞，成立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亲任司令，徐树铮任副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但杨宇霆却与徐树铮合谋，私下在洛阳、信阳等地成立了四个旅的军队。张作霖知道后，十分生气，当即罢了他们俩的官。杨宇霆不敢回东北，只好赋闲北京。

直皖战争后，张作霖的气儿也消了，认为施治东北，非杨宇霆辅佐不可，就把杨宇霆请回奉天，任东三省巡阅吏，上将军公署总参议兼奉天兵工厂督办，反倒比以前更受重用了，可以说是位同首辅。张作霖起自草莽，但对王永江、杨宇霆等倚重之人从来不说一句粗话。有一次，张作霖和杨宇霆为一件事争论起来，张生气了，说了一句“妈的”，杨不干了，说“你骂谁？”张马上作揖赔罪，说：“这是咱的口头话，一个不留心溜出来了，敢是骂谁！”胡适说“这个故事很美”。

在辅佐张作霖时，杨宇霆确实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奉军27师，原系张作霖统领的中前两路巡防营改编而成，其家底是张作霖早年的“保险队”，所以训练、纪律和战斗力都不敢恭维。经过杨的整训，军容为之一新，战斗力也有了较大的提高。杨宇霆被杀后，于冲汉送了一副挽联：棘门霸上如儿戏；我识将军未遇时。意思是说，张作霖在未遇到杨宇霆的时候，他的军队就像是棘门霸上的儿童嬉戏，而杨宇霆来了之后，奉军好像是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样了。虽有过誉之词，但杨宇霆帮助张作霖改造和训练军队的功绩还是有的。



日本人的“反间计”

杨宇霆“学通今古，识洞中外”(杨宇霆碑铭)，素有智囊之称。王家桢称“在东北当时的要人中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考其一生，

主要功绩有四，一是协助建立东北海军；二是制定田赋制度，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三是修筑战备公路，使交通运输不受日本挟制，一旦战争起来，可用公路与日军周旋；四是督办奉天兵工厂，自制武器弹药装备军队，增强了防卫能力。

杨宇霆是日本士官派，但从现有史料来看，杨宇霆很有一些“反日”的骨气。当时办理对外交涉，最棘手者莫过于日本。日本人向张作霖提出要求时，张作霖一般都说：“好，好，我叫凌阁来办。”如果日本人想要书面承诺，张作霖便百般托词。据称，只要不立笔据，杨宇霆总有办法使之打消、变通，而将损失降至最低。在东北路权交涉时，日本人几次想对张作霖施加压力，但总觉底气不足。其原因之一，据战后解密的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是“惟恐杨宇霆等反对派乘机制造纠纷”，而使日本已经取得的非法权益“化为泡影”。苏联学者也认为，张作霖之所以未与日本签订正式协定，是因为“遭到杨宇霆的强烈反对”。

日本人曾向张作霖要求在东北实行“杂居”，杨宇霆认为这是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第十六条的翻版，也力主不予答应。经过数度交锋，日本人深感杨宇霆“不易对付”。可能就是因为这一点，日本人才想除去杨宇霆。王家桢曾谈到，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等都对杨宇霆加以诽谤，让人不由想起“邻国之贤，敌国之仇”这句成语。日本人认为，杨宇霆不除，难以侵占“满蒙”，张作霖执政期间，日本所提出的要求都没有实现，主要是杨宇霆从中作梗。1928年8月11日，东京《朝日新闻》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狡猾哉杨宇霆》，其中说：“我们过去把宇霆看成很诚恳、很恭谨孝顺的，是我们心目中最理想的养老女婿，实指望他将来对我们养老送终，顶半个儿子使用，不成想，他的良心和心眼一转眼都变了，幸而我们的姑娘还没给他，如果真给了他，不但对我们不能养老送终，还把我们的姑娘白白骗走了。”可见日本人普遍认为，杨宇霆是与他们唱对台戏的人。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超乎寻常地“关切”，事发当天的10点30分，日本当局便发表了一份声明；6月12日，又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了《关于老道口现场调查报告》，极力显示清白。当张作霖离世的讣告于6月18日发出后，日本政府又派驻中国大使林权助为“特命奔丧专使”，前往沈阳吊唁。林权助返回日本后，在东京车站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及我国东北的形势，林权助说：“今天的东北实际情况，同我们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很相似”。

读了这段报道，张学良说：“我不甚熟悉日本的历史，但我对林权助讲话，确很注意。有一天，我从北陵别墅回城，路经鼓楼北，到商务印书馆，下车翻阅所陈书籍，恰巧看见一本《东洋史》，内中载有德川家康一段事迹，乃购一册回去阅览。对德川这一段史实，阅览得特别仔细。”

关于这本书的来历，有不同说法。《辽宁文史资料》第15辑《杨常事件述评》一文称，这本书是时任满铁经济调查局理事长的大川周明送给张学良的，书名叫《日本外史》。据说，大川周明还特意用红笔把丰臣秀赖被权臣德川家康推翻的一段史实用红笔勾画出来，暗示杨宇霆即是德川家康，而张学良则是丰臣秀赖。这样做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暗示杨宇霆有夺权野心，希望二人“火拼”，日本也好从中渔利。

据卢广绩(张学良亲信，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市副市长)回忆，张学良曾给他讲过那段日本历史，说丰臣秀吉死后，他的儿子丰臣秀赖继位。丰臣秀赖“年少英敏，但贪图享乐，不甚理国政，一切政务委其岳丈德川家康(并非岳丈，德川的孙女嫁给秀赖)来执掌。当时秀吉儿子想，他是能够控制他岳丈的，认为德川家康不敢对他有何异谋，因此委以实权，自己便可以更自由自在的过着享乐生活。不意后来德川突然发动政变，竟杀了秀吉之子，取而代之，灭了丰臣氏，建立了德川幕府。”

张学良说：“看过这段日本历史，我当时在想，林权助为什么说这番话？于是就联想到我们东北的内部情况。”可见，丰臣秀赖的“教训”无疑对张学良有极大的触动。卢广绩也说：“杨常之死，林权助的讲话，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笔者倒以为，当时东北的局势，与德川家康时代并不相似。丰臣秀吉死时，秀赖年仅6岁，还是个黄口小儿；而张作霖突遭变故之时，张学良已经28岁了，且久掌兵权。正如何柱国说的那样：“杨自命是东北诸葛亮……而张却不是西蜀的刘阿斗，这一悲剧之发生，迟早是难以避免的。”

当时的情形是，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手下军政要员有一些是张学良培养出来的，还有一些是张作霖的旧部。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真诚拥护张学良的，但因为张学良年纪尚轻，身体不好，再加上吸烟嗜好，也有人对他很轻视，其中，尤以杨宇霆为甚。据王家桢回忆，杨宇霆对张学良表示亲切，但又很轻视，认为张不过是一个好玩的公子哥儿罢了。

据当年帅府听差的赵吉春回忆，杨宇霆明里暗里没少攻击张学良，当着奉系元老的面，经常痛心疾首地说：“小六子不是跳舞，就是抽大烟，东北前途，实堪忧虑啊！”当着张学良的面，又以长辈的口吻说：“汉卿！你这口烟给人的观感可不够好啊。”话语间总有“高高在上”的意思，这自然引起张学良的反感。在背地里，杨宇霆经常说，张学良每天注射毒针，将来“必会自毙”。

偏偏日本人又极力搅扰，为了除掉杨宇霆，他们还利用《满洲报》举办所谓民意测验的鬼把戏，将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万福麟、常荫槐等人刊列一表，下面印有选票，让读者“选举”东北军政长官及三省主席各一人，然后剪下寄到报社，并将前几天的“选举结果”公之于众。公布数字时，日本人别有用心地夸大杨宇霆的“选票”，借以煽动张学良的仇恨。而据高纪毅说，杨宇霆也利用这一机会，大量购买报纸，找人填写，以表明他是东北民意所归的人物。高纪毅说：“事后，由杨府卖出的废报纸达数千斤之多，这一秘密始为外间所知晓。”不过，笔者倒以为，杨宇霆既称足智多谋，似乎不应犯下此等低级错误。

此外，日本人还收买郭松龄原来的部下富双英，把日本人给他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照片、文件等“情报”送给张学良，说杨宇霆与日本某要人勾结，密谋取张学良而代之。据王家桢回忆，杨常事件后，张学良拿出一大堆材料，全是明信片大小的照像卡片，说：“这些东西，我花了不少钱才弄到手的，你要详细地研究一下。”用放大镜，可以看到上面的字写的是什么。据王家桢讲：“这些情报都是日本人用五元至五十元的现金从一帮专门贩卖情报的中国人手里收买来的；当然也有专门人员搜集的情报，不过很少。日本人又将这些没有什么价值的情报，故作神秘地照了像，再卖给中国人，内容全是些似是而非的日常琐事：如某某人到杨公馆密谈了两个钟头，杨家的某人和常家的某人为避免外人的耳目，在一家小饭店密谈许久，等等。还有些无中生有的事情，如说杨为支持常组织的省保安队(山林警备队)二万人的武装，不惜叫兵工厂工人加班加点等”。但实际上，东北兵工厂根本没有加班加点的事情。王家桢说他看过之后，又恨又气，恨的是日本人随意欺骗中国人，气的是中国人太没有志气，甘受日本人的愚弄。当王家桢将自己的想法坦率地告诉张学良时，张学良将这些材料往旁边一扔，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吧！”

其实，除了日本人，蒋介石也想除掉杨宇霆。蒋介石打算拉拢张学良做他的北方同盟者，共同对付冯玉祥和李宗仁。为达到这个目的，蒋介石把所谓白崇禧策动杨宇霆反对张学良的未经证实的消息电告张学良，居心叵测地劝其先下手为强。

就是奉系内部，也有人极力挑拨张杨二人的关系。事发之前，就有谣言说：杨宇霆和常荫槐“已订一月十二日在沈阳发动叛变，杀死张学良”，有人因而“吁请学良迅速逮捕杨常处死”，又说“不除此二人，必为大患，悔将无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