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负了毛泽东如子深情的侄子毛远新？

步天涵谷

毛泽东：“这伢子，我喜欢！”

    毛远新是1941年2月14日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出生的。母亲朱旦华临产去医院那天，担任新疆省财政厅厅长的毛泽民，因为忙于工作未能陪同前往。一周之后，毛泽民决定给孩子取名“远新”。他意味深长地说：“中国革命任重道远，孩子是在新疆出生的，我看叫远新挺好的。”

小远新长到1岁半的时候，军阀盛世才转向反苏反共的立场，新疆的局势急转直下。1942年9月中旬，盛世才下令将中共派在新疆的重要干部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百余人，先是分开软禁，继而投入监狱，最终将陈潭秋、毛泽民等人杀害。一直无法得到毛泽民确切讯息的朱旦华，抱着小远新，天天思念着丈夫。这种深深的思念和担忧伴随着她在监狱中度过了艰难的三年半时光。1946年，在党中央的大力营救下，被国民党新疆反动当局关押的100名共产党人及20多个孩子，历经艰辛回到延安。

    5岁的小远新已经懂得很多事了。他瞪着大大的眼睛对朱旦华问：“妈妈，叔叔们都说我的大伯叫毛主席，他是什么样子？长得和爸爸一样吗？”朱旦华对于孩子这样的发问怎样回答呢？小远新两岁不到，毛泽民就被捕入狱，对父亲的鲜活模样，已经难觅踪影了。但孩子的提问总是要作答的，于是她告诉小远新：“毛主席是你的亲大伯，他和你爸爸长得很像，你看了就知道。你等着吧，大伯一定会让你去见他的。”

    朱旦华心中的那种盼望，终于成为事实。7月中旬的一天，吃过晚饭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的一名干事，将朱旦华母子接往王家坪毛泽东的住处。这是朱旦华与毛泽民结为夫妻后，第一次以弟妹的身份去见毛泽东，心情不由得既紧张又兴奋。

    陕北的夏天，吃过晚饭天边还布满半空的余晖。朱旦华牵着小远新来到王家坪，老远就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在窑洞前的一棵树下等候着，他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在看见了朱旦华母子后，大步上前，伏下身子，一把抱起小远新，动情而大声地说：“噢，润莲的儿子，我抱抱，大伯抱抱！”

    朱旦华赶紧对儿子说：“快叫大伯，叫大伯！”

    由毛泽东紧紧抱在怀里的小远新，一点也不认生，甜而脆亮地叫了一声“大伯！”叫完后，表现出一般小孩所不具备的大胆和灵性，稚声稚气地问：“大伯，你怎么有毛主席和毛泽东两个名字呢？”

    毛泽东听得乐开了怀，哈哈地笑了。

    把朱旦华让进窑洞，毛泽东亲切地询问了朱旦华回到延安后的主要情况，还问及了新疆方面的若干情形，就是没有一句涉及到毛泽民。毛泽东是怕重提弟弟的牺牲会引起弟妹的悲痛？还是到目前为止对毛泽民的生还抱有一线希望？抑或是二者心情兼而有之？就是朱旦华心里也明白在这种时候提到泽民，会引起哥哥的感伤。两人一个是手足之情，一个是夫妻之情，都在这样的场合下避免谈到毛泽民，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体现他们之间的心头悲伤和兄弟深情！

这天是农历6月16日，月亮向大地洒下如水的光华。明亮的月光下，朱旦华发现毛泽东显然心里处在伤感之中。她强烈抑制着自己的感情，将小远新叫过来，对他说：“孩子，大伯还有工作要忙，我们以后再来看大伯。”

    毛远新听话地向毛泽东作了道别，只见毛泽东忽然招手把他叫过来，半蹲着身子抚摸着侄子的头，连连点头而道：“你这伢子，我喜欢，以后多到大伯这里来！”

    朱旦华从毛泽东的有些发硬的话语中，听出了一种别有的深情。她努力地调整自己的情绪，上前拉过小远新，在毛泽东的目送下走出窑洞。

    毛远新住进了中央机关托儿所，与一批高干孩子一样享受到供应标准比一般干部还要高的供给制，同时开始接受文化教育。

    相距8个月之后--1947年3月，随着国民党胡宗南部23万军队对延安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中央机关托儿所的孩子们也被有组织地撤走。

    在中央妇委秘书处工作的朱旦华，这天下午正在住处收拾行装，毛泽东的警卫员来了，要她到王家坪去一趟。朱旦华跟着警卫员来到毛泽东家居住的窑洞，江青也在收拾物件。毛泽东听见了她们的说话声，从工作的窑洞中走出来，与朱旦华说了一番话，问了问小远新的情况，就进窑洞去了。江青拿出一条淡红色的机织毛毯对朱旦华说：“旦华，这是润之盖的，润之叫送给远新，特意要你来拿一下。”

    朱旦华马上想到：在延安一床机织毛毯是很贵重的，何况毛泽东正在盖用，于是回道：“这毛毯远新不能要啊！”

    “这是润之决定了的事，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一点心意。”江青说。

    朱旦华蓦然明白了：几个月前，国民党新疆省主席张治中已正式通知中共中央：陈潭秋、毛泽民等人已在盛世才的狱中牺牲。毛泽东欲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弟弟的绵长思念，但他不忍心触动那悲伤的心灵，所以悄然离开，由江青转交毛毯。朱旦华想到这里，不觉眼睛湿润了，她双手颤动地接过毛毯，回了一句：“我这就送到远新那儿去。”

从清华园到哈军工

    1949年7月毛远新随母亲和继父--方志敏的弟弟方志纯从北京来到南昌，住在供给制的八一保育院，由保育院送到一所小学读书。到抗美援朝发生后，已经会唱《志愿军战歌》的毛远新，多次缠住母亲要到北京去读书，长大后好参军打美国侵略者，还说北京育英小学的男同学长大后都要参军的，自己和那里的同学、老师是怎样地要好，现在弄得他一个人在南昌上学，一点也不好。这就是他要回北京的理由。

    儿子老是吵着要到北京上学，朱旦华亦感到为难。1951年9月，她赴北京参加全国妇联工作会议，同时带上了毛远新。康克清一见到毛远新，就心生喜欢地拉过他，问长问短，又对朱旦华说：“你开会带着孩子多不方便，我把他送到他大伯那儿去。”当晚，康克清回中南海就把毛远新带到丰泽园。毛远新见到李讷就有一种姐弟的亲热，两个孩子在毛泽东身边燕子似地穿来跑去，叽叽喳喳闹个不停，无形中把毛岸英朝鲜牺牲后笼罩在丰泽园的压抑气氛打破了。

    全国妇联的会议结束后，朱旦华来到中南海看望毛泽东，言谈中讲到：毛远新老是吵着要在北京上学。毛泽东听后未加任何思索，回道：“伢子要在北京读书，这好嘛！”说完，他大着嗓门叫了一句：“远新，你过来！”听到喊声的毛远新来到伯父面前，毛泽东问他：“你想在北京上学，是吗？”毛远新一听嘟起嘴回道：“我本来在北京读书的嘛，干吗要搞到南昌去？”毛泽东点着头，“嗯”了一声，随即想到什么，爱抚的目光落在侄儿身上：“在我这里就像温室的花朵，跟你妈妈在江西可以说经风雨见世面，你晓得吗？”

    毛远新反应灵敏，马上大声“抢白”说：“大伯，我不住你这里，住到学校去，怎么是温室里的花朵呢？”

    毛泽东听了侄儿这番体现个性的回话，非但不怪，反而被逗得哈哈大笑，点头赞道：“说的有道理嘛。”

    在一旁的江青，已经从毛泽东的笑声中有所感悟。这是自从毛岸英在朝鲜牺牲以后的时间里，她头一次看到毛泽东愉怡而笑，顿时感觉到毛泽东是非常喜欢侄儿的，毛远新留在北京上学，对毛泽东的心情改善很有利。江青想到这里微笑着说：“远新愿意在北京上学，就让他在北京读吧。”毛泽东见江青也欣然应允，更是高兴，一把拉过远新，继续同他说话。

    留在北京读书的毛远新，很快地成了毛泽东家庭中的一名成员。毛泽东夫妇都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凡是穿的用的，只要李敏、李讷有，就少不了毛远新的。毛泽东每次外出，不管到北京近郊还是北戴河，或是更远的外地，都要带上毛远新，让这个长得蛮俊气的少年跟在身边。在很多的场合，毛泽东将毛远新视如己出的抵犊深情，是那么真挚地流露出来。李敏、李讷姐妹俩和刘思齐，亲热地给毛远新起了个“小豆豆”的外号。毛远新偏不服小，老是说自己只比李讷小半岁。而李讷就提出跟他比高矮，气得毛远新噘起嘴：“才不跟你比呢。”在一家人的融融亲情中，得到了毛泽东特别关爱的毛远新，幸福健康地成长着。从1951年9月起，毛远新在大伯的身边读书9年有整。

    毛远新于1954年在育英小学毕业，被保送到北京101中学读了6年。在这所高干子弟中学，毛远新一直是学生中引人注目的角色。他的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组织能力也很强，因此总是担任班长、少先队大队长。毛远新有着爱好体育运动的活泼性格，喜欢踢足球，还能够在校乐队吹长号。更让毛泽东欣慰的是，他还在高三就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以毛远新的家庭出身和“又红又专”的政治标准，1960年下半年，他高中还未毕业就被组织上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是50年代初由苏联帮助我国建立的尖端军事学科最高学府，不少中央领导干部的子女都在该院读书。能够进入“哈军工”，是个莫大的荣誉。毛远新回到中南海，有些得意地将消息告诉大伯。不料毛泽东听后看了侄子一眼，不以为然地说出一句：“你上哈军工是国家保送的，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嘛。”毛泽东的话激发了毛远新的一股心劲，暗自说一定要考取能与哈军工齐名的名牌大学，于是当着毛泽东的面说道：“那我自己去考！”结果，毛远新参加了高考，并以优异的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可谓名校名系。毛泽东知道后这才点着头高兴地说：“唔，这才像润莲的儿子！”

步天涵谷

毛远新当初被保送到哈军工上学，该院的院长陈赓大将是知道的，开学后又听说毛远新没有来，陈赓不免有些遗憾，心里记住了这件事情。

    1961年元月期间，毛泽东赴广州主持会议，又带上毛远新到了广州。毛远新在广州碰上好几个北京101中学的同学，他们多数是哈军工的学生，大家都热切地鼓动毛远新到哈军工读书。大道理是国家科学事业的需要，小道理是同学之间的情谊。众人七说八说让毛远新动心了，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还为毛远新出主意：“你考上了清华，实力不成问题，就向你大伯提出转学嘛。”在一次毛泽东关心地问起毛远新在清华的情形时，毛远新趁机提出了转学的问题。毛泽东知道侄儿能考上清华，转到哈军工也可以，便慈爱地望着毛远新说：“不晓得陈赓要不要你？”毛远新一听高兴地说：“你同意了就好说！”后来，当陈赓得知这件事后，立即回话说：“清华的高材生，当然欢迎，进哪个系由他挑。”

    就这样，毛远新在清华无线电系读了一个学期，又转学到哈军工导弹无线电控制系，学的都是无线电专业，基础课程是相通的。

    进了哈军工的毛远新发现自己的转学选择无意间“走对”了一步。当时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紧张。他在清华的粮食定量是每个月32斤，而到了哈军工的定量是43斤。

    毛远新在哈军工的学习成绩依然很好，在全系成为全面发展的佼佼者。尤其他在各种劳动中具有不怕累不怕脏的精神，就是扫厕所掏粪沟也肯吃苦。因此，毛远新每个学期都要获得各种奖状。寒、暑假时，他把这些奖状带回北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虽然心里满意，嘴上却说：“这些都是形式主义的东西，没有多大用，还不是5分，应该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上得5分。”

    每年的寒假和暑假，毛远新都回北京，住在丰泽园。毛泽东只要外出，就把他带在身边。

    1965年12月，在黑龙江巴彦参加了“社教”运动的毛远新，回到哈军工提前毕业。毕业证书上写的是“李实”的名字，这是毛泽东于1965年7月为他取的。毛远新毕业1个多月，按照常规像他这样的优等生要被分配到研究单位的。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问起侄儿的分配去向，摇着头说：“年轻人不吃苦怎么行？才从学校出来，又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士兵，怎么行？你从军事学院毕业，应该当兵去！”

    毛泽东发了话，毛远新怎能不遵照执行。哈军工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将毛远新分配到空军部队。空军司令吴法宪见毛主席的侄子到空军来，当然求之不得，内定毛远新在空军司令部担任参谋。这情况被毛泽东知道了，大伯对侄儿说：“当兵不吃苦怎么行？当参谋是吃不到苦的。”这话传到了吴法宪耳里，吴法宪这才决定让毛远新到空军高射炮兵某师去当战士。

    毛泽东知道了这一情况，才满意地对侄儿说：“到连队当兵，这才对头。这件事要让你妈妈知道。”1966年1月下旬，毛远新穿着崭新的军装告别毛泽东，离开中南海，前往南昌看望母亲朱旦华。

非同一般的“毛主席联络员”

    毛远新在南昌看望了母亲，由方志纯安排上了一趟井冈山。听说大伯正在湖北南巡，他又来到武汉向毛泽东辞别。看到侄儿到来，毛泽东甚为高兴，似乎有很多话要对他说。把手一招：“你去部队要路过湖南，跟我一道走，回韶山一趟。”毛远新登上了毛泽东的专列，列车在离长沙不远的大托铺停下，毛泽东将慈父般的目光落在侄儿身上：“你替我到家里去看看。”

    毛远新奉命代访故里。这是他头一次回韶山，按照伯父的意思也没有通知湘潭和韶山的地方政府，是由省委接待处派车从长沙乘轮渡过江，于晌午到达韶山。毛远新看了老家的故居，拜访了村中的几位同宗老人，下午3时乘车返回。谁知到了湘江边，恰逢风雨交加，轮渡停开，毛远新只好折回韶山在招待所住了一晚。

    毛远新于次日绕道湘潭回到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在韶山的所见所闻。伯父听侄儿讲到湘江被阻，开心地大笑起来，手指毛远新说：“祖宗有灵，你不住一晚就想跑，那不行呢，还是乖乖地给我呆一晚上。”毛泽东对侄儿那种宠爱而又亲和的父子般深情，淋漓尽致地得以表露。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住房里同毛远新聊谈到深夜才休息。

    从1966年2月下旬起，毛远新在驻广西的空军高射炮某部服役了半年多。同年8月中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毛泽东主席又作出了“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最高指示，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开始席卷全国。

    这时候的毛远新，决非一个普通的空军战士所能相比，在他身上已经具备着很大的政治能量，他的所言所行，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早在1964年，即毛远新还在哈军工上学的时候，毛远新就曾成为毛主席的传言人。这年暑假毛远新回到北京，由伯父带着到北戴河，在一次游泳当中，伯父与侄子作了一番关于大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谈话。开学回到哈军工后，毛远新向院长、政委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哈军工教职员工全部下乡搞“四清”的指示。院长与政委还向毛远新问：“毛主席还讲了什么？”毛远新又将北戴河毛主席的谈话讲了。哈军工党委很快地将毛远新的传达整理成材料，上报给国防科委，国防科委又形成文件下发。不久，毛泽东“大学生要参加阶级斗争”的指示在全国各大院校得以实行，哈军工的毕业班学生最早奔赴农村参加“四清”运动。

    犹如暴风骤雨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毛远新从空军部队又回到了哈军工，在学院率先组织了“红色造反团”。有毛远新的特殊政治背景，造反团的势力迅速扩大，校外许多社会上的造反派组织，纷纷傍上了毛远新，不久以哈军工的红色造反团为核心，组成了规模极大的造反派联合组织--黑龙江红色造反革命委员会，毛远新成为头头。

    1967年5月，毛远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东北的局势，毛指示他要多留意辽宁“文化大革命”的进展。红卫兵组织将这次谈话整理成《毛主席与侄子毛远新的谈话》，广为散发。这样，毛远新的政治影响更大了。不久，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年仅27岁的毛远新担任了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辽宁省区政委等要职。

    政治上崭露头角的毛远新，在1973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中，为了配合江青一伙向周恩来发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交白卷”反潮流事件，将考试中交白卷的张铁生当成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块”砸向周恩来林彪事件后的纠左势力。毛远新的这一举动深得江青的赏识。

    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业已升任为沈阳空军部队政委、第一书记的毛远新，与江青一伙紧密配合，在华北农大搬迁等事情中，将暗算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毛远新还别出心裁地在辽宁搞了一个“哈尔套赶大集”的经验，以此颂扬“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大集”在辽宁持续了两年多，给农村经济和党的声誉带来严重的损害。

    毛远新的一系列“惊人之举”，给自己赢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这里面的关键是毛泽东对于他的那些做法予以了肯定，作出这样的结论：“远新还是有一些理论功底的，虽然比不上春桥、文元、但是，比起有些人来是强多了。他在基层很有一套宝贵的经验，这正是我们中央的某些老爷们最缺乏的。”毛泽东的这一番话，无疑成为罩在毛远新身上熠熠闪亮的光环。
1975年春节过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化，根本无法外出活动或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他决定选择一个自己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这样一个非同寻常的重要角色，当然非毛远新莫属。从此，毛远新成了发布“最高指示”的代言人。而比这更为显赫的是，举凡包括中央政治局在内的所有需要反映到毛泽东那儿的事情，均由毛远新代为传达，他在毛的面前怎样汇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毛泽东的决策。

    毛远新在特殊时期担任特殊的角色，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问题是享有这一殊荣的毛远新，其政治立场一头歪在江青的一边，完全受到了江青的指使。江青及其“四人帮”利用毛远新特殊的地位，对复出后领导全面整顿的邓小平进行一再的打击。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所作的多次歪曲事实的汇报，使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毛泽东最忌讳的是否认“文化大革命”，而毛远新恰恰在这一问题上向邓小平捅软刀子。“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毛远新在向毛泽东递交的书面报告中写到：“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近几年邓小平名声不好，就抬起总理做文章，利用死人压活人……”

    毛远新口袋里经常性地装着一个精制笔记本，这是一个装着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宝葫芦”，只要他拿出笔记本传达什么，任何人都得遵照执行。如此权势遮天，难怪毛远新曾对亲信骄横地说：“我只要搞出主席的几段话，就够他们学习一个月的。”在毛泽东逝世前的八个月当中，中央政治局的每一次会议，第一项内容就是由毛远新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所有与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列席者，都只能恭敬聆听。在讨论时只能按“最高指示”作出办理。

    作为“文革”后期担任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毛远新参与了“四人帮”的一系列阴谋活动，受到江青等人的支使，做下了许多掩盖真相而左右毛泽东决策的事情。当“四人帮”被一举扫除之际，毛远新的被隔离审查是必然的。

    毋庸讳言地说，毛泽东对于毛远新一向有着将侄比子的深情。这种情结到了毛泽东晚年更加强烈，可惜身处这样政治环境下的毛远新，没有把握好自己，而傍在了“四人帮”的身上，丧失了基本准则，从某种程度上也辜负了毛泽东对他的如子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