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为革命奉献两个儿子

文卓

（转帖）

上个世纪20年代，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曾到法国勤工俭学。在到法国之前，陈氏兄弟信仰无政府主义，对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国外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有所研究，对吴稚晖、李石曾等国内无政府主义者很是崇拜，并通过他们获得华法教育学会的资助赴法勤工俭学。抵法之后，他们一面勤工俭学，一面进行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们与李卓等一道，在巴黎创办了中国书报社，销售有关无政府主义及新文化方面的书籍，还编辑出版《工余》，在勤工俭学生中宣传无政府主义。对其父陈独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他们也是颇不以为然。1920年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公培等人到法国，华法教育会派陈延年到马赛港迎接，陈公培向陈延年出示陈独秀亲笔介绍信时，陈延年笑笑说：“他那个人，你别理他！”在有关勤工俭学及华工事务等问题上，留法学生运动领袖、早期共产主义者赵世炎曾与他们有过对立。赵世炎就此写到：“李卓、李合林、陈延年兄弟（合起来就是华林无政府派）等发言，各派都加攻击，尽说刁钻话，说的都是似是而非，很足以动人。”陈公培也提到：“无政府党和马克思派都在各处丛生，大约不久都有鲜明的组织出现。”显然，陈延年兄弟倡导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已有相当的影响。

后来，陈延年兄弟逐渐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最终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是什么原因促使陈氏兄弟发生世界观转变的呢？笔者认为以下几件事起着催化作用。

    第一件事是“二二八”求学运动。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同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这无疑让本已十分窘困的留学生雪上加霜。接着，又传出华法教育会职员大量侵吞国内汇来的学生救济款的消息，使学生更加忍无可忍。2月间，蒙尼达学校当局以拖欠学费为名，强制学生退学，促使学生采取激烈行动。1921年2月28日，400余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的组织领导下，来到巴黎中国驻法使馆前请愿示威，高呼“为了生存和学习的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他们要求：由北京政府发给学生每月400法郎津贴，以4年为限；解决入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和比利时中比大学应该任便学生自由入校。但学生的合理要求被拒绝，请愿学生被早已等候的法国警察毒打和驱散。

    陈延年和陈乔年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请愿，但“二二八”求学运动的失败给他们以深刻的教训，觉得勤工俭学生中的几支革命力量应该有消除隔阂、团结起来的必要。不久，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陈延年、陈乔年都报名参加了这个学会，该会的宗旨是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

    第二件事是争取回到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二二八”运动失败后，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直要求回里昂中法大学学习，试图将就读该校作为解决生活和学习问题的重要途径。中国校方当时也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然而，9月24日开学前夕，里昂中法大学的布告栏里却张贴了这样的布告：只有具有文凭需要继续深造的学生，才能在大学里学习；每个学生在注册时要带足够的生活费，而且必须通过入学考试……

    这是中国校方玩弄的伎俩。里昂中法大学是华法教育会创办的，校长是吴稚晖，实际上是海外补习学院，是为留学生预习外国语和某种专业知识的，入学无须文凭考试。校方的这一决定无疑一步步把学生逼到绝境。愤怒的学生不得不到中法大学校内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抗议口号，但中国校方不仅拒绝了学生的入学请求，而且勾结法国当局，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镇压，当场逮捕了104名示威学生，并强行把他们遣送回国。陈延年兄弟亲历了事件的全过程，彻底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毅然同李石曾、吴稚晖等无政府主义者决裂，加入到斗争的行列。这使李、吴十分恼火，后悔不该资助陈独秀两个儿子来法国勤工俭学。

    这场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巨大，勤工俭学生在这场斗争中达到空前的团结。在斗争中，陈延年兄弟结识了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得到他们很多的支持和帮助，开始走向革命的道路。


第三件事是李鹤龄刺杀中国驻法公使陈箓一事。李鹤龄当时担任著名旅法人士郑毓秀的秘书。1922年3月20日，郑毓秀在巴黎寓所庆贺生日，陈箓等人应邀出席宴会。夜半时分，陈箓及其夫人与交通委员章祜告辞先行。当他们所乘汽车发动之时，忽遭4弹射击，章祜颈部受伤。事件发生后，李鹤龄不知去向，遂被警方疑为凶犯，并在其居室内搜出子弹、手枪。翌日上午，李鹤龄自动到警察局投案，叙说了他谋刺陈箓的原因：“因为公使对于本国人失去了他应有的态度和责任--赶逐里昂百余学生回国，所以我决意杀他。”事件发生后，在法国引起轰动，留法勤工俭学生为李鹤龄的行动拍手称快，并筹集资金为他辩护。

    其实，这次事件是陈延年一手策划的。他出面筹款购枪，派人训练李鹤龄行刺。这表明，在事关勤工俭学及对陈箓的认识上，陈延年与赵世炎、蔡和森等人的看法已趋一致。从李鹤龄居室搜出的列宁照片及有关书籍看，陈氏兄弟与李鹤龄等人已经对马列主义有所接触。赵世炎及时地看到陈氏兄弟的根本转变，极为赞赏陈延年的革命气魄，希望陈公培迅速设法与二陈联系，计划将他们列为少年共产党的首批成员。

    正是由于华法教育会的无情、北洋军阀政府的冷漠以及凄苦的工读生活，一次次地嘲弄着工读主义所倡导的理想化的社会生活。这样，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留法勤工俭学生中的市场越来越小。在周恩来等一批革命者的帮助引导下以及经历革命斗争磨炼，一些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追随者也转而开始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了，陈延年、陈乔年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不久，为了革命工作需要，陈氏兄弟在巴黎街头开办了一家小书店，出售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刊，其中有陈独秀主办的出版物《新青年》杂志等。书店吸引着大批进步的工读学生和华工，也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聚会所。他们商讨着开展共产主义革命活动的事宜以及旅欧共产主义组织--“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

     1922年6月22日，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布洛涅森林召开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8人。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和陈延年等被选为少共中央执行委员。赵世炎担任少共书记，陈延年担任少共宣传部长，并负责编辑少共机关刊物《少年》月刊，还负责刻蜡板。这时，陈延年兄弟和赵世炎同住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小旅馆里，这里也成为少共中央的机关。

    陈延年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和刻印《少年》月刊，工作极其繁忙。陈乔年白天和王若飞到附近一家玻璃厂上班，晚上协助哥哥油印《少年》杂志，兄弟俩常常干到深夜。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少年》杂志办得有声有色，吸引着大批中国勤工俭学生和华工，被称为巴黎的《新青年》。陈延年兄弟的出色表现深受少共领导的赞扬。

    陈延年兄弟俩在革命斗争中迅速成长，世界观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在同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等人及法国共产党的交往中，扩大了视野，开阔了胸襟，并经当时的法共党员阮爱国（即胡志明）介绍，于1922年8月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消息传到国内，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父亲陈独秀为他的两个儿子的转变感到万分高兴。为发展壮大党在旅欧人员中的力量，经中共中央研究，正式承认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成了中共旅欧支部，陈延年、周恩来、赵世炎等被选为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人。

    旅欧少年共产党成立前一个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1922年10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举行总投票，决定加入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陈延年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3年1月，在接到参加出席共产国际四大代表团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指示后，旅欧少年共产党改称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3年2月17日至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在赵世炎的主持下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正式确认上述更名。会上选出周恩来等5人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由于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3人准备赴俄，没有当选。3月18日，旅欧支部接到中共中央赴莫斯科代表团的正式通知，决定派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王若飞等12人第一批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周恩来设法为他们办理了去苏联的入境手续并亲自为他们送行。陈延年一行12人从巴黎出发，途经比利时、柏林，经过十多天辗转，终于到达了革命的摇篮--莫斯科。从此，陈延年、陈乔年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并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