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是如何从“剿共”转向联共的？

文卓

张学良是如何从“剿共”转向联共的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柳条沟事件”，以此为借口，炮击东北军北大营。奉蒋介石密令，张学良指示东北军不抵抗。结果，一夜之间沈阳失守。一时间，全国上下抗日呼声高涨，骂声皆指向“不抵抗将军”。面对舆论的谴责，张学良不敢说出蒋介石的密令，只能忍辱负重，说一些“学良守土无方，罪行山积，现正与中央筹计妥善应付办法”之类模棱两可的话。而在前来向他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面前，他又说:“我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言自信的是: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可见其灵魂深处所受的煎熬。不到四个月后，锦州失守，东北军退到了关内，东三省沦陷。两年后，张学良指挥热河抗战又遭失败，国内再度舆论大哗。蒋介石这样暗示张学良:“当前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两人中间谁离开这小船好呢？”1933年3月11日，张学良向全国通电下野，顺理成章地成了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替罪羊。

    此时的张学良刚刚32岁。他忍受了非人的痛苦，终于戒除了多年以来吸食毒品的陋习，以健康之身赴欧洲诸国考察政治、军事，准备日后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然而，在赴欧期间，张学良经过“考察”，竟然寄中华复兴的希望于独裁政体。1934年1月，在他旅欧八个月后回到广州时，即对报界发表公开谈话:“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民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接着，他到南京向蒋表示“干先生认为最难干的工作”。蒋介石说:“我最难的就是和共产党打仗，剿共最难啊！”当时，蒋介石正全力以赴在江西“剿匪”。而蒋急于要张学良回国的目的也是要张去“剿匪”。张学良随即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驻节武昌。

    张学良的内心深处也有一番思想交锋。一方面，他要抗日，要救亡，要打回老家去。他之所以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也是“病急乱投医”的结果。另一方面，他选择了“盟兄”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为了完成“剿匪”任务，张学良组织人力编纂了《匪情辞通》一书，亲自作序并发到他的部队。还延师辅导他学习了《资本论》、《共产主义ABC》、列宁的《左派幼稚病》和唯物辩证法，准备“知己知彼”地“剿匪”。恰在此时，红军开始了长征。

    自1935年5月始，奉蒋介石指令，东北军陆续进入西北。准备联手杨虎城将军的十七路军，配合中央军夹击并消灭红军。谁也没有料到，张学良结交杨虎城将军后，竟放弃了围剿红军，彻底走上了联共逼蒋抗日的道路。

    和子继父业的张学良不同，杨虎城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5岁就揭竿而起，组织了“中秋同志会”进行反清的秘密武装活动。18岁受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影响，带领武装投入秦陇复汉军，参加了陕西辛亥革命、反袁称帝和靖国军驱逐北洋军阀的一系列护法战争。他坚定地追随和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亲自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的老党员。1927年，在蒋介石实行清党、疯狂屠杀共产党人的白色恐怖中，杨将军却看到了振兴中华民族的出路，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却被当时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共领导人所拒绝。1930年，在蒋冯阎混战中，杨虎城反对内战，坚持统一。受任十七路军总指挥，入主陕西，任陕西省政府主席。

    此后的几年里，杨虎城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公开任用知名共产党人南汉宸为政府秘书长，秘密释放陕北红军领导人刘志丹，并赠与陕北红军枪支弹药，支持抗战。1933年红军进入陕南时，他指示和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

    东北军进入陕西之初，受到了杨虎城的接待和安置，这使张学良大为感激。随后，在他执行蒋介石指令“积极进剿”红军的两个月内连遭惨败，被红军消灭了三个师。残酷的现实使张学良开始怀疑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了。照这样打来打去，军队打光了，如何去“攘外”？终于，张学良在爱国抗日的民族大义面前，在联共抗日的问题上，他对杨将军有了新的理解。

    1935年11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同在南京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闭幕的当晚，杨将军曾专访张学良。二人谈了些什么，至今无从知晓。却有实证确认，密谈的第二天张将军即赴上海，秘密会见了尚被关在监狱里的与共产党有密切来往的杜重远、从苏联回国抗日的抗联领袖李杜以及孙夫人宋庆龄。具体谈了些什么也无实证可考，但同样可以确认的是，从上海回到西安后，张学良开始了寻找共产党的具体行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爱国抗日的学生运动，张学良不仅重用了学生运动中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宋黎，还解救了被北平宪兵逮捕的学生。接着，通过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将领高福源见到了中共代表李克农，进而又和周恩来在肤施会面并秘密签订了停止内战、联合逼蒋抗日等八项协议。随后，用专机邀请早已与红军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的杨虎城将军到洛川密谈。完成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配合红军“逼蒋抗日”的“三位一体”大联合。这时，是1936年5月。

    从初到陕西鼓吹法西斯主义的“剿总”副司令，到积极参与推动“三位一体”“逼蒋抗日”的执行者，这一政治“蜕变”的实施完成，仅仅经过了六个月。而从“东北易帜”开始做蒋介石的“盟弟”算起，张将军一直维护“领袖”的权威，拥护“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甚至不敢说出不抵抗的真相，背黑锅长达数年之久。那么，张学良何以完成了思想上根本的转变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九一八以来的时间里，在华北，在南京，在国外，在内心世界，张学良不停地加重着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疑虑，不断增强对抗日救国、光复东北的渴望。这就是不间断量变的积累过程。然而他却一直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到陕西以后，在杨将军的联共政策和红军反对内战、坚决抗日的实际行动中，他终于找到了可以实现复仇雪耻、抗战兴国的希望之路。于是也就促成了他思想上质的飞跃。

    此后的半年，张学良开始了全面整顿内部、改造军队、训练干部、创办刊物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抵制中央控制等一系列的联合行动。特别是查抄国民党省党部的“艳晚事件”，大大地打击了国民党特务的嚣张气焰。从而，在当时的西安和西北地区形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的大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