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缘何设立“中顾委”？

步天涵谷

（转帖）

由于历史的原因，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地方到中央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年龄偏大的问题十分突出。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倡导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设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决定。这一被邓小平称为“史无前例”的组织形式，自1982年成立至1992年撤销，为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实现干部年轻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未雨绸缪的战略思考

1980年8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研究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问题时，邓小平郑重地说：“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针对有些老同志的顾虑和担心，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道：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1975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些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一定要把真正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当然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接着，他强调说：“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1981年7月2日，邓小平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再次提出设立顾问委员会的设想，他十分欣慰地说：“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稳定、很顺利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老的不在了，或者根本不能工作了，新的又上不来，每一个新的上来，就有这个意见、那个意见。……1964年开政治工作会议，我就提出军队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相隔了十七八年。当时年轻化问题并不算很迫切，但是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在那次会议上讲，年龄大一岁，开明增一分。那是60年代初期。现在的情况同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总之，这个问题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十分迫切。所以，在前一段时间，中央曾经设想，将来除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外，再设一个顾问委员会。”

    1982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即将向十二大提交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会上，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我本来没有什么话讲了。现在准备把两个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提到全会审议。这两个文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我看都是比较成熟的。当然，其中有一些地方还要推敲。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10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60岁的就是70岁，70岁的就是80岁，80岁的就是90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

    接着，邓小平又加重语气说道：“我们这一代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欠账的。……过去我们年轻，八大的时候我和陈云同志都是52岁，当时中央委员平均年龄并不算大。现在比九大、十大、十一大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大。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正常，造反起家的人，那是年轻的。我们现在采取过渡形式是适当的，但是在过渡时期当中，比如说过渡时期是两届，十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找了当时正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的薄一波谈话，两人一见面，邓小平就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已决定成立中顾委，由我当主任，为了减轻负担，想要你来协助我主持日常工作，为此征询你的意见。薄一波听后，当即表示同意。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最令中外媒体关注的焦点，就是设立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从没有过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顾委）。会议根据新党章“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的规定”，选举产生了172名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大批原先在中央、国务院、军队系统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政府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并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老同志，率先垂范地退出了第一线的领导岗位，进入中央顾问委员会。与此同时，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党员第一次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步天涵谷

邓小平当选首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1982年9月13日，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主任，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当选为副主任。在会上，邓小平强调说：“中央顾问委员会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接着，他又说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样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5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设想，再经过10年，最多不要超过15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关于顾问委员会如何做工作，邓小平明确地说：“总的说就是要按照新的党章办事。党章规定，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中顾委委员可以列席中央全会，顾委副主任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必要时顾委常委也可以列席政治局会议。这就是说，中顾委副主任和常务委员在我们党的生活中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在中央委员会领导下工作，任务有四条：一是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提出建议、接受咨询，二是协助中央委员会调查处理某些重要问题，三是在党内外宣传党的重大方针政策，四是承担中央委员会委托的其他任务。”他还强调说：“原则的规定都有了，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具体实施。要理出几条，其中也包括我们工作机构的设置。我建议不要建立什么大机构，要简化，几个人就够了。顾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请薄一波同志主持。”这时，薄一波插话说：有小平同志压阵就行了，具体事情我们来搞。

    接着，邓小平又告诫大家说：“我们都是老同志，说话开门见山。顾问委员会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老同志要自觉，我们都是老上级、老领导，牌子大、牌子硬呀，比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牌子硬啊。以后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是我们的后辈。我们的态度正确，对推动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的工作，很有好处。如果搞得不适当，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不仅不要妨碍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包括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也不要妨碍下面各级的工作。……要起传帮带的作用，而不是去发号施令。我们这些老资格，讲话是有人听的，是有份量的，所以要慎重。第二，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要联系群众。除了身体不好的同志，凡是还能做点工作的，可以联系一个基层单位，比如联系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科学研究机关，一个地委或者县委，甚至一个农村基层组织，深入地了解情况。这样就可以对党中央更好地起到参谋和助手的作用。第三，我们还可以起一个作用，就是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方面以身作则。……我们这些老同志下去，人家是非常尊重的，生活上是会照顾的，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过分麻烦人家。总之，中央顾问委员会怎么做工作，怎么起作用，是个新问题。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会处理得很好。”

    在邓小平讲话的第二天上午，薄一波即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顾委第一次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学习贯彻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按照十二大党章的规定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随即成立了一个由薄一波、耿飚、程子华、王首道、刘澜涛、萧克6位同志组成的临时工作小组。在薄一波的带领下，临时工作小组很快拟定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草稿)。规定共有9条，并明确提出了“宜少不宜多，宜虚不宜实，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工作原则及“协助中央调查某些重要事宜和承担其他交办的任务、协助所在单位机构改革工作和领导干部交接工作、向党内外宣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等工作要求。同时还建立了一个只有20余人的工作机构以及学习制度、请示汇报制度、报告会制度、调查研究制度。并把在京的100多名委员分别编为6个支部，统一学习，统一过组织生活。还规定：在京的中顾委委员原则上每两周过一次组织生活，或学习党的文件，或交流思想和心得，或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住在北京以外地区的委员，分别编成华东、中南、东北华北、西南西北4个组，每年集中学习一次，平时参加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的学习。

    1982年9月22日，薄一波主持召开中顾委第二次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的暂行规定》，并于当日上报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9月30日，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一暂行规定。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谈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他说：“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说具体点，现在有些五十多岁的同志很不错，但五十几岁的人再过十年就六十几岁了。现在要大胆地起用中青年干部，特别是陈云同志讲要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意见很好。这些年轻人选拔上来以后，可以干得久一些。现在经验不够，过两年经验就够了；现在不称职，过两年就称职了。他们脑筋比较活。成功不成功就看我们能够不能够发现一批年轻人。因为到了本世纪末，现在三十岁的，那时是四十几；现在四十岁的，那时也才五十几。至于下一个目标，有些人到那时也老了。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整个形势是安定团结的，要说疙瘩比较多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解决得不够好的，也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问题不要紧，但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要一些中老年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个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是希望带头退休。前年我就讲了这个问题，顾问委员会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是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得也比较好。最近我听人讲，好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我在全国解放时就是45岁，好多同志比我还年轻一些。1927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23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总之，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

    1985年9月18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又有56位同志被增选为中顾委委员。9月23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几年来新老干部的交替，进行得比较顺利。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都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这次3个委员会成员的进退，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经过这次会议的增选和调整，中顾委主任仍然是邓小平，副主任则由王震、薄一波、许世友、宋任穷担任。

    9月24日，即在全国代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中顾委举行了第五次全体会议。主持会议的薄一波说：这次有36位老同志从中顾委退出，同时有56位老同志进入中顾委。在今后的10年左右时间里，还将有一些老同志陆续退出和进入中顾委。有进有退，这是中顾委这个过渡性组织，在完成自己历史使命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但我们老同志要继续发挥好作用，力求做到党章上所要求中顾委的那样，当好中央在政治上的参谋和助手。这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3个委员会的进退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看来用梯队结构的形式来解决新老交替的问题，是一个成功的办法，今后还应当继续实行下去。

步天涵谷

中央顾问委员会完成历史使命

    1986年10月，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共同约定“一齐退下来”，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与此同时，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也要求“全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当时大家对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全退”的请求没有异议，但对邓小平的“全退”表示不能接受。后来，经过反复酝酿，才议定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半退”，即退出党的中央委员会，仍担任一个职务：即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主席，陈云任中顾委主任，李先念任全国政协主席。

    1987年10月25日，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三老”半退和“四老”全退的带动下，又有一批老同志退出第一线的领导岗位，增选为中顾委委员。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共选举产生中顾委委员200名。在十三大闭幕后的第一天，在举行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即选举产生了新的中顾委领导机构。后报经中央委员会批准，陈云任主任，薄一波、宋任穷任副主任。

    1989年5月26日下午，在陈云的亲自主持下，中顾委召开了第十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陈云针对当时北京发生的动乱强调说：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多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我们作为老同志，现在就是要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坚决拥护李鹏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的讲话。同时，要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

    6月23日，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中顾委委员列席了这次全会。同年9月，在邓小平明确提出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后，中顾委除了坚持每两周一次学习、每周安排一次文娱活动以外，已经基本上停止了有组织地参观考察活动。

    1991年上半年，陈丕显到上海看望了陈云。陈云让陈丕显回京后向薄一波、宋任穷转达他不再担任中顾委主任的意见。陈云说：“我十四大以后不再干了，我考虑了，决定了。至于一波、任穷同志干不干，中顾委以后设立不设立，请他们研究。”陈丕显回到北京后，立即将陈云的意见向薄一波和宋任穷作了汇报，他俩经过慎重考虑后，也决定要退，认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治理整顿与深化改革，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建设，全国政治局面趋向稳定，经济形势逐步好转，思想战线也出现了新的局面。因此，同意邓小平和陈云关于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顾委的建议。当陈云听到这一反馈意见后，十分高兴。后来，就将“十四大以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写进了中顾委向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在十四大前夕，全体中顾委委员在讨论本届顾委工作报告（稿）时，大家从关心党的事业和前途出发，对是否撤销中顾委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有些委员认为中顾委应当撤销了，也有委员认为应当再保留一段时间。对此，薄一波在会上说：不论持哪一种意见，都是从关心党和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充分显示了老同志们对党的一片丹心。但鉴于党的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已全面建立并正在顺利执行，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已取得预期进展，加之中顾委已历时两届，委员们的年事都很高了，已基本上完成了作为一种过渡性组织的任务，为此我们建议，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可以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接着，薄一波又详细地阐述了提出撤销中顾委的意见和酝酿过程，他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考虑这件事不是现在，而是两年前。当时，他从北戴河回来，请尚昆同志通知我说：一波，你要考虑十四大取消中顾委，有什么意见?我当即表态说：没有意见。中央和小平同志怎样考虑决定，我就怎样执行。出于遵守纪律，没有对别人讲。为了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一些，我们还是主动提出撤销中顾委为好。薄一波讲完这番话后，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随即薄一波说道：“听到大家的掌声，表示大家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此时，会场再一次响起了掌声。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了中顾委全体委员，并与他们共进午餐。江泽民总书记在致词中，高度赞扬了中顾委的老同志对党中央工作的支持，并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慰问。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写道：“大会认为，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10年来，协助党中央为维护党的团结和社会稳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新的历史时期为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历史性功绩。”至此，由邓小平、陈云领导，薄一波主持日常工作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在经历了两届、10年之后，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