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府打击上海囤积投机案闹剧

文卓

1943年6月7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篇《商业利润与大众生活》的文章，称：“限制利润，为统制经济主O(注：原文无法辨识)所要求的一个条件；安定民生，为战时经济政策所要求的一个条件。因此，上述两种条件的配合，乃是其绝对的必要性。”就在同一天，上海阜通银行门口敲锣打鼓，宣布恢复营业。阜通银行只不过是当时一家连三流都算不上的小银行，它的歇业与重新开张，难道会与这一天报上所谓的“战时经济政策”有关吗？记者就此询问了民国史专家，才发现，该银行的歇业与重新开张不仅与此有关，甚至还牵涉到汪伪政权调查的“上海囤积投机案”。

傀儡政权媚态百出

汪伪“商统会”拉纱业巨头下水

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梦想在短时间内武力侵占中国。令他们遭受沉重打击的是，由于抗日力量的顽强抵抗，他们快速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的梦想破产了。“以战养战”迫在眉睫。为此，日本侵华势力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被占领区。而汪伪政府，就是他们迅速获取物资的保障。

为了拉拢汪伪集团，日本侵华势力调整了政策，发还了原本控制的华人工厂，还将一向牢牢控制在手的物资统制权交还汪伪集团。喜不自禁的汪精卫全力支持日本，他甚至将南京的储备黄金运到日本支援其打仗。在汪精卫的带动下，南京伪市长周学昌带头在全市为日本人搜刮钢铁、铜等军用物资。他们连居民家的香炉和铜门牌都不放过。

1943年3月15日，汪伪政权在上海成立一个为日本人服务的“全国商业统制总会”。总会下设棉业、米粮、粉麦、油粮、日用品5个统制委员会，并在武汉等地设分会，在沦陷区全面推行战时经济体制，实施物资统制，即收买、配给、统制物资、物资交换、营运、军需物资采购等，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

同时，一些在经济界有影响的人物也被拉入“商统会”。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上海的纱业巨头闻兰亭了。

闻兰亭是江苏泰兴人，是沪上著名企业界领袖。数十年间，闻兰亭依靠其雄厚之财力，热心于慈善事业，曾长期担任赈济委员之职。南北各地一有灾难，便登高而呼，发起救济，因而名声远播，城乡皆知。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八一三事变后，他的家属由上海往江苏避难，经过苏北时，被一伙土匪绑架。当土匪们抢得财产，还欲伤人时，听说是闻兰亭的家属，赶紧扔下屠刀，大呼“大善人”，马上连人带物礼送出境。

上海沦陷后，工商界的不少头面人物如虞洽卿、王晓籁、杜月笙等均远走香港、重庆，闻兰亭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滩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为此，日本驻华公使命令汪伪实业部次长袁愈佺充当说客，对闻兰亭百般拉拢。接着，伪实业部长梅思平设宴招待，在日伪的引诱下，闻被拖下了水。

1943年3月，闻担任了商统会下的棉花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1944年6月，又出任商统会理事长，汪精卫亲笔签发聘书，上写“特聘闻兰亭为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理事长”字样。商统会成立的时候，闻兰亭还到南京去朝拜傀儡小朝廷，喜得汪精卫眉开眼笑，特举行盛大宴会来欢迎他。

当然，迫于汪伪集团淫威才加入“商统会”的闻兰亭也没有泯灭血性。他暗中与重庆的特工人员联络，并让军统人员在自己寓所安置了一部秘密电台，并不时资助军统特工。同时，他还与恽逸群等中共地下人员接触，提供日伪内部的经济情报；中共地下人员被日伪逮捕后，他曾出面保释；当新四军准备开进上海时，闻也表示全力支持。

物价三年上涨5倍

“商统会”越制越乱，商人囤积高官投机

自从商统会成立会，沦陷区的日常经济生活就陷入一片混乱中。

“我们南京也建立了分会，后来又设立‘物资统制审议委员会’‘米粮统制委员会’‘棉花统制委员会’。”一位南京地方志专家告诉记者，南京的日伪当局还制订了《南京地区物资统制委员会规程》，列出5大类38种重要商品，其中包括粮食、棉花、煤炭、矿石、汽油、自动车辆、各类机械、水泥、金属等，实行统制。1943年3月23日，日本占领军又发布“统制一切物资”的布告，规定凡是属于钢铁、非铁金属、矿石、棉花及棉制品、羊毛及其制品、麻及麻制品、橡胶及其制品、矿油、煤炭、机器及附属品、米及粮食等物品的使用、制造及贩卖都加以统制，并限制到日、伪物资统制机构登记，否则，“一经查出即予充公”。而且，这一切物资登记之后，不许移动，不许出卖，不许自用，只能专供日、伪征用、征购或指定“捐献”。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上生活日用品匮乏，一些小商人不得不冒险奔走，寻求一些不显眼的小商品到市场上进行贩卖。当时便出现了所谓的“跑单帮”者，那些沿江各地包括皖、苏地区的新四军根据地的小商小贩，往来于南京和上海、无锡等地，因而南京马巷、升州路一带出现一些小商品批发市场。到1944年底，小商品批发店最多时达到461户。他们单门独户，规模不大，小批量经营，搞到什么货源就卖什么。

汪伪集团对各种物资的统制，造成了物资在市场上的急缺，从而引起价格暴涨。而汪伪集团的高官要人们也直接操纵银行、钱庄、证券交易所，进行黑市投机交易，从中大发横财。这也同时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混乱。

相比1940年，1943年的物价竟然已经上涨了5倍之多。工厂的产品被“商统会”限价收购，厂商甚至连成本都无法保证，入不敷出。无奈之下，厂商只好另想他法，由于产品的原料不在统制之内，于是，许多厂商就把原料囤积起来，或者干脆停产，或者将产品的产量压缩到最小限度，企图以此法，逼着“商统会”提高产品的收购价格。1943年中后期，上海除军需工厂还在勉强生产外，民用工厂大部分陷于停产状态。

汪伪高官彻查上海囤积案

吃小鱼放大鱼

小银行做了替罪羊

商人们的囤积物资和汪伪汉奸的投机倒把，使日本侵华势力的利益受到直接损害。为此，日本人决定赶紧干涉。他们将矛头集中到汪伪的财政部长周佛海和实业部长梅思平的身上。此时，周佛海作为特使，即将访问日本和伪满，而梅思平在“商统会”成立时，就与该会理事长唐寿民关系恶劣，周佛海预备外出访问转移了舆论视线，就剩下尚留在南京的梅思平成为众矢之的。为了撇清关系，梅思平向汪精卫提出：立即派人去上海，彻底查办囤积投机案。

生性多疑的汪精卫接受了梅思平的意见，但却没有直接找他来负责此事，而是找了他的助手袁愈佺。临去上海前，汪精卫再次召见袁愈佺，交代他们去了上海后必须彻查，揭发官商勾结、囤积投机的重大案件，情节严重的要处死，徇情包庇的要严办。

而第二天就要去伪满的周佛海也找到袁愈佺，一方面证明自己无辜，另外一方面却别有用心地提醒他，这个案件与杀人不眨眼的76号魔窟的主人、特工头子李士群有关，调查此案的时候，一定得小心点。

袁愈佺听说后，胆战心惊，左右为难：汪精卫交代的事情你不能不认真地对待，76号的特务头子李士群自己也得罪不起。如何能够两全其美呢？袁愈佺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一个办法：拉上日本驻南京的大使堀内干城一同前往。人在苏州的李士群本来想等袁愈佺到上海后专门登门拜访，结果得知堀内干城在日本特工的保护下，也和袁愈佺一同来到上海调查此案，便只好作罢。袁愈佺等人一到上海，就立即行动起来，首先他们通过上海的媒体，将自己的作为全部刊出，比如《财次陈之硕等昨召集银钱业领袖谈话，阐明彻查囤户意旨》《市经济局彻底平定物价，严查囤户居奇操纵》等新闻屡现在报刊的显著位置上；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上海市经济局下令：各钱庄、银行立即造表，填具抵押放款账目。南京方面的调查人员还带领数十个会计人员，突击检查上海钱业票据交换所，从存款银行中进一步查明了从4月初物价暴涨以来，在票据交换中金额特别大的客户的真实姓名，其中果然涉及到李士群，还涉及到了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袁愈佺明白，这可都是不好惹的人，于是他只能隐瞒不报，将一些无关紧要的“小虾小鱼”上报给了汪伪政府。

4月中旬，汪伪政府宣布：上海“振华公司负责人韩振北有囤积大量物资之嫌疑，应交法庭惩处。阜通银行亦有囤积嫌疑，勒令暂行停业。”日本人一听，认为汪伪这是捉小鱼放大鱼，认为韩振北在上海原非财界人士，阜通银行为新创的五六流银行。把他们拉出来做替罪羊，很显然是为了保全某些要人。面对日本主子的不满，汪精卫焦头烂额，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梅思平又让他后院失火。

汪伪集团后院失火

囤积案不了了之

小银行夹缝中求得生路

伪实业部长梅思平对汪精卫没有让他去上海调查此事有些耿耿于怀。他也知道，上海的投机风潮和李士群有关。因为与李士群有个人恩怨，在看出日本人的不满后，他便乘机落井下石。梅思平一方面到处宣扬，去上海调查囤积案的人员办事不力，一方面向汪精卫递交辞呈，说如此调查结果让他这个实业部长无法继续担任下去。同时，他还在私底下埋怨汪精卫是因为“惧妻”，才没有真正彻查此案。汪精卫听闻之后，愤怒异常，就扣住了梅思平的辞呈。梅思平的辞职本来是一场戏，没想到汪精卫根本就没有挽留，这让他很没面子，干脆离开南京跑到上海去了。

周佛海完成了“出访”回南京后，听闻了汪精卫有心成全梅思平的辞职之事，大为惊讶。他知道梅思平对于整个汪伪政权的意义，就赶紧劝慰汪精卫。在周佛海的协调下，梅思平回到了南京。然而，在一次讨论上海囤积案的会议上，梅思平又和汪精卫较上了劲。在这次会议上，伪粮食部部长顾宝衡讽刺梅思平和囤积投机案脱不了干系。梅思平针锋相对，说，我都已经辞职了，实业部长谁想当当去。还说，有人怕某人，我是不怕的。汪精卫立即听出梅思平话中有话，便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平时以儒雅示人的汪精卫此番动作，使得与会人员目瞪口呆，若不是周佛海左右安抚，这事儿还真不好收场呢。

不过事后，汪精卫细细思量一番，觉得窝里斗只会让自己大伤元气，于是放低姿态，给梅思平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陈述此案的利弊，并说“愿兄勿以为芥蒂也”。拿着这封“主席来信”，梅思平也很感动，觉得自己过于小人之心。面对这么大一个台阶，梅思平赶紧顺坡而下，再也不提惩治囤积打击投机及自己的辞职的事了。

就这样，被汪伪大吹大擂的彻查囤积投机案不了了之。不要说打击犯案之人，连他们的一根毫毛也没伤到。就连被勒令停业的阜通银行在6月7日星期一也正式恢复营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