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访俄讲做官：死多少人也别影响皇帝心情

刘恒宝

2010-04-27
      1896年5月，俄罗斯最末一个沙皇——年轻的尼古拉二世要举行加冕典礼。加冕典礼的筹备工作在一年之前，即1895年3月就开始进行了，并且成立了由年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叔父、莫斯科省省长谢尔盖大公爵任总指挥，由宫廷大臣沃隆佐夫·达什科夫、宫廷副大臣弗雷德里克斯和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担任副总指挥的筹备委员会。

这样高级别的筹备队伍，十四个月的筹备时间，再加充足的经费，应该说各方面的准备都是很充分的。地点定在莫斯科当时皇宫在圣·彼得堡，时间定在1896年5月6日至5月26日，共三周。内容有广场阅兵，有群臣朝拜，有上千人的舞会，有上万人的皇家宴请……仅节目单就有五十多页纸，各种活动应有尽有，可谓形式多样，丰富多彩。而且对各项活动的细节都做了具体安排，比如如何给跟随皇上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军官发放给养；每项活动贵宾几点几分到位、皇帝夫妇几点几分到达；哪项活动用哪些乐队、演奏哪些颂歌、几点几分开始演奏等等，都一一做了明文规定。

“但是，只有一个小小的细节除外。”作家卡斯维诺夫后来写道，“那就是预定于5月18日在霍顿卡广场举行的分发皇帝陛下馈赠点心的游艺大会。在诸多文件中，对日程表上这一活动的其他细节，比如所有前来参加庆贺的外国使团下午两点在位于霍顿卡广场的御用厅集合，霍顿卡广场的庆祝音乐由大音乐家萨福诺夫指挥的大交响乐团负责等等，都有明确安排，但对前来领赏的百姓如何组织、皇上赠品怎样分发，却只字未提。”

毛病恰恰出在这一被“遗漏”的“细节”上。后来的许多资料和书籍都对那天的情况作了详细记载和描述。据司法大臣穆拉维约夫过后写的一份内部报告，“5月18日天快亮时，霍顿卡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五十万人以上。”而又有不少资料不同意他的观点，说“不会有任何准确的统计数字，至少有一百万人，甚至有一百五十万之多。”

托尔斯泰就曾多次写到过这个黑色的日子。据他说，从头天傍晚，来霍顿卡的人就已经川流不息，在通往广场的各条道路上人群不绝如缕。“来的不完全是老百姓，在那纷沓若潮的人群中还可以看到商贾、甚至贵族，像二十三岁的公爵夫人里纳·戈利岑娜——好奇心把她吸引到霍顿卡和工人叶梅利扬·亚戈德科夫站在一起后来幸亏他救了她的命。”

高尔基也写到过一个叫克利姆·萨姆金的人，那天发生的事件强烈刺激了他的神经，以致终生都不能看见大堆聚集的人群，一看见人们拥挤在一起就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无法抑制的恐惧，浑身不停地颤抖。

莫斯科的人们都想一睹年轻沙皇的尊容，并得到新沙皇将要馈赠的礼品——一个小纸袋里装有一块小圆白面包、一节香肠、一块蜜糖饼干、十块水果糖和五个核桃，另外还有一个印有新沙皇姓名第一个字母的搪瓷“加冕杯”。密密实实的人群挤在一块基本只有一平方俄里的广场上。据后来存入前苏联国家档案馆的资料描述：“从早上五点开始，人群头上的热气就开始像浓雾，咫尺之间分不清面孔，甚至边上的人们都已经汗流满面。这时候中间的人要想挤出来已是不可能了，开始不断传出疲惫和虚弱的人的呻吟声。”“快到六点钟时，突然间像是听到某个凶神的命令，人群开始骚动，纷纷向外拥挤，有人被踩在了脚下，发出大声呼救，场面乱成一团。”

托尔斯泰写到一个叫莫罗佐夫的富翁，当他被挤到一个沟壕中时，他大声喊道，谁要能救下他的命，他给谁一万八千卢布……托尔斯泰写到这里颇感困惑：“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要给一万八千卢布呢？无论如何，这个时候他绝对不会是和人们开玩笑的……但主要的，多少钱都救不了他的命了……这是一个骤变，开始时大家兴高采烈，就像过节，后来骤变成了一场悲剧，一些人变成了被挤死的躯体……真是太可怕了”

很多资料描述过那个惨不忍睹的场景：“被踩死和挤死的先是些老人和妇孺，后来就不管是不是老人和妇孺了……有人拼尽全力从人缝中挤出来，衣服全撕烂了，湿淋淋的，瞪着一双凶兽般的眼睛，还没站稳，又立即倒下去……一个幸存者躺在尸体上，随即在他上面又倒下了几具尸体。”“人群在成堆的被踩死的人身上挤来拥去，场地上空一片呼喊和呻吟……有几个这样的死者，被人群从头顶上抛来抛去，但有更多的死者，由于拥挤，仍然夹在人缝中，人们由于恐惧，想尽力推开死尸，但无济于事，只不过越发加剧了拥挤而已。”“尸体就像海事的罹难者，在一片也就要死去的人的呻吟和呼救声中，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漂浮在这个由无数变了形的面孔、无力拍动的手和紧握的拳头所汇成的海洋上面……而麻木不仁的早晨的太阳当空照耀，从人群中冒出的热气，宛如祭祀中的莫洛赫莫洛赫，古代腓尼基等国宗教中的太阳神，以活烧儿童为祭品。——笔者注的香烟，袅袅升向蔚蓝的天空……”以上引文转引自《尼古拉二世之内幕》

世界近代史上最早一次也是比较有名的一次因人群拥挤造成的惨祸发生了。据沙皇政府后来公布，那天早晨共踩死、挤死一千三百八十九人。但这个数字明显被缩小了，根据当时多家报纸的记载，比较接近的事实是死亡约四千五百到四千八百人，重伤三千多人，受伤致残的有好几万人。

此事件当天上午就震动了整个莫斯科。在这么个特殊日子发生了如此惊天惨案，当事的沙皇朝臣们不少都吓坏了，一个个胆战心惊手足无措，担心着事态的发展。人们猜想很可能皇上要下令取消一切庆祝娱乐活动，皇室人员马上离开这座正被哭声笼罩的不幸的城市，接下来调查责任人、逮捕肇事者也在所难免。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大清帝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李鸿章出现在了沙俄总理大臣维特的笔下。此时李鸿章正带着一支庞大而豪华的侍从队伍专程前来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

关于李鸿章的出场，维特的《回忆录》中有很有趣的描述。

李鸿章及其随从一行驱车抵达……他走进亭子，我赶快迎上去，还没来及寒暄，他就通过翻译问我：“听说刚刚发生过一起大惨祸，伤亡了一两千人，此事可真？”我有些不悦，他怎么这么冒昧，刚上来就说这不愉快的事，就回答说，“是的，实有其事，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

李鸿章露出很关切的神色，接着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请问，难道你们还要将这不幸事件的全部经过详细禀报皇上吗？”我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随口答曰，是的，已经向皇上禀报过了。他面带遗憾的表情，连连摇头说：“你们这里的官员在这些问题上太没有经验了，这样的事怎能照实禀报呢？皇上一旦动怒怎么办？……我当直隶总督的时候，我统辖的一个省份有次发生鼠疫，一下死了好几万人，我们却经常呈奏皇上，那里一切都顺遂。有次他甚至问起我有没有发生过什么瘟疫疾病，我照旧回答说，没有任何瘟疫，老百姓都安居乐业，称道皇上圣明着呢。他听了很是喜欢。”

维特继续写道：

这位看似威严、实际很和善的中国老人又作解释般的向我开导：“皇上嘛就是皇上，干吗一定要让他知道那么多细节？我们干嘛非要用他国家死去好几万人的坏消息无故给他增添烦恼呢？”

据说李鸿章一边向维特“介绍经验”，一边还劝说此次惨案的责任人、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和其他沙俄朝臣“区区小事，一定放宽心些。”

只此一事，中国的总理大臣就赢得了沙俄总理大臣的好感。维特评价李鸿章不仅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当时位居中国朝廷的最高职务”，而且“善体人情，乐于为人出谋划策”。

其实，后来事态的发展，李鸿章的热心点拨完全多余了。沙俄朝臣也根本用不着为此惨案担心，就像中国总督根本用不着为死去几万人的鼠疫担心一样。实际上，尼古拉二世得知消息并不比一般莫斯科市民晚，这有他当天的日记证明：“露宿在霍顿卡广场上等待分发午餐和搪瓷杯的人群突然蜂拥到临时建筑物前，于是发生了拥挤。越挤越厉害。约有一千三百人被踩死或挤死。我在十点半钟得悉此事……这一消息给人留下一个很讨厌的印象。”

仅是“讨厌”而已。据后来透露的资料，那天下午曾有很多人奉劝皇上取消法国大使蒙特贝洛晚间为他举办的专场舞会，万一取消不成，他本人无论如何也不应前往。也有人提出应赶快就此事件召开—次御前会议。但尼古拉二世根本就不同意这些意见，他认为根本用不着改变原订计划，法国大使的专场舞会尤其不能推辞掉。

于是晚间舞会按时举行，皇帝夫妇准时驾临。一位西方记者对那天晚上的舞会描述道：“在各个舞厅的桌子上摆着十万朵鲜玫瑰花，芳香扑鼻。这些鲜花是为这个晚会特意从普罗旺斯订购来的。晚餐桌子上都是银质餐具，这是特意从凡尔赛宫运送来的。应邀前来的七千宾客在枝形吊灯的光照下欢歌醉舞、畅饮醉乐。就在他们寻欢作乐的那几个钟头，霍顿卡广场上的救火队员和士兵正在举着提灯收尸，不停地忙碌着。”“成千盏枝形吊灯的光，照射在花带上和喷泉的水珠丝上，大家都在欢乐，处处是一片幸福的欢笑声……这群显贵们白天看了一天的死尸，一堆堆被太阳晒着的死尸，现在在舞会上翩翩起舞，组成一个个圆圈，慢慢地往皇帝皇后跳卡德里尔舞的中心靠拢……”

亲历过此事件的美国作家罗伯特·因格尔索也写到过他的感受：“眼望着这些加冕庆祝行列、游艺和舞会的极度奢靡，我不禁想起那些穷困的农夫，那些疲惫的、半饥半饱的劳动者，那些被鞭子打得皮开肉绽的脊背，那些像牲畜一样被赶往西伯利亚地狱的人群，那些身心全属于沙皇的无知的民众。”作家感叹道：“不论是宏亮的钟声，还是号角声，都无法盖过民众的呻吟声……”

皇上有了这份好心情，对这桩震动了全世界的惊天惨案的处理也就可想而知了。典礼还没有结束，就给这次加冕典礼的总指挥、筹委会主任、莫斯科省省长、年轻沙皇的叔公、被莫斯科百姓认为是这次惨祸元凶因而被称为“霍顿卡公爵”的谢尔盖颁发了一道圣旨：“对您出色的筹备和主持如此盛大的庆祝活动深表感谢”。典礼结束的第三天，即5月28日，谢尔盖大公爵又接到一道圣旨：鉴于他在加冕典礼全过程中表现出的指挥调度能力及其功劳，他被任命兼任莫斯科军区司令。

当然，对这“一场沉痛的灾难”意思就是说，这是一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外的自然灾害，比如像地震、洪水和暴风雪什么的也不是没进行一点调查和处分。那是对谢尔盖大公爵主管下的各部门。尼古拉二世下令对“没有及时采取疏散民众的必要措施”的有关部门和人员要进行严惩。经研究，枢密院派出了以专门负责侦察大要案的侦察员凯泽尔为主的调查小组。为使调查小组认真负责而又调查准确，又委派庆典筹委会负责人、副总指挥之一、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担任调查监督员。

调查结果当然是所有人预料之中的。首席典礼官冯德·帕连在自己对自己进行了一丝不苟的调查之后，始终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失职的地方。他给皇上打报告说，从圣彼得堡来莫斯科的宫廷部的所有官员，当然包括他自己在内，对那天的游艺活动仅仅负责“指挥分发皇上的礼物”，而场地秩序理应是由莫斯科警察局负责的。

莫斯科警察局长弗拉索夫斯基赶快写报告辩解，称“广场上负责指挥的一直是宫廷部，游艺活动的一切都由他们安排，包括装礼品袋。莫斯科警察局同所有这些筹备工作毫不相干。”警察局只是“负责场地四周边缘地方的治安，不发生事故。而四周这些地方确实一切正常。”

凯泽尔倒是写了厚厚一沓《霍顿卡骚动事故调查记录》，还壮着胆含混不清地提了几个人的名字，但此文件从上交那天就封存在了谢尔盖省长府的办公室抽屉里，再没有人看到过。

无论怎样，结论最终还是做出了：莫斯科警察局局长是唯一肇事者。又有人替他求情，除了那天的游艺活动，其他庆典活动的秩序还是维持得很好的。又协调了一段时间，最后决定给予他“撤消局长职务，发给每年三千卢布终身抚恤”的“严厉惩处”。

皇太后目睹过那幕惨剧，她为这次灾难“深感不安，心里牵挂着躺在医院里的重伤号”，让人给送去了一些葡萄酒以示慰问。人人都知道那是宴会上喝剩下没法处理的。尼古拉二世也说自己是“亲民爱民”的，先是决定为每个遭难家庭发放一千卢布抚恤金，不过在了解到不是一千而是将近五千人时，又因“没人提醒”“忘记”了这一成命。后来又想出个好主意，用加限制条件的办法，把数目降到了五十至一百卢布，还规定有些家庭没有。朝廷为此总共从国库拨出九万卢布，包括谢尔盖大公爵在内的莫斯科的官员又从中弄走一万五千卢布，说是用于支付埋葬费和其他费用。

而加冕典礼本身花费的数目是整整一个亿，是那一年全俄国教育经费的两倍。

据说，李鸿章离开后还惦念着这件事。维特还曾托人捎信给李鸿章，除对他的“介绍经验”深表谢意外，还特意告知：“其实啥事没有”。当然，后来这事在很多资料上都没有记载，真实性不好考证。

到这里文章本该结束了，不过笔者还想加上与本文主旨关系不大的一笔：那年底，向有记日记习惯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日记中写道：“愿上帝保佑，在即将来临的1897年，能像今年一样国泰民安，万事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