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升值：一段复杂的经济衰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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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4月08日

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得失，也许是中国在判断汇率作用时，需要参考的一个重要侧面

　　本刊记者/陈言

　　2010年4月3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菅直人参加完第三次中日财长对话会后，与日本媒体有一个简短的见面机会。对于媒体一直追问是否在对话会上压人民币升值一事，菅直人讳莫如深。

　　学者则对汇率问题直言不讳。3月底，在日本驻华使馆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举办的“中日经济合作回顾与新起点”讨论会上，中国学者对1985年广场协议后的日本汇率迅速升值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观点。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说，应该在升值带来贸易条件改善、产业结构升级、促进海外投资等方面，审慎对待日元升值问题。“中国不少人始终坚持日本泡沫经济是日元升值的结果，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是道听途说的结果。”

　　分析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得失，也许是中国在判断汇率作用时，需要参考的一个重要侧面。

　　日元如同脱缰的野马

　　美国财政赤字、贸易赤字是美元贬值的重要原因。压迫其他国家的货币升值，是美国自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一直准备用来减少财政赤字、贸易赤字的方法。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压力主要对准了日本。

　　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纽约广场酒店，美、日、英、德、法5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开了一个只有20分钟的简短会议。像通常的财长会议一样，结束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声明，史称“广场协议”。

　　会议是应美国的要求召开的。20分钟的会议更像是走一个过场，各国财长、央行行长没有轮流发言，很快就同意了事先已经拟好的协议：“财长及行长们认为外汇汇率在调整对外经济贸易方面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他们认为主要非美元货币对美元汇率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有秩序的提升。”提升美元以外的各国汇率是这次协议的最重要的内容。

　　自此日元开始迅速升值。协议发表的第二天，日元从1美元兑换235日元上升到了215日元，一年后升至150日元。日元的升值并没有体现出广场协议中主张的“有秩序的提升”，而是成为了一匹脱缰的野马。

　　“广场协议后，日本股票、土地价格走上迅速膨胀之路，但几年后就触摸到了天花板，经济进入到了长期衰退不能自拔的境遇中。”庆应大学名誉教授井村喜代子说。

　　彷徨的企业

　　动荡的日元汇率，让已经习惯了固定汇率的企业感到非常不适应。日立是家制造重型机电装备的企业，拿到订单后要用一两年时间制造。“中标的时候，1美元兑换180日元，等到了装船的时候，1美元贬值到100日元了，企业该怎么应对？”早已经从日立退休的矶部朝彦还在追问这个问题。

　　1986年，在日本银行已经做了两年局长的矶部朝彦，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来到日立制作所，成为这里的一名董事。

　　矶部有专业金融知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多年，是日本著名的国际金融专家之一，到日立后他也感到束手无策。对于日元的升值预期，矶部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单只看日美进出口贸易，1965年日本首次出现对美盈余后，日本对美贸易一直处于盈余状态。“这么多的贸易盈余，说明日元足够强大了，提升日元汇率本来是水到渠成的事。”矶部朝彦说。

　　专家看到的情况，投资家(或说投机家)也看到了。“巨大而且持续”的日元升值空间，让投机资金怒潮般地涌入日本，全球化、自由化的潮流，更加速了这种资金的涌入。日元持续升值越发地不可阻止。

　　“日立上层大概觉得我能够预测日元升值的动向，希望尽可能减少出口方面的损失。不过我的能力实在有限。”矶部朝彦说。

　　面对急剧上升的日元汇率，其实无人能做出上升还是下降的预测，但企业则觉得专家多少要比普通人强一些。特别是在已经习惯了固定汇率的老一代企业家看来，动荡后会有一个较为平缓的时期，但这样的时期却一直没有到来。

　　1986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上升到150日元左右后，接着在1995年4月19日进一步提升了将近1倍，进入到了1美元兑换79日元的最高点。

　　矶部朝彦觉得日本舆论突然出现了180度大转弯。过去为出口大造舆论的媒体，忽然开始质疑出口的作用，“一夜之间出口从好事变成了坏事。媒体开始报道说，是产品出口导致了日元的升值。”

　　企业的出口能否赚到利润，在汇率剧烈变动的时代本来已经很难预测。舆论丑化出口企业的作用，把汇率升值的原因归罪于企业以后，日本经济也就快要跨入停滞的门槛了。

房地产价格飞涨

　　上个世纪80年代后半期，出口的停滞，让日本企业已经难以进行设备投资，多余的资本被转入股票、房地产市场，此时是日本股票、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的时代。那时青山孝子的眼圈永远是黑黑的，睡眠对于她来说实在太不够了。

　　随着日元的不断升值，日本人开始明白产品出口不会出现太大的增长，而1亿人口的市场十分有限，也很难有新的突破。最好的投资只能是金融及房地产。青山孝子在那个时候成立了自己的房地产中介企业，代客户买卖房子。

　　“经常是一个楼盘还没有开始正式销售，开发商已经号称卖完了。对于那些在报纸杂志上打出广告宣称要开盘的房地产公司，我们通常会通宵排号，一开始销售就抢着买房。”青山回忆那时在日本买房子如同买大白菜，很多时候是不假思索，先买下来再说。买下来后需要赶紧发布信息，通宵达旦地制作各种宣传品，把相关的广告邮寄或者直接送到有可能购买房地产的客户手中。

　　在中介企业努力开拓日本国内市场的时候，日本能买卖的地皮、房地产差不多都被炒过几遍后，游资开始走出日本国门。三菱地所花2000亿日元购买了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和三菱地所一样，蜂拥到国外购买土地、海滩、楼宇的企业不可尽数。

　　到国外抢购进一步刺激着日本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在80年代后半期，青山孝子也知道，按当时的房地产价格，普通百姓是绝对买不起房子的。青山孝子要推销出手中的房地产，少不了领客户去银行那里贷款。

　　“那时银行会和客户签一个两代人共同还贷的合同。”青山孝子说。那是父辈买房，子孙还贷的合同。

　　过去大学毕业后先租房、工作十年后买一套较小的住房、退休前买一套二层小楼的按部就班的做法已经非常过时。先买房的人先得到了实惠，到1990年代初期为止，日本的房地产价格40年来从未下降过。买大房意味着今后溢价机会更大，也许用不着子孙还贷，在父辈有生之年就会因为地价的不断上升，房地产本身的价格大大地超过贷款数额。

　　有时一处房产抵押给银行后，能多开出几张抵押证书。每一份抵押证书又为银行带来了更多的放贷机会。一种狂躁充斥了各个阶层。

　　当时没有人相信，以后二十余年股价都不能回升到1989年的最高点上。也没有人相信1993年日本土地价格开始走低后，一下滑就是20年。

　　空前兴盛的海外名牌

　　日元的升值让名牌在日本有了巨大的降价空间，一夜间日本成了世界最大的名牌销售地之一。

　　吉川里子1988年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证券企业工作。工资并不是很高，但暑期奖金加上年终奖金，一年下来比其在媒体工作的父亲还要高出不少。吉川自然是一身国外名牌时装穿在身上，外出开的是外国跑车。为了不在客户那里显得太过张扬，吉川还买了一部普通轿车。只有直接去见客户的时候，她才开这部不那么喜欢的日本国产轿车。

　　想买日本的名牌要困难许多。日本虽然是轿车生产大国，但在日本国内并没有张扬的名牌轿车。到了1989年以后，才有了丰田的Celsior，后来在美国称之为“雷克萨斯”的高级轿车，日产的英菲尼迪也是在此时推出市场。不过这些车都只是在美国生产、美国销售。吉川里子的朋友都是从美国直接进口这些车，才能满足一点使用国产名牌的欲望。

　　吉川里子的朋友称宝马3系车为“六本木花冠”，这是一款大学刚毕业不久、手头有些闲钱的女孩用的不怎么高级的车。至于奔驰190E，在她的同事中又称之为“小奔”，算是很普通的一款车了。那个时候的日本人，每人都能背诵一大堆进口车的名称：法拉利、兰博基尼等。东京的街头也确实名车举目皆是。

　　“那时流行刹那主义。”吉川说。房子已经买了，或者永远买不起的时候，人开始追求刹那间的享受。

　　20年后的2010年，再去东京街头寻找往日那如流的名牌轿车、名牌时装时，已经远远找不到感觉了。名牌店开始从日本撤退，优衣库、H&M等大众品牌开始到银座开店，此时日本走进失落怪圈差不多已经有了20年。

不切实际的产业转型

　　很多时候日本把近20年的失落归罪于人口的减少及老龄化。但是仔细观察日本社会，企业资本充裕，个人收入依旧比周边国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只是日本表现得很不富有。

　　在一家著名商社工作的远山先生说：“我上班单程要花一个半小时。原因在于20年前我花1亿多日元在远郊买了一套房子，至今贷款还没有还完。”商社收入不菲，但在那个时代买下的房子，压得远山20年不能喘气。

　　相比之下在媒体工作的藤井要好很多。他2008年在东京的市中心花3000万日元买了一套公寓，上下班差不多骑车就可以了。

　　在泡沫经济时代没有去买房地产，而去投资买设备搞生产的企业，同样在劫难逃。1990年代众多的日本企业涌入IT、数码市场，投资电脑、新电子元件等的制造，钢铁厂、化工厂实现了自动化、数据的电子化，但到了90年代末期，日立、佳能等企业已经从电脑制造业中退了出来，仍在继续生产电脑的企业，也一直未能像电视、冰箱那样独占鳌头。

　　电子元部件的制造也没有给日本厂家带来太多的利益，东芝、松下等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对半导体的投资不能回收，生产一直处于亏损，严重地拖了企业后腿。钢铁化工方面的企业提前进入到了电子化、自动化时代，但这些并不能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加之日本国内设备投资开始减弱，钢铁化工要在制造方面保持领先，已经很不容易。

　　“不能说日本企业没有努力实现结构调整，但在泡沫时代，不切实际的产业转型，在日本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走到尽头的时候，长期的经济衰退也就随之而来了。”井村喜代子教授说。

　　尽管日元升值不是万恶之源，但至少延误并阻碍了日本产业的转型，在日本政治完成了从自民党向民主党的过渡以后，经济上不能迅速找到突破口，这和日元汇率不无关系。

　　重走高美元低日元的老路

　　丰田汽车在美国大量召回以后，公司非常担心在美国的销售会因此大幅下滑。但从2010年3月的销售结果看，丰田基本上保住了销量。这里面有丰田促销等要素，但汇率机制似乎不可忽视。

　　早稻田大学教授野口悠纪雄观察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美经济后，发现日本物价基本上没有上升，但美国差不多每年上升3%。日元的升值让日本进口产品变得更加便宜，通货膨胀突然在日本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日本物价的超级稳定。如果是性能完全相同的轿车，丰田卖200万日元，通用卖2万美元，1美元等于100日元的话，两者应该等价。但是美国每年物价上升3%，一年后通用的车需要标价2.06万美元，10年后是2.4万美元，15年后则上升到3万美元，但进口丰田车依旧是2万美元。“自然美国人会买丰田车了。”野口悠纪雄说。

　　按照野口教授的分析模式，美国应该首先压迫日本提升日元汇率，但目前这个压力并不是很大。原因在于日本实行零利率的经济政策，对冲基金愿意借日元到美国去投资，实行“日元套利交易”。通过套利流入美国的日元资金，维持了美国的房价，一部分进入到了汽车市场。

　　但是“日本出口、日元套利、美国住宅汽车市场繁荣这三者如同三块搭成拱形桥的石头，只要有一块脱落了，桥就会倒塌，而现在美国住宅市场已经奄奄一息了。”野口悠纪雄说。

　　资本出口型国家

　　日元升值给日本经济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实现了全球化生产。

　　从2009年日本主要机电企业的全球化比率看，索尼为70%，东芝54%，日立41%，NEC21%。大多数企业不仅迈出了全球化的第一步，像索尼、东芝那样的企业，已经让国外业务量大大超过了日本国内。

　　日立负责中国业务的大野信行常务董事说：“我们在中国的业务额占到了日立总销售额的11%，我的目标是将这个比率提升到20%。”日元升值后，在日本国内的生产成本增高，对外出口困难，日本企业选择了走出去的方式，加大了在国外，特别是在中国的生产、销售。

　　日本已经从一个依赖产品出口来维持经济发展的国家，向通过资本出口赚取资本收益的国家转变。井村喜代子教授说：“2005年日本经常收入项目中，贸易收入与资本收入的金额基本持平，其后几年一直是资本收入大于贸易收入。”如果没有日元的升值，日本资本力量不够强大，想获得这方面的收入并不容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后，日元的再度提升，让对外出口出现了急剧的减少，但是这期间日本靠资本运作，保证在一定程度上的收益。

　　二十多年来，在美国的压力下日元一路攀升，日本经济除了在80年代后期维持了增长外，进入90年代以后一直未能真正复兴。这期间企业不得不转型，生产从日本迁移到了国外，收益从产品进出口转变为在国外的资本运作。但是现在国际社会用日元来结算的比率不到5%，迫于美国压力而实现的国际化、自由化，能够给日本带来的好处到底有多少，目前还难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