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的和平解放：程潜曾给毛主席送密信求和

步天涵谷

（转帖）

2010－03－13

1948年7月，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人民解放军正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刻，古城长沙充满了夏日的躁动。

    这时，一个人的到来，让弥漫在长沙城紧张的政治空气出现缓和。他就是程潜，新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这位国民党元老的到来立刻进入中共湖南省工委的视野。此后，程潜的一系列言论和行为，不断地让时任湖南省工委书记的周里发现，“他还是有可能走和平道路的，应该争取过来。”一年之后，长沙和平解放，避免了战争带来的生灵涂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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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家长”主政

    当解放战争进入到1949年7月的时候，解放军不但已解放了南京、武汉，而且湘东北的临湘、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醴陵、常德、安乡等十余县也相继解放，此时白崇禧已退守湖南，并想逼迫程潜离开湖南去广州任考试院长，已进行了一年策反工作的长沙是战是和？这是周里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前一年的7月，新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程潜来到长沙。虽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67岁的他还精神矍铄地在公开场合唱了一些反共的高调，比如表示要“拼命”，但湖南省工委在对他作了分析后认为，他还是有可能走和平道路的，“理由有三：一是他在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拥护国共合作；二是他是湖南人，不能不替家乡人民着想；第三，他与蒋介石和桂系都有矛盾。”程潜上任后也释放出多种积极的信号，如发布了“限租护佃”的布告和《告湖南省属县市土豪劣绅书》、撤销了“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反共组织等，表现出了向人民靠拢的意愿。而程潜的这些举动，都在以周里为首的湖南省工委的视线之中。这也正是湖南省工委决定争取程潜的政治基础。

    省工委随即确定由地下党员余志宏专门做以程潜为主的上层统战工作，由周里直接领导。余志宏毕业于中山大学，曾任前湖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的秘书，认识一些上层人士，后到湖南大学任讲师，而且他与程潜还是醴陵老乡。周里认为选他来做这个工作是合适的。

    要争取程潜，就要通过能接近程潜的人去做工作，而程星龄无疑是最佳人选。程星龄是程潜的族弟，曾被蒋介石以共产党嫌疑在台湾拘押过。余志宏就和思想进步并且与地下党有联系的马子谷商量，马子谷建议写信将程星龄请回湖南。

    余志宏又了解到，住在湖南大学附近桃子湖的省政府顾问方叔章，有思想进步倾向，他经常出入省政府，与程潜无话不谈，便想办法认识了方叔章，并通过湖南大学教授李达动员方叔章去做争取程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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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宴触动程潜

    程星龄于1948年8月来长沙后，周里和余志宏多次与他会面，商量如何争取程潜。当时开展了两项影响较大的活动。

    一项是王家菜园的时事座谈会，参加人员有长沙绥靖公署秘书长刘岳厚、长沙市长蒋昆、银行界知名人士唐文燮等五六人。这个座谈会每周一次，经常在王家菜园蒋昆家举行。这个座谈会，提高了大家对时局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了解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况。

    还有一项，便是桃子湖的便宴。这年冬，经余志宏安排，方叔章在自己家里请了一次客，前来赴宴的有湖南大学教授李达、伍薏农，民盟湖南地下组织负责人肖敏颂，接近程潜的湖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肖作霖、省政府秘书长邓介松，还有程星龄、余志宏。李达说话直率，“颂公应当替湖南人民着想，湖南不能打仗，只有走和平的道路！”事后，肖作霖、邓介松将此次便宴的情况告诉给了程潜。此后，方叔章还多次与程潜谈话，并对他说：“颂公，如果共产党的军队来了，你准备走哪条路？打吧，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打垮了，白崇禧那二三十万人更打不赢；为湖南人民着想，也是不能打的。跑吧，你一家二十多口人，你又只有那么多钱……怎么办呢？”这话对程潜有很大的影响。

    年底，程潜和程星龄又长谈了一次，终于决定：委托程星龄代表他与地下党联系。程星龄本来就是省工委找来争取程潜的，程潜此时要他代表自己联系地下党，这正随人愿。此后的1949年1月14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批驳蒋介石的求和声明并提出8项和谈条件后，程潜赞成和谈，并下令湖南暂停征兵。但因共产党提出的43名头等战犯中有他的名字，他对8项条件中关于惩办战犯一条有所顾虑。省工委了解程潜这一思想动向后，便通过程星龄、方叔章去做程潜的工作，随即又由程星龄写信给在上海的程潜的儿子程博洪，请他回来做程潜的工作，最终使程潜消除了原有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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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消陈明仁的顾虑

    程潜要控制湖南局势，没有军队是不行的。虽然他来湖南后着手整编6个地方保安师，但新兵多，战斗力不强。程星龄就和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商量，把陈明仁调来长沙，协助程潜掌握兵权。陈明仁是程潜的同乡和学生，两人关系较深，而且陈明仁因他在东北四平街和解放军打过仗后反而受排挤一事，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他与白崇禧桂系也并无渊源。周里认为，陈明仁也是湖南人，自然也对湖南人民有感情，他也不愿看到湖南人民再次遭遇战争的痛苦，他随程潜一道走和平道路是有可能的。刘斐与白崇禧关系较深，于是，由他到武汉去见白崇禧，建议把陈明仁调到湖南来。白崇禧为了控制湖南，保护广西老巢，即表同意。他当然不知道这是另有计谋，被蒙在鼓里的他还傻傻地打电话征求程潜的意见，程潜岂有不同意的？

    陈明仁来湖南后，即向程潜表示“愿跟颂公走”。不过，他也有顾虑：一是怕泄密，二是怕被算旧账，三是怕戴“投降”帽子，自己的部队被当俘虏看待。因为有这样的顾虑，他非常谨慎，在公开场合都是唱花脸，称要和共产党打到底。程星龄和余志宏就把陈明仁的亲信旧部李君九请来，做陈明仁的工作。周里还派余志宏代表省工委秘密会见了陈明仁，他们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湖南人民的和平愿望，以及共产党既往不咎、立功受奖的政策，还谈了起义和投降的区别：起义是自觉的主动的行动，投降是战败被逼的结果，等等。此后，陈明仁逐渐消除了顾虑。

    但是，此后人们看到的，仍是陈明仁以反共主战面貌出现，并修筑城防工事，作出一些坚守长沙的姿态，而且，他还有意拉开了与程潜的距离--这是为什么？答案只有一个：都是用来哄骗白崇禧的。在这非常时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引起蒋介石、白崇禧的怀疑，否则，一切都有可能前功尽弃。陈明仁还嘱咐李君九：和平应变必须绝对保密，只能有一两个人知道，要保证绝对安全。他还要李君九千万不要在人前对他的此种行为作出解释。共产党方面也对陈明仁提出了这样的告诫：表面上一定要不动声色，不能引起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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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毛主席送密信求和

    1949年6月，程潜写了要求和平解放的备忘录，请省工委送交党中央和毛主席。程潜在备忘录中写道：“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

    程潜的备忘录须立即秘密、安全地送交党中央。于是，周里立即请做篾匠的地下党员赵连生特制了一担夹层篾篓，将密写的省工委向华中局的报告和程潜备忘录，一起藏在篾篓夹层中，周里计划派地下党员黄人凌、张友初扮成商人，将之送到汉口华中局。

    1949年6月22日，长沙李园，周里等人正在商量路上的计划，意外发生了，4名国民党宪兵突然闯了进来。在场的人迅速一同坐下，打起麻将牌来，宪兵上楼时，已经开打半圈。在场的唐太太见势忙打招呼，拿起哈德门香烟忙不迭叫老总也来两圈，并塞上一包银圆，宪兵见主客俨然宦贵，也就随意看了看，机智的地下党员们，最终打发走了这队宪兵，备忘录算是逃过一劫。

    大家惊出一身冷汗，周里判断，敌人可能已经有所察觉，事不宜迟，备忘录必须连夜送出。

    除了备忘录外，周里还写了一封给华中局的报告，要黄人凌用特制的药水，抄写在纸上，干了后就看不到字。另外，黄人凌准备了一个假的国民身份证，证件上的名字叫“王必文”。

    6月23日凌晨，黄人凌会同张友初一起，带着篾篓登上了长沙到岳阳的火车。列车开到捞刀河附近时，国民党宪兵开始挨个盘查。黄人凌和张友初镇定自若，用假身份证骗过了宪兵，到达岳阳。但在岳阳，他们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国民党军队江防前线的城陵矶设有封锁线，岸上有机枪大炮，水上有巡逻舰艇。日夜监视江面，禁止船只往来。一旦发现渡江船只，就用机枪扫射或巡逻艇追捕。”最后是岳阳的地下党组织为两人找了熟悉水路且可靠的船工，送他们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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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潜通电起义

    一番曲折之后，黄人凌和张友初终于在汉口找到了华中局，并将密件亲手交给了组织部长钱瑛。钱瑛指示，张友初先行返回湖南，黄人凌则留在武汉，给即将去长沙的一支干部队伍介绍情况。这支队伍的代号是：105部。

    1949年7月4日，毛泽东收到《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备忘录》，当即给程潜回电说：“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可见毛泽东对程潜的充分信任。

    8月4日，程潜、陈明仁等发出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加入中共之领导人民民主政权”，“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

    8月5日傍晚，人民解放军四野十二兵团的先头部队一三八师举行入城仪式，分三路浩浩荡荡地进入了长沙市城区。

    8月6日下午，省工委书记周里、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和程潜、陈明仁的代表，以及湖南军政当局和平谈判代表、省会各界代表等1000人到东屯渡迎接以金明、袁任远、唐天际、解沛然等组成的人民解放军和平谈判代表团。

    8月20日，经中央批准，长期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与随军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

    周里此时无限喜悦：“地下党的生活结束了，见到天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