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发达的日本处于停滞 穷则思变的中国冉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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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3月01日

用平等的视角再看日本

　　从日本本州岛的东京向南飞，抵达琉球群岛的冲绳需要约3个小时，日本国内航班能够展开如此长的飞行距离，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而据介绍，如果从东京向北飞往北海道，也需要约2个小时。换句话说，从日本的东北端到西南端，飞行时间约达5个小时，这大概相当于从美国东海岸飞到西海岸的时间。然而，日本的国土面积仅为37万多平方公里，不足美国的4%。四五个飞行小时的大跨度是由日本4个主岛和6800多个星星点点的岛屿支撑起来的，它们沿着亚洲大陆2000多公里的纵深延展成一条长长的岛链。这是西太平洋上近代以来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它给亚洲国家带来过很多启示，也带来过大量麻烦。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用相对平等、既不仰视也不俯视的眼光再看日本，有些感悟也是蛮新鲜的。

　　旁听国会，感受日本的政治巨变

　　位于东京皇居西南侧的日本国会议事堂，是1945年美军对东京实施大轰炸时故意完好保留下来的建筑之一。这座当时的帝国议会成为战后美国对日本制度设计的一个重要基点。1890年，当亚洲大多数国家还处在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中时，日本开创了议会制度，成立了亚洲最早的国会。然而，耗时17年、于1936年完工的这座国会议事堂，并没能在转年阻止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从此将日本拖入近代以来最大的一场浩劫之中。

　　2月16日，《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日本国会的当天，恰好是民主党鸠山内阁上台满5个月。去年的9月16日，日本上演政权更替的历史性一幕，鸠山由纪夫当选首相，民主党成为执政党，长年执政的自民党沦为反对党。我们旁听日本国会全体会议仅20分钟，但这２０分钟让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日本。中国人来到日本后，最快能感受到的就是日本人的礼貌和规矩。从海关人员，到接待我们的司机、翻译，每个人在见面行礼时都会把腰弯得低低的，临别时则一定要挥手致意直至客人完全消失在其视线范围外；他们会专注地倾听对方说话，从不轻易插话打断别人。但在国会，我们看到的是完全相反的一幕。站在发言席的鸠山首相向众议员介绍预算案情况寻求通过，而台下的自民党议员却不断地打断其讲话，他们高声喧哗、喝倒彩，不时发出嘲弄声，与坐在另一阵营的民主党人的掌声形成强烈的对抗态势。台上的鸠山这中间抗议道：“有人不让我把话讲完。”并继续快速地发言。随后上台的财务大臣菅直人同样没能避免这样尴尬的局面。在国会议席的最后排，不止一名老议员昏昏入睡，坐在我们前排的摄像记者捕捉到了他们打瞌睡的特写镜头。

　　“在日本这个处处讲礼貌的国家，议会可能是最没规矩、最不讲礼貌的地方了。”当我们把这样的感受说给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一位评论高层人士后，他对我们说，对这样的局面他也很遗憾，日本正处于战后最剧烈的变化之中，对于反对党与执政党的地位互换，双方都有些不适应，“以前国会里的争吵没有这么激烈，现在是执政党不像执政党，在野党不像在野党”。但他认为，在战后60多年后实现政权的和平交替，对日本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说明日本学习西方的议会制度到今天算是学到家了”。

　　在日本采访期间，我们交谈的对象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学者、官员，都在明确传递着他们对本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感。在东京一所语言学校，一位到过中国多次的日本女性反复表达“中国应该更重视民主建设”的观点；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小伙子认为，虽然同为经济崛起大国，但印度的发展前景更好，因为它与日本具有同样的社会制度。还有一位年轻的日本外务省官员非常认真地问记者，“为什么中国已经拥有了这么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但就是不肯实行像日美一样的社会制度？”而在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日本城市———长崎，该市市长田上富久说，他每次访问中国城市时都有专车、警车接送护行，而日本的市长就没有这样的权力。他认为中国市长做事雷厉风行容易更有效率，日本的市长要在听取民众建议上花费更多时间精力，但效果也会更好。

　　停滞的日本缺少精气神

　　在日本采访期间，很多到过中国大城市的日本人都向记者表达过他们对中国发展速度的惊奇，在他们看来，上海“新天地”一带的繁华与东京已几乎无异。但以一个中国人的视角来看，东京等日本城市的发达水平大大领先于北京、上海，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在东京，地铁、轻轨连成了网；每条道路无论修建了多少年，看上去都像是崭新的；黑色的沥青路面上画着像是刚印上去的行车线；街边路牙的砖几乎没有破损的；所有的出租车都装有可视倒车雷达；街头最小的餐馆也十分洁净；公寓楼的电子安保系统非常先进，装有隔音板的电梯运行时安静得几乎无声。在日本停留的9天，我们没看到一起交通事故，没见过任何纠纷。有中国人感慨，中国城市的软硬件要想追上日本城市的水平，还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两国农村的差距就更大了。

　　然而，这并不是日本的全部。日本社会缺少活力的一面也一目了然，这也是他们最羡慕中国的地方。本报记者6年前到过东京，与那时相比，现在的东京变化不大。当地人说新建了一幢最高的写字楼，我们去看了，高度不太起眼。在东京及其他我们到过的城市，很难见到大片工地和建筑吊车，我们也没听说日本在修建什么高速公路，而有报道称，中国一年建的高速路就相当于日本全国高速路的总里程。

　　东京的银座看上去依旧绚丽繁华。坐落于此的手工艺品商店“鸠居堂”是一家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店，它所占据的这块位置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泡沫经济时期创造过历史最高地价———每平方米3650万日元（当时约合30万美元），而在泡沫经济破裂后，这里的地价一度跌至每平方米1100多万日元，全人类最惊心动魄的地价涨跌有可能就发生在这个街面上。

　　我们在日本还接触了很多普通人，他们大多都表示，自己的房子比几年前买的时候贬值了不少，他们的工资也在下降。38岁的出租车司机小野浩二家住东京市品川区，7年前他在这里买了一套公寓，价值3800万日元。他说，现在这套房子也就值3000万日元了。小野很担心将来的养老问题，所以一直很努力地存钱，妻子纯子还在打一份临时工，因为如果缺少了这笔不多的收入，就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我们的翻译平田女士则摇着头说，现在的经济太不景气了，她的一位学者朋友在家失业多年，开始领起了救济金。她说，“在我身边，很多人都是这样”。这些普通日本人的牢骚让记者感觉到，他们对未来缺乏信心，他们在焦急地等待鸠山政权尽快拿出提振日本经济的对策。长崎一家石油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浦正弘先生对我们说，他和哥哥去年都投了民主党的票，现在他们正等着看鸠山能否兑现有关养老金的承诺，否则“我们就把他再选下去”。

　　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为什么会影响日本这么多年，使其坠落为发达国家中最不景气的一个？一些日本官员和学者向我们作出了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一是日本的国家规模太有限了，国土面积小，人口也不多，而且早已进入现代化阶段，没什么继续发展的空间了。对现在的日本来说，新修一条路，上马一个大工程都很难。二是日本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少子化问题。我们在日本见到过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在商场的餐厅里用餐的几乎全是老人，据说是因为按日本的薪酬结构，年轻人不太敢到这里买东西。根据日本的统计数据，每5人就有一个是65岁以上，这个速度还在加剧，如今1.2亿人口的日本将在2055年锐减为不足9000万人口。这个持续的过程预示着日本将很难扭转衰退的大趋势。还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挣钱差不多，社会上缺少快速致富的榜样，这导致人们丧失了为变得更有钱而拼搏的精气神。一位上世纪80年代留学中国的日本官员对记者提起，当年他的宿舍里有一个中国穷学生，但前几年见到他时，已经成了“大款”，“像这样的发展机会，在日本越来越少了”。日本经济界元老、东芝公司前总裁西室泰三先生也向记者感叹，现在中国的全体国民都有一股对未来充满期望的干劲，这种干劲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运转，而日本人却没有这样的全民共识了。

对中日海洋利益之争很敏感

　　对中国社会的奋发精神，日本人充满惊奇，但似乎这并不能引起他们学习的意愿，甚至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他们也并不认可。在银座一家书店，一个书架上摆着二三十种有关中国的书，比写美国的书多很多。但看看这些书名就知道，日本人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不安———《欲望大国———今天的中国》、《为什么中国独胜，日本独败》、《看不透的邻居》、《吃光非洲的中国》、《日本将成为中国的从属国》、《美中军事同盟即将开始》，甚至还有诸如《中国是如何侵入西藏》等无理非议中国的书。这让我们有些惊讶，日本对它的邻居如此顾虑重重，而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却少得可怜。事实上，在我们整个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印象不断地在加深。那位出租车司机小野先生并不知道中国经济总量将超越日本的这一趋势；而在冲绳县一所商业高中的毕业班，30多名学生能说出的中国名人只有孔子、成吉思汗和成龙；还有一个学生错以为首尔是中国的城市。

　　但常识的缺乏并不是令我们最担忧的。来自日本精英层对中国的疑虑和误解，才让我们感觉到，中日间的互信程度真的很低。在日本海上自卫队司令部驻扎地横须贺，一位日本防卫政策高级智囊很直接地向我们发问：“过去20年来，中国军费开支以10%的速度持续扩张，请告诉我，中国这样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这位学者称，中国的军力增长让日本很担心，“在我们看来，中国扩充军备的规模已经超出了你们国家的需要”，日本国内甚至出现了“日本是否只要专守防卫就足够了”的争论。

　　在日本，我们所见到的与防务相关的学者和官员，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对中日海洋利益之争极其敏感。冈本行夫是日本著名的外交政策智囊人物，担任过多届政府的外交政策顾问。他向记者表达了对中国想跨过“第一岛链”到太平洋活动的担忧。在他的办公室，冈本将一张地图摊在桌上指点着说，你们中国的舰船、潜艇频繁出没在日本海水域，并通过我们的领海进入太平洋，“我担心中国可能是想确保太平洋海底的丰富资源，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应该与日本好好商量一下”。

　　对日本来说，西太平洋几乎被视为它自己及其盟友的势力范围，然而，它身边这个大块头邻居似乎不愿意再像以往那样，只是安静地据守亚洲大陆，这令他们很不安。日本人对于海洋的在乎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到了夸张的程度。有报道说，曾有一位日本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讲：“如果失去了海洋，日本就会变成关押所有日本人的监狱。”这句话透出的正是日本人海洋观的一个侧面。正如我们在纵跨日本中东部到西南端的飞行途中所感受到的那样，陆地面积狭小的日本却在西太平洋划出长长的一道，这一道也刻在了日本人的心上。日本共有3.3万公里的海岸线，比中国的海岸线还长，这让日本人感觉到，如果从海洋上看他们的国家，日本并非小国。

　　日本的出路与中国的思考

　　对中国能量不断增大的担忧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迫切需要，经常使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显得有些含混不清，而战后确立的日美同盟关系，更是深深地融入了日本的政治血液之中。

　　“日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发展的，过去我们可以靠美国，但现在我们更需要中国。”这样的话，我们在日本听到了很多次。然而，在如何处理同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上，日本真正作出调整是犹豫不决的，很多人认为日本的国家道路在日美同盟这一基础层面上是不容调整和改变的。鸠山政权上台后曾高喊要回归亚洲，构建东亚共同体，但现在看来，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此是十分犹豫的。日本外务省的一份调查资料显示，从1978年至今，日本人对美国的好感始终保持在70%-80%的高位，而今年1月还达到了78.9%的最高点。冈本行夫直言，鸠山所谓构建中美日“等边三角形”的说法不过是在玩文字游戏，“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承诺哪怕流血也要保护日本的国家。这是其他国家与日本的关系所不能相比的，怎么能说成是等边三角形的关系呢？”

　　但一位中国专家对记者表示，日本地处东亚，却总是习惯与美国的利益保持一致，而缺乏主动靠近亚洲国家利益的意愿，在外交上处处与美国绑在一起，注定要影响日本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目标。这位专家认为，总体上来说，日本在上世纪是很幸运的，有几个时期的国际大环境都推动了日本的经济发展，但如今，亚洲和世界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日本的战略优势已被“耗尽”，对于未来的出路，是日本现在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而对于中国来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今天，建一条路，盖一座楼并不难，但真正能做到像日本那样的细致，却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如何避免像日本社会那样遭受泡沫经济和老龄化的重伤，也是值得中国好好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