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真正托孤对象是谁？

步天涵谷

（转帖）

  三国时，由于蜀汉未置史官，因而没有留下任何官方的文书档案。陈寿撰写《三国志》时，对魏、吴的资料颇感顺手，分别撰写了30卷和20卷；对蜀，则因资料欠缺而只撰写了15卷。简洁的文字记载后来虽经裴松之作了大量的注释，仍常有语焉不详的感觉。读《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这种困惑就特别强烈。

    一、李严是证据确凿的“托孤”对象

    刘备夷陵战败后，驻永安，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托孤”给诸葛亮、李严二人可以说是记载明确的。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说：“（章武）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先主病笃，托孤于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记载说：“章武二年，先主征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

    刘备作出这样的后事安排，可以说是颇费了一番苦心。

    当时，与刘备关系最为亲近的关羽、张飞已经去世。刘备之子刘禅才17岁，难以撑持局面。丞相诸葛亮有能力，能够将蜀汉事业进行下去。可是，如何防止诸葛亮个人擅权，功高盖主的情况出现呢？刘备想到了李严。李严在构成蜀汉政权的荆州、东州、益州三个集团中属于东州集团的佼佼者，“以才干称”、“复有能名”，跟随刘备后，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叛乱，充分表现出出色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他不属于刘备、诸葛亮所在的荆州集团。他作为东州集团的代表，同时又是南阳人，与诸葛亮有“同乡”关系，因而更能起到君臣团结一心的作用。所以在章武二年，刘备即将李严召到永安，任他为尚书令，成为蜀汉政权仅次于诸葛亮的政治人物。不用说，当诸葛亮于章武三年被召到永安安排后事时，刘备与李严对如何安排后事，包括让长于政事的诸葛亮主政，长于军事的李严主军以及如何限制诸葛亮的权力，一定进行过透彻的研究。

    试看刘备安排后事的一段记载，是很有意思的：

    　　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定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这段记载，许多人将其作为刘备、诸葛亮鱼水关系的证明。其实，在封建时代，刘备是不可能将刘姓天下让出来的。他的“君可自取”这番言语，只能看作是对诸葛亮是否具有忠心的试探。试想，刘备主大臣生死，大权在握，“统内外军事”的李严就在旁边，诸葛亮除了涕泣效忠还能怎样！刘备将政权、军权分属两人，显然就是予以相互掣肘，以确保刘氏天下。诸葛亮的这番涕泣效忠，还可以作为李严日后反对诸葛亮稍有不忠言行的攻讦依据。

    二、李严后来却在权力中心以外

    虽然李严是证据确凿的“托孤”对象，而且还可以认定是刘备为防止诸葛亮权力过大威胁到皇室安危而有意布下的一颗牵制诸葛亮的棋子；但是，在刘备去世后，从现有的记载来看，却怎么也看不到李严发挥他作为“托孤”重臣的作用。

    刘备去世后，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开府治事”，又领益州牧，此后，蜀国的“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与此同时，虽然亦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是，远离成都这个统治中心而“留镇永安”的李严，与已经“开府治事”的诸葛亮相比较，不能不认为是在执政权力上已经大大落后了。

    我就是拍烂了脑瓜也想不明白，作为“托孤”大臣之一，尤其是还“统内外军事”这样的一位重臣，为什么会长期“留镇永安”？如果说刘备死时蜀汉与孙吴尚处于敌对状态，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那么在刘禅继位后的建兴元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后，仍旧将李严这么一位“统内外军事”，各方面都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继续置于和孙吴交界的永安，则显然不合适。

    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李严是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负面效应，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会越来越小，最后逐渐被人遗忘。建兴四年，李严被派到面对孙吴的二线城市江州，就是回不了成都。如果李严不是想自立为王（谅他也不敢），他就不会自愿去江州。从他后来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6]的举动来看，他是非常想进入成都权力中心的。只是既然进不了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以五郡置巴州”。他一定明白这样的可能性更渺茫，因而这也许仅是他的一种表达不满的要求和姿态而已。而能够“不许”他的，不是后主刘禅，而是同为“托孤”大臣的诸葛亮。这只能说明，此时的诸葛亮已经牢牢地控制住了蜀汉的权力，李严已经被撇在了一边。

步天涵谷

此后几年，诸葛亮南征南中、北伐曹魏，在这些理应由“统内外军事”的李严负责的军事行动中，李严要么是没有参与，要么是下降为一个负责粮草的二等角色，这与他领受的“托孤”之命是完全不相符的。能够使之这么做的，当然也只能是诸葛亮。

    我们还可以来看看《出师表》。虽然因为它体现了诸葛亮的忠贞与自强精神而受到后世的百般推崇，但是，在《出师表》里通篇没有出现一次李严的名字甚或与李严有关的事。在北伐这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军国大事上，李严，作为一个与诸葛亮并列，“统内外军事”、官拜尚书令的“托孤”重臣，却没有一点说话的机会；在诸葛亮不在成都的情况下，本应由他来主持的朝政也被荆州集团的另外一些人所取代。不管从哪个角度而言，诸葛亮的这种安排和处理，都是不正常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只能认为，诸葛亮的内心深处是很清楚刘备安排李严与他共同辅佐刘禅的目的，就是制衡他。诸葛亮一直自以为在他“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因此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位置上。他当然不能允许如李严这样一个能在政治上对自己形成威胁的人进入权力中心并掌握军事实权，所以始终将李严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

    三、李严因何被废为平民

    李严最后是被诸葛亮废为平民的。关于这件事的缘由，《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是这样记载的：

    （建兴）九年春，亮军祁山，平（即李严）催督运事。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不继，平遣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呼亮来还；亮承以退军。平闻军退，乃更阳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又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亮……乃废平为民，徙梓潼郡。

    即是说，在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李严负责运粮，因为连续暴雨，导致汉中粮运不继。李严先是让人打出后主的牌子，让诸葛亮退军；当诸葛亮退军后，李严一边说军粮充足，为什么要退军，一边向后主报告说是退军诱敌。诸葛亮拿出李严错误的系列证据，李严只得认罪，并被废为平民。

    可是这整个事件的说法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以李严这样一个极富政治经验和军事能力的人，他居然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种种矛盾的和漏洞百出的言行，是一戳即穿的，何况还将种种证据留在了诸葛亮的手上。

    李严的如此令人难以相信的低级错误，因为诸葛亮“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是明显的“不周”，所以内中的详情已不得而知。历史是胜利者的记载，所以被废为平民的李严无法将自己所受到的“不公”记载于后世。不过，根据留下资料的蛛丝马迹，还是可以作一番分析的。

    诸葛亮也犯过错误。建兴六年的首次北伐，本已取得很大成功，“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可是，由于诸葛亮违众拔没有实战经验的马谡为先锋，结果导致大败，只能退军，结束了第一次北伐。诸葛亮的错误是严重的，诚如他自己所言，“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这样大的错误，也仅仅是“请自贬三等”，而且仍以“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在整个这件事情的处理过程中，“统内外军事”的李严未因自己军事权力被架空导致大败而口出怨言，作为“托孤”重臣之一的李严也未能对如何处分诸葛亮发表过意见。

    因军粮不继而中止的北伐有数次，为何独有李严这次让他受到了“废为民”的大处分呢？为何不是自贬几等，仍统前事呢？这其中的缘由与诸葛亮要大权独揽不无关系。诸葛亮在上关于处分李严的“表文”时，这样说：

    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步天涵谷

这里实际上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李严与诸葛亮发生了权力之争。诸葛亮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只能对李严进行打击。

    诸葛亮在发动北伐前，曾以北伐之后汉中会出现军事力量空虚的理由为名，向李严提出要他带驻扎在江州的部队前往汉中的要求。如果李严照办了，他的军队事实上就会被收编，成为诸葛亮统率的北伐军中的一支，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那么他这个被刘备定为“统内外军事”、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臣，就势必彻底葬送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地位和实力。李严是很清楚这样的后果的，于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诸葛亮的要求。由于江州是蜀汉东部与孙吴、曹魏交界处的二线重镇，与面对北方曹魏势力的汉中地位相当，诸葛亮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的理由。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富有政治经验的李严此时不但拒绝了诸葛亮调他及部队去汉中的要求，还乘机发起反击，要求将蜀汉东部的巴、巴东、巴西、涪陵等五郡组成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满的发泄。试想，同为“托孤”大臣，诸葛亮早已“开府治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李严，却只有一个光禄勋的虚衔，并被弃于远离蜀国权力中心的江州，导致“统内外军事”的他对如北伐这样重大的军国行动竟没有发表意见的份。所以李严提出设立巴州，由他任巴州刺史，这样就大致可以与“领益州牧”的诸葛亮在地位上相似。诸葛亮当然不能同意李严的这一要求，却又拿李严毫无办法，也只能不了了之。

    在诸葛亮的前三次北伐期间，李严其实也没有闲着。他积极地策反原蜀汉降将、曹魏的上庸守将孟达。他在给孟达的一封信中曾这样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从这里可以知道李严一直很看重自己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地位。诸葛亮不将李严当回事，当然会引起李严的严重不满。

    李严为什么要改名为李平？后来又如何赴的汉中并为诸葛亮承运粮草？史书缺乏记载，后人难以知道内情。不过，两位“托孤”大臣之间产生了矛盾和权力之争当是事实。而已经手握实权的诸葛亮为排除权力威胁，势必将李严赶出权力圈子也就是必然的行动了。因此，李严之所以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很可能就是中了排除异己的陷阱。

    本文提出读《李严传》的困惑，间接地推测了诸葛亮与李严的权力之争，并非有意贬低诸葛亮的人品。人无完人，诸葛亮也是人不是神。换个角度看，正是因为诸葛亮在执政过程中排除了异己，独掌了实权，从而才能全面贯彻自己的思想路线，并将蜀国治理成三国中“最有条理的一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