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民主群英秘密北上 周恩来煞费心思

步天涵谷

1948年12月，李济深、茅盾、彭泽民、朱藴山等人在“阿尔丹”货船上签名留念。

民主群英秘密北上之壮举

新中国建立前夕，如何把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安全地运送到解放区，关系到新政协能否顺利召开，不容丝毫错失。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作者杨奇着重记述了具有代表性的沈钧儒、郭沫若、胡绳、李济深等乘船北上的情况。本文摘自《纵横》2009年第九期。

周恩来精心策划护送工作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倡议“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伟大号召发出之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爱国华侨、华人的广泛赞同和热烈响应。

为了把旅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送到解放区来，周恩来煞费了心思。

由于解放战争正在进行，香港与解放区的陆上、空中交通都已中断，周恩来最初试图开辟香港——英国——苏联——哈尔滨的空中路线。他发密电给在香港的潘汉年，安排萨空了(民盟常委、《华商报》总经理)去找香港大学副校长史乐斯(按:这是港英当局内定与中共和民主党派人士接头的人)，通过他向港督葛量洪说明: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想经伦敦去苏联转赴哈尔滨。可是，由于英国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外交关系，葛量洪表示要请示英国政府，并且强调不可能很快答复。周恩来知道后，果断地放弃这一设想，决定采取海上路线:从香港坐外国轮船到大连或营口进人解放区。

周恩来在1948年7月底致电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要求尽力“邀请与欢迎港沪及南洋民主人士及文化界朋友来解放区”，“为他们筹划安全的道路”。同时，又在8月2日致电先前已在大连市开设中华贸易总公司并任总经理的钱之光，要他从大连租船来往香港，以运送货物作为掩护，分批运送民主人士北上。

8月初，大连的钱之光带了祝华、徐德明和译员陈兴华三人，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新义州，转乘火车到平壤。他们向苏方办妥了租船手续，再到罗津港，将香港市场短缺的大豆、猪鬃、皮毛等土特产，装上了“波尔塔瓦号”(中译“宝德华号”)货船，便远航前往香港。到港后，钱之光一行先到联和公司商量好卸货以及购买解放区急需的西药、纸张、轮胎、电信器材等物资，便前往香港分局联系。在九龙弥敦道180号4楼方方的寓所，钱之光向方方、潘汉年作了汇报，大家当即商量好今后分批运送民主人士北上的分工:凡是上船之前的联络、搬运行李、送上货船的工作，统由香港工委负责；钱之光的贸易公司则承担租赁货船，并派人在船上照顾民主人士的生活。就这样，接送民主人士秘密离港北上的各个环节都衔接好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海上旅程马上就要开始。

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查核有关资料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8月，接送民主名流和文化精英及其家属北上的工作，大大小小20多次，共有1000多人，其中民主党派和文化界人士350多人，成为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代表的就有115人。

这1000多人全部是从海上北上的，除了开头四批是钱之光的中华贸易公司从大连租用苏联货船之外，香港工委也就地租用过外国轮船公司的客货轮，如:东方号、宝通号、岳阳号、振兴号，以及大西洋号等；还有，就是通过亚洲贸易公司与船务行谈妥，把从香港开往营口、大连、塘沽等口岸的客货轮中有限的旅客船票全部承包下来，交给饶彰风统一掌握，由五人小组决定给那些合适的急需的人乘搭。

第一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主要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王绍鏊、蔡廷锴和他的秘书林一元等，由中共香港工委书记章汉夫和秘书长李嘉人陪同，钱之光则派祝华、徐德明随船照顾。

安排李济深离港大费周章

如果说，整个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工作都碰到不少困难的话，那么，最为困难而又最有传奇性的，莫过于安排李济深秘密离港。

李济深在1947年2月从上海到香港之后，积极开展爱民国主运动。经过与国民党内各个民主派领袖协商，于1947年11月12日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宋庆龄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柳亚子为监察委员会主席，并于1948年元旦通过了成立宣言、行动纲领等文件，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这一期间，美国看到蒋介石大势已去，企图物色一些既反共又反蒋的“中间势力”，组织“第三政府”，与中共划江为界，南北分治，因而曾经派人游说李济深，请他出面同中共举行和谈。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想把广东变为支撑国民党政权的最后基地，为此亲自到香港会晤李济深，建议他组织一个“和平民主大同盟”，以期在广州建立新的政府。白崇禧也曾派人携带亲笔信拜访李济深，“敦请任公到武汉主持大计”。但是，所有这些游说，都为李济深一一拒绝。不止如此，李济深还经常对《华商报》记者发表谈话，接受路透社、合众社记者访问，严词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强烈要求美国撤退驻华军队，停止一切对蒋介石的援助。所以，蒋介石恨之入骨，不但宣布开除李济深的国民党党籍，还想派出特务到香港暗杀他。

为了联合各党各派共同筹备召开新政协，也为了李济深自身的安全，中共方面当然希望他能早日离港北上，但是遇到不少阻力。他身边就有人挑拨离间，对李济深说:“千万不要去解放区，否则易进难出，身不由己。”同时，李济深作为国民党民主派一面旗帜，总有一些公事私事缠身，不是可以随时动身的。据我所知，李济深到港以后，确实曾经派人在广东、广西、湖南边远地区，组织过“人民自卫军”，打算作为地方武装配合解放军作战。同时，他利用自己同国民党军方的关系，开展策反工作，曾经先后写亲笔信给阎锡山、傅作义、白崇禧等将领，力劝他们认清形势，脱离蒋介石集团，投向人民。他做这样的事情，当然是严格保密的，有些事只是他自己知道，而一些国民党军官正在与他联系，李济深认为“期待有所作为”，因而推迟北上的日期。到了1948年12月中旬安排第三批民主人士北上前，李济深虽然表示想尽早离港，但又说家属人多，往后的生活还未安顿好。为此，方方专程上门拜访；恳谈之中，李济深透露尚差2万元现钞安家，方方当即表示帮助，这才使他全无后顾之忧，确定在第三批北上。

巧妙避过港英特工的监视

然而，如何才能将李济深安全地送出香港，仍然是大伤脑筋的事。李济深寓所在中环半山区罗便臣道92号，港英政治部的华人帮办黄翠微在马路对面租了一层楼，派了几个特工人员住在那儿，名为“保护”，实则监视。中共的五人小组经过研究，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决定在圣诞节次日的夜间上船，12月27日凌晨驶离香港。

到了12月23日，饶彰风约我到皇后大道中华百货公司的寰举阁饮咖啡，我到达时，看见西装笔挺、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潘汉年也在座。饶彰风向我讲了接送方案，要我记牢时间、地点和接送程序；潘汉年还一再强调要十分谨慎，高度保密，不容出错。

为了顺利完成此项任务，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采购货物的“小开”(小老板)。1948年12月24日晚“平安夜”，我到跑马地凤辉台一位朋友家里，把饶彰风、吴荻舟已从李济深家提取出来、暂存在那里的两个皮箱拿走，作为自己的行李，到湾仔海旁的六国饭店租了一个房间住下。

26日，李济深的寓所灯火通明，热闹非常。像平日宴客一样，宾主谈笑甚欢；李济深身穿一件小夹袄，外衣则挂在墙角的衣架上。这一切，对门那几个持望远镜的特工看得一清二楚，也就安心享用自己的晚餐了。他们没有想到:晚宴开始不久，李济深却离席到洗手间去，随即悄悄出了家门，在距离寓所20多米远的地方，我借用《华商报》董事长邓文钊的小轿车依照约定的时间到来，李济深迅速上了车，直奔坚尼地道126号被称为“红屋”的邓文钊寓所。方方、潘汉年、饶彰风等早已在此等候，同船北上的“民革”要员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也已到达，何香凝老人和陈此生亦到来送行。这时，晚宴才真正开始，大家纵情谈论国事。

时钟敲响九响，我这个“小老板”起身向主人告辞，先行回到六国饭店打点一切。当我看到岸边和海面平静如常，便通知服务台结账退房，由侍应生将行李搬到我雇用的小汽船上；与此同时，我打电话到邓文钊家，按照约定的暗语通知饶彰风:“货物已经照单买齐了。”于是，饶彰风借用邓文钊的两辆轿车，将李济深五位“大老板”送到六国饭店对面停泊小汽船的岸边。这时，周而复负责接送的彭泽民等三位民主人士也按时来到。会合之后，我便带领他们，沿着岸边的石级走进小汽船，朝着停泊在维多利亚港内的“阿尔丹”货船驶去。李济深等上了货船，看到章乃器、茅盾、邓初民、施复亮等10多人已由其他护送人员陪同先行到来，甚为快慰。李济深、朱蕴山被安顿在船长卧室，其余各人也分别住进较好的海员房间。

一切停当之后，我和周而复与这些“大老板”一一握手告别。回到岸上，周而复径返英皇道住所，我则到中环临海的大中华旅店找到饶彰风向他汇报。我们两人虽然十分疲倦，但不敢人眠；直到清晨知道货船已通过水师检查，驶出鲤鱼门了，这才放下精神重负，蒙头大睡。

1949年1月4日，《华商报》、《大公报》等刊登了一则新闻，称:“美联社香港3日讯，据可靠人士告诉本社记者: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据说是经北韩赴哈尔滨。这是北上准备参加新政协的其他民主人士所采取的途径。李济深离港之所以被人发现，是因为记者去找他，想问他对蒋总统元旦文告有什么批评。”——尽管这条电讯不尽真实，但报纸披露出来之后，英美和蒋介石的特工人员才如梦初醒，十分尴尬。港英当局政治部专职打听中共和民主党派情报的黄翠微，找到“民革”副秘书长吕集义，哭丧着脸说:“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的。他离港北上，为何不告诉我们一声？连我们都不知道，叫我们怎样向上头交代？”原来，他正因此事受到辅政司的严厉斥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