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铁腕治经济 蒋介石听命宋美龄徇私

刘恒宝

2009-09-30   来源： 书摘
       1948年入秋，蒋介石面对国统区金融危机和濒于崩溃的经济现状，颁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施所谓“经济改革”，企图倚靠行政手段管制经济，扼制危机。

这个“经济改革”，是蒋介石稳定其后方的孤注一掷，因此他特派长子蒋经国任经济管制副督导员，赴中国经济、金融中心上海，做经济管制的监督人。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实施经济管制，推行金圆券等改革的前景并不乐观。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将之比喻为割除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

蒋经国对此艰难时世看得很清楚，但国民党政府命运系于此番改革的成败，父亲把他推到了第一线，显然是寄予厚望，他必须干得漂亮些，他个人的前程也与此相连。总之，他已骑上了虎背，干到底是唯一选择。

“此次经济管制，是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具有革命意义，不仅是经济的。”“如果用革命手段来贯彻这一政策的话，那么，我相信一定能达到成功。”从蒋经国日记上的这些文字看，他并不灰颓，倒有几分踌躇满志。

贾亦斌得知消息很晚，对自抗战结束后就在一起共事的同僚，蒋经国说:“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反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

“金圆券的基金从何而来？”贾亦斌不无忧虑。“只需四五千万美金就够了，数目不多，好解决。”蒋经国说得好像很有把握。

尽管依然有些半信半疑，但贾亦斌也希望经济改革的实施，能使贪官污吏、不法奸商得到惩治，物价得到平抑，让在通货膨胀煎熬中的民众稍得缓解。他握着蒋经国的手，由衷地说了八个字:“秉公执法，早日成功！”

蒋经国到上海后，在九江路中央银行大楼三层设立了办公室，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条例，风风火火地推行起经济改革措施。这些法令条例要求:在10月22日前，将旧币兑换成金圆券；在9月30日后，个人不得再持有黄金、白银、银元、外币，一律兑换成金圆券；登记管理所有个人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资产；所有商品价格不得高于8月19日以前水平。

舆论宣传的作用，向来为蒋经国重视。他亲自撰文刊诸报章，宣称“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

他以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格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自相标榜。为了昭明他绝不向显宦豪门退让，他提出了“不管你有多少财富，有多大的势力，一旦犯了国法，就毫不留情地送你进监狱，上刑场。”；并称“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


为了排除干扰，实施管制，蒋经国把赣南系、青干校及青年军的干部调集上海，王升、李焕、江国栋等都到了蒋经国身边。蒋经国还调来了胡轨总管的“戡乱建国总队”下属的第六大队，扩编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专司执法。他还抽调了部分大学生，成立了个经济研究小组，应对经济问题。可见为此之殚精竭思。

杜月笙、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李馥荪、周作民等，都被一一请进了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要他们带头执行政府决策，交出黄金、外汇，对他们一会儿娓娓劝说，一会儿声色俱厉，甚至拍了桌子。

首先拿来祭刀的，并不是往昔传说的小苍蝇。米商万墨林、申新纱厂经理荣鸿元、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等60余人，因私逃外汇、私藏黄金、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被捕入狱；杜月笙之子杜维屏因“囤货炒股”，被判了8个月徒刑；林雪公司经理王春哲，因私套外汇被处死；这些虽未到打个喷嚏，上海经济就感冒的地步，却均属经济场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些政府官员，也因触犯律令受到重治。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因泄露经济机密被判刑；宪兵大队长姜公美，因破坏经济管制被判死刑；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亚民、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遭枪决……

雷厉风行的“铁腕”产生了短期的效用，上海的物价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了稳定；财政金融危机也看似缓解。新闻媒体奏响“歌德”之声:国内报刊称蒋经国是国民党的救命王牌；海外报刊称他是“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不免陶醉，想以上海为根基拓展“太子系”。他考虑把宣铁吾的上海警备司令取而代之；继而再谋吴国桢的上海市市长。

他几次给贾亦斌打电话，要贾到上海，一方面昭示他反贪官污吏并非仅留于口头，让贾领略他“打虎”的实绩；一方面想就在上海谋发展设计征询贾的意见，如果他出任上海警备司令，贾是否愿出任副司令。

贾亦斌到上海后，蒋经国约他到林森中路逸村2号自己家里深谈。贾亦斌见蒋经国在上海“打虎”有实绩，也为老友高兴。但在蒋经国期待老同僚赞誉之际，贾亦斌却提出了“会不会后劲不足”的疑问，一下子扫了他的兴。

其实，贾亦斌是为老友耽心，他继而又问:“CC系那边反应如何？”这一问，把蒋经国的火勾起来了，他毫不掩饰地骂道:“他妈的，他们在上海控制着大小15家银行，我要同他们干到底！”

蒋经国同CC系早存蒂芥，明争暗斗，是路人皆知的事实，贾亦斌相信同CC系斗，蒋经国不乏勇气。但上海还是宋、孔两大家族经营的地盘，经济管制下去，总有一天会触动他们的利益，蒋夫人就不可能再安之若素了。于是贾亦斌发出了第三问:“夫人那边(有什么反映)呢？”

听贾亦斌问到此，蒋经国半天没言语，他站起身，口含烟斗，眉毛紧蹙，并在屋内踱来踱去。贾亦斌看出他有难言之隐，不好再开口，便匆匆告辞了，而本来两人是准备深谈的。

后来，通过有关渠道传出的消息，贾亦斌得知蒋经国果然遇到了棘手的麻烦，事情是这样的:


9月下旬的一天，蒋经国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工商巨头开会，对部分人在实施经济管制中阳奉阴违的做法，进行诘责和威胁:“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仍在冒天下之大不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兴风作浪，危害国计民生。本人此次秉公执法，谁若囤积逾期不报，一经查出，全部没收，并予法办！”

当时杜月笙也在场，他的儿子此次被查处判了刑。他以到会工商人士代表自居说:“我有个请求，也是今天到会各位一致要求，请蒋先生派人到扬子公司查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在上海首屈一指，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杜月笙突如其来的这一番话，大出蒋经国意料，他深感杜月笙的老辣。因为这扬子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是前行政院长的儿子孔令侃；自己的继母，正是孔的姨妈“第一夫人”宋美龄。可既然自己一再口口声声“秉公执法”，此刻已没有退避的余地，便当众宣称:“扬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蒋经国心里很清楚，查处扬子公司，绝不像他表态那么容易。宋美龄没有生育子女，故而对孔令侃宠爱有加，视如己出；另外蒋、孔、宋三家的关系，蒋经国心里也很清楚。因此，在动不动孔，动的尺度问题上，一直很谨慎，很踯躅。但孔令侃的所作所为，极不合作的态度，也着实让蒋经国恼火。孔自认为后台硬，与美、英、法等国各大财团及国民党政府许多部门有密切关系，根本不把蒋经国经济管制的法令措施放在眼里。

规定午夜12点以后宵禁，不许通行，可孔令侃偏偏于宵禁时内，开车闯关而过；明令不准囤积居奇，可孔令侃偏偏顶风大量囤积物资，上海市内路人皆知……弄得大上海服务总队长王升及其部下一再向蒋经国告状。正在犹疑之间，杜月笙又来将了一军，他不得不表态。

这一表态不打紧，整个上海，全体工商界都拭目以待。蒋经国在社会关注下，命令经济大队长程义宽查封了扬子公司。舆论大哗，上海、南京、北平争相报道“扬子公司案”。有为“清算豪门”叫好的；亦有因查封之后，迟迟不做处理嫌拖沓的，“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说法，就滥觞于此时。

就在这叫好与质疑并存的日子里，新经济改革渐呈强弩之末，由于物资奇缺，生产萎缩得不到根本改观，物价开始回升，抢购之风又起……新一轮更险恶的经济紊乱的征兆已萌。

贾亦斌听到看到这些情景，预感到当初对蒋经国上海之行难得善终的顾虑，将变为现实。他很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不由得从旁敦促，“孔令侃的案子你还办不办？”每见到蒋经国，他便急着一遍又一遍地询问。

可蒋经国已失去初赴上海时的那股锐气，对贾亦斌的询问，不是避而不答，就是顾左右而言他。一次，贾亦斌陪蒋经国到申新纺织厂看视，入眼的不景气和入耳的艾怨之声，促使贾亦斌又重提孔令侃的案子。蒋经国却所答非所问地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的经济管制，是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这样很危险。”

分手后，贾亦斌咀嚼出蒋经国话，有退步抽身的内涵。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挽救，贾亦斌起初也没抱太大希望；但蒋经国的雷厉风行，使他多少受了些鼓舞，觉得蒋经国尚有所作为。可值此国人拭目等着看打“真虎”之际，蒋经国若撒手退缩，将大失民心。贾亦斌觉得:作为朋友知己，他必须竭尽谏言提醒之责，哪怕从此失和，也要当个诤友。

贾亦斌找到蒋经国在逸村的寓所，开门见山地告诉蒋经国，是专为孔令侃案而来。“此案若不办理，岂不真如报纸所说，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骗局？”

这一段，蒋经国被诸多棘手之事缠绕，心绪烦乱，见贾亦斌总揪着这他避之惟恐不及的事不放，认为他一点不体谅自己苦衷，气得放开沙哑的喉咙喊起来:“孔令侃又没有犯法，叫我如何办他？”

见这位信誓旦旦“秉公执法”、声称与贪污腐败势不两立、一度那么强硬的人，突然变得这么软弱，甚至无视事实，为大经济罪犯辩护，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一股爱诚怒烈的冲动，驱使贾亦斌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孔令侃没犯法谁犯法？……你这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连我都骗不过！”贾亦斌的这拍案一怒，后来被作家江南写进了他的《蒋经国传》。


知道自己并不占理，蒋经国随后平静了下来，他有许多隐衷不能对人吐露，只好长叹一声说:“亦斌兄，你是有所不知，我是尽孝不能尽忠，忠孝不能两全哪！”

孝道岂能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贾亦斌不依不饶:“你有你对父亲尽孝的问题，但我们现在谈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尽忠的问题。如果不处理孔令侃一案，何以杜民之口，服人之心？国家还有救吗？”说罢，拂袖而去。

回到住所，贾亦斌又感到自己斥责完了就走，似乎未全朋友之道，遂长夜不眠，撑灯伏案，给蒋经国写了一封14页的长信。封上信，他觉得已把自己的一片诚挚都放在里面了。

关于扬子公司一案的内情，贾亦斌是很久以后才得悉其详的。当蒋经国封查扬子公司后，是准备对孔令侃进行处置的，但碰到了宋美龄的极力梗阻。

直到扬子公司真被查封，孔令侃才感到原先以为不能把他怎么样，是对蒋经国看走了眼。他只好匆匆赶到南京向姨妈求救。宋美龄专程赴沪，以中秋佳节聚会相约，把蒋经国、孔令侃召到了在永嘉路的孔家宅院。

宋美龄劝解说:“你们是表兄弟，我们一家人有话好说。”蒋经国随即要求孔令侃顾全大局。孔一听便急了:“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接着两人争得不可开交。蒋经国见无可理喻，甩下一句“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头也不回地走了。孔令侃也不示弱，对着蒋经国的背影喊道:“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还要跳墙呢！如果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大家同归于尽！”

这对表兄弟各走极端，而宋美龄已无计弥合，遂急电正在北平的蒋介石，说上海出了大事，要他火速返回处理。当时北平的战事正紧，蒋介石是专门去主持对策和督战的。接电报后，蒋介石只好将一切托付给傅作义，急急飞赴上海。不明就里的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一个劲埋怨“蒋先生不爱江山爱美人”。

蒋介石到上海后，宋美龄屏挡了一切人，连蒋经国都没见成，而她则独自对蒋介石反复陈述了扬子公司案的利害关系，蒋介石被她说服了。翌日，蒋介石召见蒋经国，劈头就训斥道:“你在上海怎么搞的？都搞到自己家里来了！”半小时后，蒋经国从蒋介石处出来，像只斗败的公鸡。

接着，蒋介石又召见了上海政军官员，亲自为扬子公司案开脱:“人人都有亲戚，总不能叫亲戚丢脸，谁也不可能真正铁面无私。我看这个案子化了了吧！”蒋介石发话了，谁能违拗呢？

上海市警察局发言人随即对外宣称:“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遂不属违法囤积。曾积极报道“扬子案”的上海《大众夜报》、《正言报》，随之被勒令停刊，耸动一时的扬子公司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如此一来，国人都看透了经济管制的实质，这道松软的堤坝，再也束缚不住经济崩溃的泄洪。物价飞涨，金圆券狂跌，政府要员相继辞职……仿佛“世界末日”降临一般。

经济管制的寿命仅仅维持了70天，蒋经国作拯救“党国”英雄的梦亦随之破灭。离沪前，蒋经国在上海广播电台，以抑郁哀婉之词，向上海市民告别。

陪伴在蒋经国身边的贾亦斌，尽管对他未能履行自己当初的诺言有几分怨气，却不能不被他在向上海人民表示歉意时的黯然伤神、泪滴扑簌而感动。在返回的路上，蒋经国对贾亦斌说:“上海经管失败，比济南的失守后果更不堪。”

在与被他调到上海的干部分别时，蒋经国心情沉重地说:“现在我们失败了，今后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工作，做什么工作，现在都不知道，以后再说。你们要守纪律，多保重。”


摘自《历史见证人的亲历实录:特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