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公牛”：回顾中国空军图—4重型轰炸机

小徐614

远去的“公牛”：回顾中国空军图—4重型轰炸机

2009-9-2



1956年首次飞抵拉萨的空军独4团团长姚川在驾驶图—4飞机



在开辟北京——拉萨空中航线作出重大贡献的独4团一大队大队长梁平在驾驶图—4飞机

    1949年11月底，我在上海就读中专，还未毕业就报名参军了。因为中专在当时已算高学历了，所以被分配到空军长春第二轰炸学校通信射击班学习。

    到校第二天，老校长刘风就陪同苏联顾问到各个连队(当时我军在苏联的帮助下成立了六所航校，各校都有苏联顾问和教官帮助教学)：刘校长也没作自我介绍，只是苏联顾问讲一句俄语，他就翻译一句，当时我们都觉着这个老翻译真不错。后来才知道是校长，刘风是我党最早派到苏联学习航空的老前辈。多年来，我一直非常敬重他的才学和品德。

    当时的学员绝大部分都是从陆军作战部队抽调上来的，文化水平偏低，而俄文翻译又很少，二航校全校才三个。后来苏方紧急从莫斯科大学调来了一些学中文的大学生“充数”，他们中文水平一般，又缺乏必要的专业技术知识，所以闹了不少笑话；如布置课后作业，他翻成：“估计在家里”。这还凑合，因为课后作业本来就是在家里做吗。有些就令人啼笑皆非了，电流的描述是“电子在导体里的移动”，但却给翻译成了“电的精子在流动”，闹得哄堂大笑，当然他们也很着急。由于我在上海学过电工学，基本原理都懂，就把同学们认为一些难解的名词写在纸上，告诉他应该怎么翻，他试了几次效果良好。后来就经常让我上台代他讲课，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因为缺乏翻译是个普遍情况，所以空军紧急从新疆招募了一大批俄语人才，这样才解了燃眉之急。

    与苏联教官接触时间长了，我发现他们有很强的个性，爽快大方，爱憎分明，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我们抽烟都会递给他们，他们也不推辞。但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有的烟他们会全抽完，但有的烟他们只抽两口就扔了。原来烟卷上有汉字的，他们就认为是中国产的，全抽完。而有外文的被认为是英美产的，要抵制。后来告诉他们，这些印外文的也是中国出的，只不过是供出口的，他们似乎才“如释重负”。有一次，课间休息，不知是哪位老兄在黑板上画了个佛教的万字符号。上课前，还没来得及擦掉，正好被前来教课的苏军伞勤少校看见了，他误以为是纳粹的标志，立刻火冒三丈，大吼着追问是谁画的。一见这阵势，谁还敢承认。后来他自己慢慢平静下来，开始讲述他们家好几口人都被纳粹杀害了，他本来是驱逐机(战斗机)驾驶员，后来被德国人击落了，负伤后才改行当了教官。苏联人坚持认为他们国家生产的东西都是最好的，现代科学技术上的许多发明都来自苏联。如他们认为无线电是由他们的波波夫发明的，而国际上通行的说法是由英国的马可尼发明的。

    由于苏联教官中绝大部分都经历了卫国战争的硝烟炮火洗礼，所以有强烈的战斗观念和爱国主义情结。如有一次我们上战术课，原来的教员临时请假，由教研组长、一位老资格的上校代课。他也没有备课，所以临场发挥，把我们带到沙盘旁边，向我们提出各种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在解放台湾的作战中，你万一迫降在敌后怎么办?同学们的回答五花八门，上校基本上都点头同意。可当一个学员回答不知道该怎么办时，他马上严肃地说：“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光荣的一员，应该首先想到要忠于自己的祖国!”至于具体应该做什么，上校没讲，但我从每位同学的脸上看出，他们的内心都被上校的钢铁誓言打动了。

    当时我们在校的学习是速成性质的，所以只学了一年零一个月就毕业了。尽管时间很短，但同学们的成绩都是很好的，在对敌作战中也立功了。如轰炸大和岛时，用螺旋桨的图-2轻型轰炸机击落美F-86的刘绍基就是我的同学。当然，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同一次战斗中血洒长空的陈以德在航校是我最要好的、同在一组的同学。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回想起他的音容笑貌，他是安徽人。



测绘珠穆朗玛峰机组在青海格尔木机场

    毕业以后，我在多种飞机上执行过通信任务，如图-2、轰-5等，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是在图-4-西方人也管它叫“公牛”上的那些参与西藏平叛的岁月。

    我们引进的图-4是苏联仿制美国的B-29生产，但他们也做了许多改进。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讲，图-4是美国B-29的“山寨”版，我个人认为是不恰当的。

    首先讲图-4的动力，虽然它的发动机功率从2000马力增加到2400马力。但这4台AⅢ-73TK发动机是有涡轮增压器的。这种装置有两大用处：一是在高空飞行时，由于大气稀薄，普通发动机会出现功率下降的情况，严重影响飞行高度，而采用增压器以后，即可避免这种情况发生(B-29最大升限9725米，而图-4可达12000米)。二是分流部分增压的空气供给增压舱使用，可以有效地改善飞行人员的高空工作条件，并减少自带氧气的消耗。

    还有一点也非常重要，图-4的载油量非常大，它本身就有好几个大容量的机内固定油箱，而且必要时可以在前机舱内炸弹舱里加装3个容量各为2400立升的副油箱，可以保证正常续航时间18个小时以上，即使遇上恶劣天气油料消耗增加，也能飞行10个小时。这样“腿长”的飞机在平叛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图-4除了装有常规航行设备以外，还加装了当时比较先进的航行雷达和天文罗盘，同时配有大量程的PB-10无线电高度表。而且机上配备了三名领航员：航行领航员、轰炸领航员和雷达领航员，三人互相配合，可确保飞机在作战巡航等各种情况下都能正常飞行。另外机上还有宽幅航空相机和摄影机，可以执行侦察任务，几年平叛作战中，陆军部队的情报绝大部分都来自图-40即使用现在标准衡量，图-4航拍的照片质量也是挺高的。图-4的5个炮塔，10门23毫米机关炮，比B-29的12挺12．7毫米机枪和一门20毫米机关炮厉害多了。图-4飞机5个炮塔中的3个炮塔可以对地射击，它既可以由3个人分别射击，也可以由一个人遥控操纵3个炮塔，或2个炮塔同时对地面一个目标射击。再加上射击瞄准具可以自动修正误差，因此，平叛作战中叛匪那些所谓的坚固工事，极少能经得住如此猛烈的空中火力打击。图-4是重型轰炸机，载弹量大自不必说，它的轰炸瞄准具在当时也是最先进的，有陀螺仪保持水平，并可自动瞄准跟踪目标，和自动驾驶仪并联，由轰炸员直接操纵飞机轰炸。1959年8月副大队长张治华机组在支援藏东北索宗平叛的作战中，轰炸命中率达81％，如今使用精确制导JDAM轰炸的水平也不见得有如此之高。

    1960年5月，张国祥大队长(后任11军军长)机组在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应陆军的要求需炸掉一个地面上直径只有2．3米的小石碉。要在几百米的高空，每小时速度几百千米的飞机上击中这样小的目标，难度是很大的。但轰炸员张富金在机长和其他人员的配合下，精确瞄准采用四弹齐投，结果一弹直接命中碉堡，创造了轰炸奇迹。

    飞机上的通信设备也是一流的，有超短波话台、短波话台。短波话台发射功率大，收信机性能好，有力地保证了在高原复杂地形条件下与地面部队小功率电台联络的顺畅。

    我之所以讲这些图-4的功能数据就是要说明图-4虽然仿自B-29，但实在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句话，图-4在各方面都要大大好于B-29。

    图-4仿制成功后，1948年才批量装备了苏军重轰炸机部队。1951年10月18日，苏联人用它空投了其第一颗原子弹。有一种说法，苏联在援助中国时，经常把一些退役的二手装备高价卖给我们，这种说法不完全对，图-4当时在苏联空军中也是在役的一线装备，其性能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当时苏联派到我们独-4团的教官也是最好的，苏联顾问队长是在卫国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近卫军上校-“金星英雄”巴林珂。

    关于图-4在平叛中的情况，贵刊曾采访过张国祥军长和孙勇团长，我略做一些补充。叛乱最早发生在1956年川西的康巴地区，那年初，一些藏民和喇嘛在反动上层农奴主的欺骗、策动和裹胁下开始叛乱。到3月下旬，他们已经杀害了不少当地群众、政府工作人员和拥护中央的喇嘛，并长期包围政府一些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没有重武器，只有手枪、步枪等轻武器，难以自卫，经常短粮断水，由于这里离我军机场很远，一般的图-2轻型轰炸机根本飞不到。

    1956年3月28日上午，空军司令部向独4团下达作战命令，要求配合地面部队在康巴地区平叛，主要任务是支援政府机关坚守待援。由于这里离机场有1000多千米，加之各种不利情况，困难很大。我们机组在第一天的战斗出动中，主要是通过目视侦察探明情况，撒传单进行政治攻势。在以后的平叛作战中，我们也都贯彻“攻心为上”的战略，先撒传单，瓦解敌人，因为叛匪大部分都是被胁迫的藏民。对穿黄衣服的(上层反动农奴主和僧侣)，就坚决消灭。如果喇嘛庙成为敌人的指挥部或顽抗据点则实行攻击，但也是很有限度的，对一般寺庙则是坚决不攻击。因此在平叛作战中，无论是空军还是陆军，党的宗教政策执行得非常好。但有的叛匪很反动，顽抗到底，于是我们就用机关炮打，后来我们用炸弹把敌人盘踞的喇嘛寺围墙炸塌了，第二天陆军攻克了敌人据点。我们还与地面部队沟通，经常联络，了解敌我详细情况以及机关和部队的物资需求，这样就有明确目标。另外是重点打击敌人的指挥机关和掩护地面我人员到河边取水。

    再以后就是为部队提供空投物资支援，我们先后空投过大米、盐巴、军鞋和银元(当地藏民对银元非常信任，所以陆军也用银元向当地人买生活物资)。

    当时空投一个很大困难就是没有降落伞，加上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整包的大米、盐巴扔到地上都摔散了，回收率很低。后来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从小儿扔的砂包上得到启发，每次空投大米、盐巴都装半袋，外面再裹上个麻袋，这样即使里面的蹦散了，外面还有一个袋子兜着，从而大大提高了空投效果。有的能达到98％，部队反映很好。

    还有一件事也很有意义的，我们的一个机组在与地面部队联络时，他们反映都好几个月看不到报纸了(因为藏区山高路远，当时邮政又很不发达)。消息反映到团里，我们都非常理解，于是各个机组成员都积极踊跃搜集近期的报纸、杂志，并自发地给陆军同志写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有的同志还收集了一些空勤灶的巧克力、糖果和水果罐头，一同投下去，陆军同志收到以后，非常感激和欢迎，这大大加强空地部队的战斗友谊。

    我们在支援康巴地区的平叛作战，每次飞行都八九个小时，有时为了规避恶劣天气，飞行时间长达13个小时，应该讲也是挺辛苦的。但比起陆军部队来讲还是要好得多了，当时我们有个指导思想，就是“以陆军的胜利为胜利”，只要是地面部队提出要求，我们能做到的，都会想尽办法去完成。这也得到陆军同志的表扬，当时他们最喜欢我们的五个头的飞机(图-4上的4台发动机加上中间的机头，从空中看着有五个头)。在张国祥机组用照明弹协助地面部队消灭敌人后，兰州军区司令员张达志中将高兴地说：“空军投得好，帮了大忙。”

    1958年下半年，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中的格尔木修了盐湖机场。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机场的建成对图-4飞机来讲有两大好处：一是有了一个净空条件非常好的机场。二是可以摸索、锻练驾驶图-4在高原机场飞行的经验体会。最先在那儿试飞的就是孙勇同志，他以后对珠峰航测也是从格尔木起飞的，以后我们独4团的飞机都在这里驻过并参加了平叛作战。机场的建成使我们有了在高原作战的前进基地。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动地方政府和上层集团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波及全藏区的武装叛乱。在这样方圆几百万平方千米的广大范围内配合陆军部队剿灭叛匪，只有图-4才能担此重任。空军要求我们全团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并抽调一部分图-4转场到格尔木机场就近待战。开始，西藏军区曾要求我们出动轰炸叛匪在拉萨的制高点-药王山。可是藏军这群乌合之众太不禁打了，陆军的122榴弹炮轰了几下他们就完了，所以我们在那一阶段的作战模式和在康巴地区差不多。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支援我地面部队守点待援作战中，我们曾经在敌我之间投过延时不等的定时炸弹，以保证在我们返航之后，制止叛匪对地面部队的攻击，从而大大减轻被敌反包围的压力，顺利等待大部队赶到聚歼敌人。1960年后期，陆军在消灭了大股叛匪和敌人的较大据点以后，进入了追歼敌游兵散勇的阶段。由于藏区地广人稀，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的作战特点(有点像林海雪原的剿匪作战)，这样一来，部队的具体位置变化也更大，对于空军支援作战的要求也就更高了，需要图-4能够长时间地在战区上空活动，找到部队，并迅速沟通联系，为我军追剿部队侦察指引，并用准确猛烈的火力协助陆军消灭残敌。有一次西藏军区的一个连因追击残匪与大部队失去联系，断炊已达12天之久，情况万分危急，军区要求我们帮助寻找。第一天我们按照指挥部报告的大概区域，将飞机降低到真高(飞机离地面的最低限高)，搜索了近两个小时，耳机里隐约传来陆军同志的话：“空军同志，我们看到你们了!”但只听到了一两句就又听不到了，当时飞机上存油已经不多，我们只好返回格尔木盐湖机场。第二天，我们又装上救援物资，根据昨天判定该连的方位，空投下了第一批救援物资。西藏军区接着又派伊尔-12运输机空投了更多的给养，使该连脱离险境。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评价道：“空军任务完成得好，救了一百多人的命。”

    由于西藏叛乱是由国外反华势力一手策划和支持的，所以在持续几年的叛乱过程中，不断有国外敌对势力的飞机窜入藏区空投特务、武器、给养，因此平叛作战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政策性，搞不好会引起国际事件。所以上级有严格规定：在藏区上空发现敌人飞机，如确有绝对把握将其击落在我国境内，则坚决把它打下来，否则就密切监视并立即报告，不过我们图-4倒也没在空中看到过敌机。

    我讲了许多图-4在五年多平叛过程中的作用，并没有抹杀其它空军部队的功绩和作出的牺牲。如在既定短途运输空投过程中，伊尔-12也出了很大力。图-2轻型轰炸机在航程范围内支援部队作战的出动架次比我们图-4要多，我们独4团在作战中没出过人员伤亡情况，但空25师的一架图-2在执行任务中迫降后，全体机组人员都被叛匪杀害了。当然陆军部队做出的贡献和牺牲就更大了，所以要说，西藏的平叛作战是各军种联合作战共同努力的结果。

    关于图-4在平叛中的作用是广为人知的，但还有一点是为人们所不知和忽视的，但意义和作用却非常大，也是必须说明的，这也是我接受你采访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就是图-4率先冲破在当时被西方人称之为“空中禁区”的青藏高原，开辟内地至拉萨航线艰巨的任务也是由独-4团完成的，而不是近年来一些媒体，包括一些权威媒体所讲的是由XX师XX机组完成的。

    1956年4月3日，我们独4团团长姚长川同志驾驶0041号图-4飞机，从陕西武功机场起飞，经过了5个小时的飞行，于10时19分飞抵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上空，盘旋了15分钟以后，安全返回武功。这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飞行，当时由于各种情况没有公开报道，因而人们也忽视了它。原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4月3日，这是一个纪念意义的日子，姚长川机组驾驶杜-4(图-4)飞机，历时数小时的飞行，通过念青唐古拉出口，顺利飞抵拉萨，这是中国空军飞机第一次飞到拉萨上空，首次打通了从内地飞往西藏的空中航线，谱写了我国航空史上的新篇章。”

    第二次图-4飞拉萨，就是张国祥机组去撒传单了，当时我在机上当通信员。上午10时，我们准时飞抵拉萨上空，投下的传单是用桃红、浅绿、浅黄三种颜色的纸印刷的，使用了藏汉两种文字，大意是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强调各民族大团结，军民团结，共同建设新西藏和社会主义祖国、巩固国防等，当时拉萨正在召开庆祝筹委会成立大会，中央派陈毅元帅为代表前去祝贺。我们先盘旋了3圈，撒下42包传单，后来大会指挥部要求我们再到拉萨城西撒一些，但传单已经用完，我们只好飞到城西上空盘旋了2圈，摆动机翼表示祝贺(我当时留下了一份作纪念，后来这份传单被我们师史馆征集去了)。第二天，全国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消息：“中央派巨型飞机到拉萨上空贺喜。”

    西藏的当雄机场位于盆地之中，标高423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由于它处于盆地之中，四面高山耸立，净空条件差，这里能否修建大型机场，必须有全面详细的航拍影像资料，由于当时航测事业刚刚起步，卫星也没有，所以对当雄机场选址航拍任务也是由梁平大队长的图-4机组完成的。他们共飞了3次，尤其是最后那次，机组战胜了极恶劣气候条件。当雄机场最后还是建成了，对西藏的建设和巩固西南边防发挥了重要作用。

    1965年当雄机场正式建成，我们独4团又担任首航任务，这个任务由36师(独4团归建36师)师长姚长川亲自指挥，由孙勇机组完成。西藏军区首长对我们试飞成功非常高兴，特地把试飞小分队全体人员接到拉萨参观，我们在那里参观了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达赖的夏宫)。

    在参观西藏革命展览馆时，农奴们的悲惨生活，深深刺痛了每个人的心。我们还参观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缴获的武器：有各国给印度的轻重武器，其中我感到比较新奇的是一架美国“贝尔”产的小型直升机。西藏军区陈明义副司令员和一位姓王的副司令员全程陪同我们参观，并设宴招待我们。

    现在西藏已经有了多座现代化的机场，大型喷气式客机早巳是连接西藏与内陆的“空中金桥”，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为今天的成功打下坚实基础，出了大力的图-4飞机和姚长川、梁平这两位领导人物，可惜他们都过早离开了我们。

    图-4在完成平叛和开辟空中禁区航线任务之后，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在我军空军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打击美制P-2V低空侦察机、改装电子侦察干扰机、预警机、投放无人机和救灾抢险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才退出我军现役。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年通过决议，确立以后每年的3月28日为“西藏百万农奴翻身纪念日”，人们在欢庆这一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时，应该永远铭记驾驶图-4为此做出贡献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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