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宝岛中苏之战详解密：我主要领导人疏散全国

小徐614

15时30分，岸上中国炮兵群也加入战斗，以猛烈的火力集中轰击，击毁苏军1辆坦克，4辆装甲车，击伤两辆，还打死了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和一名中校。下午17时后，天色转暗，苏军全部撤出珍宝岛，第三次战斗结束。
   
    毛泽东后来评价说，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被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未果的谈判
   
    1964年2月25日，中苏两国为解决边界争端开始举行谈判。当年参加谈判的李凤林回忆说，“中方仍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那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那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苏方一直回避称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苏中核定某些地段边界线的磋商”。
   
    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却是另外一种说法，从法律上说，“那些岛屿应该归属苏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照顾住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的利益，允许牧民在严格说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放牧和砍柴。”最后阶段的谈判时，我们发现“中国人不肯接受我们的立场”。他们希望新签订的条约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说明新的边界使100年前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永久化了”。但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怎么可能签署这样的文件呢？假如我们签署了，我们就等于默认不公正待遇必须加以纠正——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对有关领土的权力。于是，我们的代表团回到了苏联”。
   
    谈判中，双方在界河归属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根据《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东段边界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但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在条约中并未规定。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界河中的岛屿归属应以主航道中心线为准。
   
    中方坚持认为，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均标明，“珍宝岛也无可争议地是中国的领土”。“在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中，苏联方面自己也曾经不得不承认这些岛屿是中国的领土。”
   
    而莫斯科的看法是，当前远东地区苏中存在的这条边界“是许多世代以前就形成的，是沿着自然的界线通过的，这条界线把苏联和中国的领土分割开来。”这条边界是由《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在法律上规定的。苏联政府的立场是双方严格地、始终不渝地履行这些条款。
   
    对此，中方认为，1860年以前，“珍宝岛所在的乌苏里江还是中国的内河”。自19世纪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俄北京条约》才规定中俄两国以乌苏里江为界”。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因此，“无可争议地属于中国，并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
   
    然而，苏联政府搬出了《中俄北京条约》附图，说这张地图标明的分界线，在珍宝岛地区“直接沿乌苏里江的中国江岸通过”，企图“以此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但是，这张附图是“1861年勘界前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当时中俄双方只勘分了兴凯湖以南的陆界，而“没有勘分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水界，只是在这张比例尺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附图上画了一条红线，表示两国以这两条江为界”。问题在于，“这张附图上的红线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边界线在江中的确切位置，更不是为了划分岛屿的归属”。因此，“它根本不能证明珍宝岛属于苏联”。

事实上，《中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双方一直是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岛屿归属，并进行管辖的。”沙皇俄国边界官员给中国方面的信件也一再证实了这一点。
   
    有鉴于此，苏方代表在谈判中不得不承认，《中俄北京条约》附图的“红线不能表示江中边界的确切走向，也不可能划分岛屿归属”。并且不得不同意江中的边界和岛屿归属，应该“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
   
    谈判一直持续到8月，因无法达成协议，只好告一段落。但是，关于珍宝岛等岛屿归属问题的争论为后来中苏冲突埋下了种子。
   
    “先礼后兵”
   
    在1964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说，战备问题是从我们同赫鲁晓夫多年的斗争中引出来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来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批评说：“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大约在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变成了俄国的领土，从那时起，海参崴、伯力、堪察加和其他地区，“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我们还没有算这笔账”。
   
    9月10日，毛泽东在同法国客人谈话时解释说，他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不过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
   
    赫鲁晓夫下台后，中共中央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善中苏关系，但未能取得成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继续向中苏边界增兵，由赫鲁晓夫时期的10个师，增加到54个师，达100多万人。1960年以前，苏联在远东地区布置的导弹大约有70枚，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导弹数量不断加强。不仅如此，苏联还在远东地区配备了50多架远程轰炸机、400多架中型轰炸机，这些轰炸机可以携带氢弹进行战略核攻击。
   
    1968年，勃列日涅夫曾召集苏共中央全会，研究中苏战争的可能性。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克里姆林宫不仅调动坦克、飞机，还调动了导弹，企图对中国发动“预防性战争”，或者对中国“为数不多的核设施”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苏联原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说，1966年至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其间的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个地区。从1964年10月15日到1969年3月15日以前，苏联方面挑起的边境事件就达四千一百八十九起之多。
   
    从1967年11月底至1968年1月5日，苏军连续出动人员干涉中国边民在七里沁岛进行冰上捕鱼等活动。双方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天，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正在岛上从事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造成中苏边界纠纷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流血事件。
   
    事件发生后，1月24日，中共中央军委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中央军委还作了一些克制性的规定：如遭到苏方殴打，我方可以还手，但不要开枪；如苏方使用装甲车等向我冲撞时，我方可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并向苏方提出强烈抗议；如苏方用装甲车等继续向我冲撞，并轧死轧伤我方人员时，我方可以相应地还击，如炸毁其车辆，棒击其人员，但不准开枪射击；如苏方向我开枪，我应当场向苏方提出最强烈抗议，并鸣枪警告。当我方两次警告无效，对方打死打伤我方人员时，我边防部队可以开枪还击。但是，在采取上述自卫措施时，应做到“先礼后兵”，并且把还击行动控制在我方境内。
   
    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从值班部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进行反击准备。但苏方因东欧国家局势不稳而收敛了越界行为，直到乌苏里江春季开冰前，双方未发生武装冲突。
   
    有准备的战斗

1968年春夏以后，苏军飞机越过边境线进行侦察挑衅的事件却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但在边界上未采取射击行动。8月，苏联大规模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随即，苏联领导人又想在边界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当时，苏联在中苏边界东段的军队有十多个师。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军队大都忙于地方支左和制止武斗，边防线上只有少量守备部队和警戒部队，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另外，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九大。在此情况下，苏联边防军多次挑起了边界冲突。
   
    1968年年底乌苏里江封冰后，珍宝岛成为双方冲突的焦点。12月27日，苏联边防军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上岛的中国边防巡逻队，并用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中方人员用棍棒进行还击。在1969年1月23日的殴打中，中国边防人员有28人负伤，部分武器被抢走。进入2月份后，只要中国边防人员登上珍宝岛，苏军就立即进行干涉，而且苏军出动的人员往往是中方人员的2至3倍。从2月6日至25日，曾发生5起苏军殴打中国边防人员的事件。2月7日，还发生了苏军人员以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6个点射的严重事件。但中国边防人员保持克制，并未开枪还击。
   
    因苏军在珍宝岛一再挑衅，中方开始考虑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还击。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制定了在珍宝岛进行反对苏军干涉的方案，打算以3个连的兵力参加战斗，以一部兵力上岛潜伏，如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潜伏分队视情况给予支援。2月19日，总参谋部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方案。
   
    3月2日，双方在珍宝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当天，虎（林）饶（河）前线指挥部决定派出部队前往珍宝岛巡逻，并向中国一侧岸上派出2个步兵连、4个侦察排、1个无后座力炮排和1个重机枪排，秘密掩护巡逻分队，遇到情况时即可采取行动。上午8时40分，中国边防部队两个小组共30人前往珍宝岛巡逻。其中，孙玉国带领的第一巡逻小组上岛后，很快就被对面苏军发现。10分钟后，苏军立即从两个边防哨所派出70人，分乘2辆装甲车、1辆卡车、l辆指挥车向珍宝岛驶来，试图堵截中国巡逻队。
   
    这一天，苏军手持冲锋枪，头戴钢盔，随时准备进入战斗状态。原来，苏军远东指挥部已下令，指示驱赶中国“越境”人员，必要时可以开枪。苏军上岛后，立即对中国边防巡逻队形成包围之事，企图迫使中国巡逻队后退。中国巡逻队要求苏军离开珍宝岛，苏军不予理睬，继续向前进逼。此时，未被苏军发现的中国边防第二巡逻小组突然出现在眼前，并从苏军侧翼穿插过来，挡住苏军的一支小分队。苏军发现中国军队早有准备，仓促之中向中国边防巡逻队开枪。中国巡逻队没有来得及展开，当即伤亡6人。中国边防军第二巡逻小组听到枪声后迅速还击，当场打死苏军7人。这时，正在珍宝岛中国一侧岸上隐蔽待命的部队，也奉命投入战斗。
   
    当天，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交了抗议照会，指出：这次严重流血事件，完全是苏联当局一手造成的。这是苏联当局长期以来蓄意侵犯中国领土，进行武装挑衅，不断制造流血事件中的又一次新的严重罪行。中国政府坚决要求苏联政府惩办这次事件的肇事凶手，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和武装挑衅，并保留要求苏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的权利。”中国政府再次严正警告莫斯科：“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不容侵犯的，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继续挑起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必将遭到中国人民坚决的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
   
    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指出：长期以来，珍宝岛地区一直在中国管辖之下，我国边防部队人员一直在这个地区进行巡逻。“怎么能够说珍宝岛地区突然跑到‘苏联国境线’那边去了呢？怎么能够说这块中国领土成了苏修边防军‘警卫’的地方呢？明明是苏修军队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向中国边防部队人员猖狂进攻，你们却反诬是中国边防部队人员发动‘挑衅’。”
   
    尽管这次冲突引起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但中国还是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而且在对外宣传方面也很注意分寸。当时，全国有1.5亿多人参加了游行活动。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做到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3月6日，周恩来将宣传部门送审的稿件中有关“苏修”的字眼改为“苏联”。他还多次指示边防部队，要严格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行事。
   
    珍宝岛冲突发生后，苏军在远东地区进入了临战戒备状态。此后，苏军多次派出配备有装甲车的武装部队越过乌苏里江，登上珍宝岛。同时，中国边防军继续上岛巡逻，但双方没有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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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回忆说，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他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3月2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汊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30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苏方出动了几十辆车、几十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
   
    鉴于苏军装甲车辆频繁进入珍宝岛活动，3月14日夜，中国边防军派出1个步兵班进入珍宝岛警戒，掩护工兵在乌苏里江的江汊上埋设反坦克地雷。3月15日凌晨4时，苏军6辆装甲车乘着黑夜掩护30多名步兵登上珍宝岛，潜伏在丛林里，准备偷袭上岛的中国巡逻队。但是，苏军的举动被中国边防部队发觉，双方随即发生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
   
    上午7时40分，中国边防军两支巡逻队登上珍宝岛。8时零2分，中国边防巡逻队与岛上的苏军开始交火。激战一个多小时后，中国边防军击毁苏军两辆装甲车，苏军撤回到苏联一侧，第一次战斗结束。9时46分，苏军出动3架飞机向珍宝岛俯冲过来。接着，苏军在岸上炮火掩护下，出动坦克6辆、装甲车5辆，分两路向珍宝岛上的中国军队展开攻击，同时以4辆坦克向珍宝岛南侧江汊运动，企图从背后攻击中国军队。中国边防部队在岸上火力支援下，顽强抵抗苏军的冲击。这时，中国边防军无后座力炮班登上珍宝岛后，立即架炮向苏军坦克射击。然而，中国边防军使用的75毫米无后座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都是40年代设计的，威力有限，只打掉了苏军两辆装甲车，击毁一辆坦克。苏军坦克遭到打击后队形顿时混乱起来，1辆坦克闯入雷区被炸毁，其余坦克慌忙逃回苏联一侧。
   
    下午1时35分，苏军以大口径火炮、坦克炮向珍宝岛及江岸中国一侧防御阵地、边防站及后方桥梁猛烈轰击，火力正面达10公里，纵深达7公里。在持续2小时的炮击之后，15时13分，苏军又出动10辆坦克、14辆装甲车、100多名步兵向珍宝岛发起第三次攻击。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开火”，用无后座力炮、火箭筒在距苏军几米、十几米的地方开火，多次打退了苏军的冲锋。15时30分，岸上中国炮兵群也加入战斗，以猛烈的火力集中轰击，击毁苏军1辆坦克，4辆装甲车，击伤两辆，还打死了苏军边防总队长列昂诺夫上校和一名中校。下午17时后，天色转暗，苏军全部撤出珍宝岛，第三次战斗结束。
   
    从当天的冲突来看，双方都作了准备。苏军于凌晨4时就在列昂诺夫的率领下悄悄地潜伏到岛上，试图给中国边防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没曾想，中国边防军比苏军准备得更充分。于是，列昂诺夫请求增援。等上报到莫斯科时，国防部长格列奇科还在印度，勃列日涅夫正在去匈牙利的路上，没有人敢下令增援。直到下午，勃列日涅夫才得知消息，同意派兵增援。等援兵出动时，珍宝岛战斗已经结束，列昂诺夫也命归西天。
   
    在3月15日的冲突中，中国边防军在装备和火力均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凭着顽强的战斗精神，打退了苏军三次进攻。毛泽东后来评价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都被我们打垮了。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
   
    当天下午4时，中国外交部紧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但遭到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的拒绝。几个小时后，苏联政府匆匆忙忙地发表了一个所谓的“抗议声明”。为此，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交了一份抗议照会，指出：苏联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不断派兵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武装挑衅，现在又一手制造了新的流血事件。苏联政府必须对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苏联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中国政府保留进一步提出要求的权利。”
   
    3月17日，苏联边防军再次出动5辆坦克、70多名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登上珍宝岛，在岛上埋设了大量的防步兵地雷，并想拖走被地雷炸毁的T—62型坦克。中国炮兵群猛烈开火，苏军急忙从岛上撤走。随后，苏军将这辆坦克沉入江底。不久，中国海军在民兵的配合下将这辆坦克捞起，送给了中国军事博物馆。

1969年：准备打仗
   
    中国领导人认为，“绝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于是，整个国家都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主要领导人疏散到了全国各地。
   
    “我们奉陪到底”
   
    珍宝岛冲突发生后，中国立即做出强烈反应，强调要准备打仗。1969年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打倒新沙皇》。社论表示：中国的领土主权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如果苏联继续进行军事挑衅，“就一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不管苏联来多少人，我们都要把他们“坚决、彻底、干净地全部消灭”。
   
    3月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毛泽东还谈到对付苏联可能发动战争的问题。他说，我现在总感到要打仗，要打大仗，要打仗不仅是一个珍宝岛的问题，敌我都在准备动员。毛泽东甚至认为，苏联想卷土重来，占领旅顺大连。他们的胃口特别大，目的不是珍宝岛，而是中国。他们的胃口比沙皇还大，他们有24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嫌少，他们还要控制东欧，变为他们的殖民地、附属国。各国反动派都想打我们，但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苏联。我们现在的一切工作都要为着打仗，都要从应付战争来考虑，要准备把他们所有的原子弹、氢弹都引到我们中国的国土上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要马上进行动员，要宣传，提高全国人民的战斗意志，敌人来了，给他一点便宜、甜头，这样就造成了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
   
    中共九大强调：“我们绝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革命警惕性，绝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如果苏联一定要打，“我们奉陪到底”。
   
    此时，莫斯科希望能同中国进行协商对话。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向中国提出，希望能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3月22日，中国政府在给苏联的备忘录中表示：“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3月29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一方面声称，中国侵犯了苏联的“达曼斯基岛”，并且已被“击退”，一方面又说这种冲突“同苏中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表示要同中国恢复“协商”。4月11日，苏联在给中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双方于4月15日在莫斯科进行协商。未等中国政府答复，苏联于第二天连忙就这个问题发布了一项照会。
   
    5月29日，中国政府明确指出：珍宝岛事件是苏联方面蓄意挑起的。近年来，苏联军队一再出动直升飞机、装甲车、汽车，侵入中国领土珍宝岛，进行挑衅。对于苏联方面的挑衅，中国方面一直采取极大的克制态度，坚持摆事实讲道理，要求苏联方面停止入侵挑衅。但是，苏联方面却认为中国软弱可欺，越来越肆无忌惮。“苏联政府在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上对中国老百姓的暴行，同当年列宁所痛斥的沙俄政府的暴行有什么两样？”但同时，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7月26日，莫斯科又提议两国总理举行会谈，解决边界争端。但是，勃列日涅夫这批新的苏共领导人不了解毛泽东根本就不怕原子弹恐吓，因而错误地认为，只有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中国领导人才会答应谈判。
   
    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宣扬要“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甚至主张对中国核基地进行打击。莫斯科还设想过联合美国，共同对中国的核实施发动攻击，破坏作为中国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罗布泊、兰州等地的设施。苏联军方主办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炫耀核武器的威力，声称要以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毁灭性打击。种种迹象表明，莫斯科正在考虑准备对中国发动一场核战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莫斯科最终没有撕下核封条？根本原因是中国已经作了充分准备。中国政府声明，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胆敢袭击中国的战略要点”，那就意味着战争，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将奋起抗击，将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而且，中国也拥有原子弹，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反击力量。
   
    1969年，中美关系出现转机。美国意识到，如果莫斯科不惜代价发动核战争，那将危害美国的利益。尼克松明确表示，要让莫斯科知道，美国“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理查森也说，如果中苏冲突演变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视而不见。

在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同时，1969年6、7月间，苏联制造的边界挑衅事件就达400多起。8月13日，苏军300多人在两架直升飞机和数十辆装甲车的掩护下，越过边界线包围了正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进行正常巡逻的38名中国边防军人。经过4个小时的激战，中国巡逻队员全部牺牲。
   
    中国政府对苏联政府蓄意侵犯中国领土、挑起新的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苏联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上撤出全部入侵的军队，立即停止射击，否则，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苏联政府承担全部责任”。苏军挑起这次严重的边境流血事件是蓄谋已久的，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是“他们联美反华的又一新罪行”。
   
    苏联的上述行动，引起了中国的不安。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得越来越严重了，并且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全国防空领导小组。8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说苏美正在加紧勾结，企图侵犯中国，要坚决响应毛泽东“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和“准备打仗”的号召，要求“时刻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大敌当前，“全体军民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共同对敌”。当天，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人民解放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全国
   
    就在中国大张旗鼓地为战争做准备的时候，从越南河内传来消息：赴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求在回国途中与周恩来会晤。
   
    9月3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病逝。9月9日，越南为胡志明举行葬礼。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赶往河内，中国也派出以李先念为团长的代表团前去参加葬礼。在河内期间，苏联代表团通过越南外交部转告李先念，柯西金希望在回国途中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消息传到北京后，毛泽东虽然同意了，但表示会晤地点只能在机场。
   
    9月11日，周恩来同柯西金在机场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晤。周恩来指出，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不应该影响到国家关系，不应该妨碍两国之间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是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在解决之前，双方应该做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在有争论的地区双方武装脱离接触。周恩来还对柯西金说，你们说我们想打核战争，我们的核武器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要先发制人地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此外，双方还谈了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的问题。周恩来表示，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但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柯西金保证，苏联没有对中国发起核袭击的打算，对两国有争议的地方，双方都没有必要为边界问题打仗。
   
    但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中国领导层内部的反应不一。林彪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对苏联的意图也将信将疑。9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结果，认为苏联故意施放烟幕弹的看法占了多数。于是，毛泽东在9月17日公布的庆祝国庆20周年的口号中，增加上了一条“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的口号。
   
    9月18日、22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不少领导人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苏联大举侵略施放烟幕的，因为柯西金的缓和承诺并不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而且，苏联外交部的人仍在宣称苏中冲突无法避免。有关迹象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做好了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于是，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战备措施。在22日召开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提出：现在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9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有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作战部部长及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落实加强东北、华北、西北的战备问题。会议一直开到27日。林彪在会议结束时强调：全军当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
   
    9月30日，林彪视察北京西郊机场，发现地面飞机摆放过密，担心遭到敌人打击，又正赶上国庆节临近，为预防苏军乘国庆节发动突然袭击，就于当晚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人开会，当即宣布全军进入一级战备，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防止敌军飞机降落，留在机场值班的人要配发武器。他甚至考虑到，要不要放掉密云水库里的水，以免苏军轰炸大坝，水淹北京。

根据9月11日周恩来同柯西金会谈达成的协议，从10月20日起，两国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中苏边界谈判。考虑到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及有关苏联大军进驻蒙古的情报，中国领导人仍在担忧苏联很可能会把谈判作为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因此，国庆节刚过，林彪就带着黄永胜、吴法宪等前往山西、河北等地察看地形。与此同时，周恩来还要求总参谋部收集整理德国闪击波兰和苏联以及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资料，并分发给外交部等部门负责人参考。
   
    接着，林彪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与会者一致认为苏联缺乏诚意，很可能会冒险发动对中国的突然袭击，因而赞同毛泽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分散一些，疏散到外地的指示。会后，毛泽东明确要求，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在中苏谈判开始前应紧急疏散。
   
    结果，在北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于20日之前已全部疏散完毕。10月14日，毛泽东去了武汉。16日，林彪去了苏州。同时，周恩来率领留守北京的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等转移到北京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
   
    10月17日，刚疏散到苏州的林彪打电话给黄永胜，作了“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下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18日，黄永胜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命令称：林副主席指示，近两天来，美苏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联谈判代表团预定明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联搞欺骗，尤其在19日、20日要特别注意。为此，应立即疏散重武器，精干指挥班子也应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同时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于是，全军紧急疏散。同时，许多大中城市也举行了防空演习和紧急疏散行动。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都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全军共疏散94万余人，4100多架飞机、600余艘舰艇和大量坦克、火炮及车辆。
   
    然而，中国领导人担心的战争并没有爆发。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边界紧张局势开始得到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