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成为真正大国了么? 学者:已沦为文化小国

刘恒宝

2009年08月12日 08:16　来源：中国青年报
    　通往大国之道

　　中国青年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刘教授，我注意到你最近参加了一个有关“大国”话题的讨论会，并有令人耳目一新的发言。“大国”确实是最近几年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民众热议，学界也关注，图书出版、电视政论更是风生水起，好不热闹。当然也有人批评，许多这类题材的畅销书，看似激情澎湃气势满满，可骨子里，都是精准地瞄向市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刘东(以下简称“刘”)：的确，就算不做诛心之论，至少也可以说，就项目策划的角度看，从《中国可以说不》到《中国不高兴》，从《大国崛起》到《大国策》，其市场效果都是可以预料的。不过反过来，也正因为这一点，在一片泡沫下面，却又涌动着真实的潜流，值得进行深入的分析。

　　记：你是说，的确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热情——为了中华世界的崛起，上上下下都有点急不可耐？  


　　刘：难道不正是这样吗？难道没理由这样吗！如果从鸦片战争算起，中华世界遭遇惨烈的外来碰撞，已经快两个世纪了。而在这将近两百年间，又有哪一位中国人，不急切盼望自己的国家重新崛起为大国呢？在这个意义上，刚刚谢世的季公(羡林)和任公(继愈)，都可以说是真正有福了——他们都活到了足够的岁数，所以在生命的终点，就比其早逝的同时代人，更能看清国家崛起的势头，从而也就更可以含笑九泉。

　　记：但既然是一种“热情”、一种“情绪”，是不是也就意味着，目前的局面也有浮躁或虚妄的一面？

　　刘：你讲的这个另一方面，也是不在话下的。尽管这话题注定使人热血沸腾，但整天价大国长大国短的，也会让人心生腻烦。你会反唇相讥：我们果然成为世界大国了吗？实际上，恰恰是在那个讨论会上，我反倒发现，不要说种种的外在条件了，就是在人们的内心中，都还远远没有做好成为大国的准备。

　　记：可人们总会举出很多实例来。比如，中国已取代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比如，前不久日本有报告称，按照目前趋势，中国的GDP很快将超过日本。又比如，所谓中美“G2”，在国内外都论者众多。

　　刘：这话要看怎么说了。由于疆域的辽阔和人口的众多，即使在国步最艰难的年代，中国也会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大国。比如，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国民政府不还曾受邀参加开罗会议，跟人家美英苏三巨头一起，勉强凑作四个大国么？而战后的联合国座次，不管是否有些将就，我们也总算是安理会的五常之一，即使当事人知道自己的斤两，所以很少拿出大国的架子，胆敢对世界性的事务动用一票否决的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否大国的问题，其实长期是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记：恐怕也正因为这样，更成为一个长期被国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刘：可不是么？中国要真是一个千真万确、名符其实、彻头彻尾的大国了，它的国民就不会为这样的话题而激动了，这种话题也就不会再成为书市的热点了。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各种以大国为题的热销图书，看作一种“成长中的烦恼”，甚至一种普遍焦虑的心理征兆。

　　大国的小国之忧

　　记：我已经在其他媒体上，约略读到了你那一连串的“小大之辨”。能不能就此讲得更详细些？

　　刘：那就劳你驾帮我数着吧！

　　首先，我们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当然已经像一个大国，排到了世界前三；可是，一旦除以人口总数，那么在人均方面，就马上归于一个小国，排在世界的百名之外。

　　其次，我们在产品制造方面，当然更加像一个大国，可以无愧于世界工场的称号，尽管这总难免跟污染与事故连在一起；可是，一旦追问产品的知识产权，那么在创新方面，就马上还原于一个小国，大都是在替别人打工。

　　再次，我们在人口数量方面，绝对要算超级的巨无霸，占到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可是，一旦追问人口的素质，那就排不到世界前列了，只要离开几个中心城市，就仍然有“发展中”的样子。

　　第四，我们在国土面积方面，当然是个大国的架子，有960万平方公里之多，尽管据说这个人所共知的数字，其实并不怎么准确；然而，一旦追问自然资源，那么无论是地表上的淡水、耕地、森林和草原，还是地底下的石油和矿产，实际上都非常贫瘠，要是按照人均计算，就更加微乎其微。

　　记：我正替你掰着手指头呢：总值大国vs人均小国，制造大国vs创新小国，人口大国vs素质小国，国土大国vs资源小国，已经列举了4个，都是基本国情方面的“小大之辨”，而且都是非常尖锐的对比。那么接下来呢？

　　刘：沿着上面的逻辑，再看看我们的对外经济：

　　不消说，仅仅从经商的规模来看，我们已然是超级大国，无论走到地球的哪个角落，都能见到中国的产品，找到专营这些商品的中国城，而且中国人的经商能力，也早已被世人所公认，似乎天生就会做生意；可是，一旦追问这个经商大国的国际威望，就仍然像是一个小国，其影响力被打了折扣，或者说受到了很大限制，而正是这种限制，导致华商不仅受到国外黑社会的盘剥，更越来越公然地受到国外政府的掠夺。

　　与此相应，中国在成长为外贸大国的同时，却仍然停留在一个外交小国的心态。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争端，面对风云多变的世界局势，它往往以“不出头”的口实，或者以“缓称王”的理由，放弃对现行国际准则的质疑权，更不要说开动脑筋去重新制定它，以至于中国经济中产生的巨大能量，往往都被这种被动接受的心态所抵消，比如用大量血汗换来的外汇，却被迫换回了相当可疑的美国国债，虽然明知这种名义上的财富，已是无法随心所欲地赎回。

　　记：经商大国vs威望小国，外贸大国vs外交小国，已经有6个尖锐对比了。这两点使我想到，或许正是某种外交上的被动，才激起了一股强要“出头”但指向并不清晰的焦虑和冲动，主要是来自民间网络(甚至是半官方)舆论，尤其在去年北京奥运会大获成功之后。

　　刘：然而一个国家外交上的表现，乃是综合国力的自然体现，既包括硬实力也包括软实力，并不是谁家想要强出头，就一定可以出头的，除非是像“刺儿头”国家那样去出臭头。我们不妨继续列举下去，这个问题就会自然变得清晰起来：

　　现在，我们当然可以说是储蓄大国了，由此积累起来的巨大投资，自然要激发出巨大的产能，而相形之下，我们却又可以说是内需小国，或者说，在很多相应的方面，往往并不存在占有足够份额的国内市场。这两者加起来，无形中就会使经济上的对外依存度增加很多，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非得卖给外国不可。不难想象，正是由于这一点，很多时候逼得你想硬也硬不起来。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我们的内需不管多么疲弱，在总量上仍可以算作消费大国。甚至中国对很多战略物资的需求，随着逐步进入现代化，都已跃居世界第一。仅就钢筋混凝土这一项来说，由于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营造运动，正是发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所以光是中国这一个国家，就消费了当今世界水泥产量的一半！可是，一旦你转而追问，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究竟处在怎样的一种状态？你就马上会发现，它的生态环境是相当脆弱的，它的污染是相当严重的，它的荒漠化是触目惊心的，它的不适于人类居住的面积，也是日益扩大的……

　　记：继续盘点吧。再加上储蓄大国vs内需小国，消费大国vs生态小国，已经是8对矛盾了。这样悖反的现状，确实逼得我们不得不收起许多盲目的乐观。

　　刘：再把眼光从外交转向内政，去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内需会这样疲软？答案又是环环相扣的。一方面，从市场发育的角度来看，我们已经可以算是大国，就经济活动中获得的税收总量而言，我们也可以算是大国。可另一方面，一旦追问这些税收的用途，那么从公益事业的角度看，从社会保障的角度看，国家的应有职能就相当不足了。众所周知，正是由此导致的普遍的后顾之忧，才派生了过高的储蓄率，和过低的消费率。可笑的是，现在人们大概除了房子，什么都舍不得掏腰包了，因为房屋与其被他们看成消费，毋宁被看成投资。只可惜，又正是因为这种变态的心理，才助长了房地产的最新泡沫。在这个意义上，只把房地产价格的无理飞涨，归咎为中国的老百姓太有钱，那是很不恰当的，其实这些钱都是从嘴里抠出来的。

　　记：市场大国vs公益小国，税收大国vs社保小国，已经是十大矛盾了！受你总结这两对矛盾的启发，我也来贡献两个吧：制药(医院)大国vs医疗小国，体育大国vs锻炼小国。前者恐怕是当下老百姓最揪心的话题之一。我们有着庞大的制药生产线，医院的床位数动辄数千(我家乡成都的华西医院，就号称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医院)，然而医疗公共品提供方面的孱弱和混乱，医疗服务的水平低下，医疗价格的畸形，已成为困扰整个社会的一道魔咒。后者就更不用说了，举国体制下金牌战略的辉煌成绩，和公共体育设施的极度缺乏，乃至国民健康素质的不容乐观，构成了一对很反讽的矛盾。

　　刘：类似的矛盾，本来也在我的提纲之内，算是所见略同了。至此，已经列出12对矛盾了，然而还可以往下历数：

　　跟上述情况不无关联，如此庞大的税收资源，也就养起了大概算得上举世最大的官僚组织，用俗话说就是，吃财政饭的人空前众多。也正因为这样，无论是公家的汽车，还是公家的宴席，其总量都很有大国的模样吧？不过，一旦说起社会中间层，说起非政府组织，说起民间的基金会，就非常明显地不成正比了。如果说，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一定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由此才造成了社会的稳定，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还更像一副磨盘，两头大、中间小，就算中间还曾有点什么，也都很快就被磨碎了。

　　而接下来又不难想象，由于缺乏足够的制度监督，也由于资源的太过集中，这样的社会环境，即使只就干部队伍的建设而言，也是风险相当高的。所以，若就腐败案件的发生几率而言，我们同样有着一个庞大的数字。而这一事实本身，也反过来证明了，尽管平心而论，我们的司法机关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但无论就事前的警示力度，还是就事后的惩戒力度而言，都还未能有效地帮助建造良好的吏治。

　　记：官僚大国vs社会小国，腐败大国vs法治小国，已经有14种落差了。看来问题确实还不少。不过，清醒地认清这些问题，我想并不那么可怕，反而是修正社会发展路径的一个契机。

　　刘：那是当然！上述这一大一小的落差，其实刚好在很多方面说明，中国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这要是跟“文革”刚结束时的糟糕局面比，已有天壤之别了。不过，还是让我再把文化方面的落差讲完吧！

　　我们现在的教育，如果仅就高校数量和从业者人数而言，那也算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了。然而，在这种高涨和繁荣背后，却掩盖不住一个虚空的事实：研究的风气越来越淡薄，学术的水准越来越差劲，致使很多基础学科都面临断档的危险。按理说，已经有了相对雄厚的物质基础，又禀有向来重视教育和知识的文化传统，原本不至于如此。然而很可惜，恰恰是由于前边说过的那种空前强大的官僚体制，已经在教育界无孔不入，推行着各种各样的长官意志，以至于既不能真正把学术界管理好，又不能让它真正按照学界的自律和良心去发展，徒然催生出越来越多的腐败和弊病。

　　与此相联，也就引出了我经常在各种场合惊呼的、最让我本人忧心忡忡的反差：我们原本是一个传统的大国，却已逐渐地沦为了文化的小国。

　　而中国夹在国际社会中的种种被动，其最终的症结还是出在这里。过于薄弱的知识生产力，使得我们无力进行根本的理论创新，无力为符合自己历史经验的世界秩序提供新的理性标准。现在，很多孩子就连想要研究中国本身，都已经不得不飘洋过海了，因为国际汉学界的整体水准，显然要比我们高得多。长此以往，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

　　记：教育大国vs学术小国，传统大国vs文化小国，已经是16对了！其实在这个方向上，我们还能想到印书大国和书评小国的落差、报刊大国和新闻小国的落差，等等……就算这些都只是成长的烦恼，一旦像你这样细致梳理、辩证对照，烦恼还真是不少！

　　刘：这些具有反讽意味的对比，不是说明中国没有进步，倒正说明中国成长得太快，正如一个迅速拉高的人体，只是筋肉组织跟着增加了，而骨骼的数量却不能跟着进化，反而逐渐丧失了密度，就像患上了某种巨人症。　大国的道义内涵

　　记：依你看，在所有的缺失中，最关键的缺失究竟是什么呢？

　　刘：问题这么杂多，彼此又这么缠绕，往往都不知从何处下手，所以你完全可以理解，来自各个专业的学者，对于轻重缓急的关注点，注定会不一致。比如，在那天的研讨会上，尽管都在关切中国的命运，但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就更强调主权，研究国内政治的学者，则更强调人权。而我这个人文学者，自然要更从总体出发，反对把政治学所关注的权力问题，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割裂，而必须像马克斯·韦伯那样，从经济活动的背后，看到伦理立场和价值预设。正因为如此，我的回答是——在所有的缺失中间，我们最缺乏的其实是道义！

　　记：你的这种看法，会不会被他们看成是迂阔的？  


　　刘：我曾经专门发表过一篇讲演，题目是《道德资源：中国发展的瓶颈》，其中有段话，正好是在反驳这样的荒唐看法：“道德问题并不是迂远的念头，只由几个迂远的书生在空洞地唠叨着。道德问题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心底。它总是在现世地报复着我们——就像你决不能往游泳池里撒尿，不然你终究要在尿液里扑腾一样，就像你决不能破坏对于老人的孝敬，否则你的子女终究会还给你一个凄惨的晚年一样，我们必须认识到，眼下整个社会都为之寝食难安的恶劣风气，其实正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造下的孽！”

　　记：我恰巧读过你那篇讲演，里面的观点给我印象极深：人们已经开始知道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了，但千万别以为，所有的制约都来自自然资源的匮乏。如果缺乏道德资源的依托，在整整13亿个被市场化煽动起来的不受伦理约束的赤裸裸的欲望面前，任何丰富的自然资源都会被耗尽。

　　刘：在你引述的那段文字之后，我还更加戏剧性地指出过：“如果没有道德资源的依托，即使这个社会短期内尚可以谋求发展，这种发展的代价也太过高昂了。各种歪门邪道会无所不用其极地被创造出来，让人们防不胜防，而且这种防范本身，就已经是多余付出的社会成本了——我们简直要拿出一半人口来充当警察，又拿出另外一半人口来监督这些警察！”

　　记：把这样的逻辑推演到极致，局面确实既恐怖又荒诞。无论如何，我们面对的现实世界中，道义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刘：为什么古代哲人要把人类的道德律令，说成是高于人间的“天理”？这正是因为，这种调整与规范人际关系的原则，根本就是不随主体意志而转移的。它的客观性表现在：哪怕天地寰宇中只剩下两个个体，而且这两个个体还不是生活在地球，但只要他们同样分为独立的主体，那么，如果他们想要共同生存下去，就同样需要公平正义，同样需要道德金律。

　　在长期的文明教化下，这原本已是正常人的基本常识。然而有意思的是，恰在许多学有专长的学者那里，其专业素养偏要诱惑他们去挑战这种常识。比如，我博士时代的同学樊刚，念的是经济学专业，所以就写过一篇《不道德的经济学》。而无独有偶，我的另一位博士同学高全喜，近年来转向了政治学，所以这次又非常刺眼地，只是从政治功用的角度，提到了道德的工具作用。

　　记：这使我想起政治学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尽管对于权力的赤裸裸的追求，是古已有之的倾向，而且总是像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香，但毕竟只有马基雅维里，才公然地主张非道德主义，认为君主们只要有看似说得过去的理由，就尽可以不守信义。

　　刘：另一方面，这位公然教人邪恶的思想家，却又被称为近代政治学之父。从学理上讲，他把这门学科从神学和伦理学中剥离出来，使得专治此道者得以辨识政治学的基本单位，也使一般大众得以看穿权力运作中秘不授人的本质。或许正因为这一点，我那些身为专家的同学，才不屑于把自己的思想雷同于一般的常识。

　　记：那么，在当今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世界格局下，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和对待这种流播广泛、影响深远又众说纷纭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呢？

　　刘：针对你这个问题，最好去重温著名政治学家利奥·斯特劳斯的话，“即使我们被迫不能不承认，马基雅维里在本质上是一位爱国者，或者是一位科学家，我们也依然没有必要否认他是在传授邪恶。马基雅维里所理解的爱国主义，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自私自利。对于善恶是非的界限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它产生于纵横捭阖的情况下，不如在它产生于仅仅关注个人舒适或个人荣耀的情况下那么令人反感。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无视态度就更具有诱惑力，因而也就更加危险。爱国主义是一种对于自身的爱。对于自身的爱，在品第等级上低于既对自我又对道德上的善所怀有的爱。……通过乞灵于马基雅维里的爱国主义来为他骇人听闻的学说寻找根据，意味着看到了那种爱国主义的美德，而同时却对高于爱国主义的事物视而不见，或者对既使爱国主义成为神圣又对爱国主义加以限定的事物视而不见。”

　　记：但如果遇到“春秋无义战”的局面呢？

　　刘：从文明进程的脉络来看，“春秋无义战”这句话，最好能跟另一句话联读：“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正是这样的必要平衡感告诉我们，即使发现身前并无一个公平正义的过去，也不能放弃对于身后那个公平正义的将来的憧憬，否则一旦抽掉了基本的、用来安身立命的预期，人类社会就终将土崩瓦解。这就意味着，即使面对着民族国家之间的无理纷争，对于国际政治领域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仍然要有理性的限制。就算在道义立场和现实政治之间，有时候迫不得已地进行了权变，一位负责的政治家的立足重心，也仍应落在道义一边；也就是说，即使在特定时空中针对特定事件，被迫采取了某种程度的马基雅维里手段，这种短期策略也必须起始于和复归于更高层面的道义目标。

　　记：经常听到这样的论调，认为在国际政治领域，所谓道德不过是弱者的武器。你对此怎么看？

　　刘：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就露出了马脚——如果你还只把道德看作弱者的武器，那正好说明你还只有小国心态，相反，只有当你把道德看作强者的自制时，那才是泱泱大国的神情。

　　记：这又是一种意义上的“小大之辨”了，愿闻其详。

　　刘：中文里的“大”这个字，原本既可以代表一种物质体量，也可以代表一种精神状态。你看中国古代的冠礼，就是在提醒一个行将走入社会、马上就应具有独立人格的成员，他打这以后就算是长“大”了，所以他从今往后的行为举止，要更像个大“人”的样子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大国”的这个“大”字，若从深层语义而言，其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道义上的约束。也就是说，这个“大国”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用来管制和压迫别人的概念，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概念。而只有成为后者，就一个国家主体而言，才会有道义的力量，才会得道多助，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也才能不怒自威。

　　记：中国古人所谓“王道”和“霸道”的区分，说的也是同一种道理吧？

　　刘：正是如此！这正是那些鼓吹“大国”的言论，往往容易招致反感的原因。既然这个“大国”的说法，既可以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也可以是个普适的世界主义概念，那么就不禁要反问：在民族国家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普遍受到质疑的今天，仅仅标举出“大国”二字，而抽掉了这一概念的确定内涵，这种做法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究竟是福是祸？

　　想当年，当中华世界被迫从一个文明转变为一个民族国家时，它的自我期许其实是由大变小了，这也就迫使那些深受儒家天下意识滋养的士大夫，不得不强让自己的心智跟着狭隘化。幸而，在当今这个时代，人们再提到“大国”二字，并不意味着就一准是大民族国家了——后者只不过是一种产生于近代欧洲的很有局限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它的框架之下，人们尽管可以得到相应的庇护，但其心智也会被挤压成有限的存在。

　　记：我有点弄懂你刚才讲“没有做好准备”是什么意思了，看来我们是先要想清大国之“大”，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才有资格成为大国。

　　刘：针对这一点，还可以继续发挥出两层意思。先从外部世界看，如果你这个“大国”的概念里，充满了狂傲简慢，觉得终于轮到你这部分人群，转过头来又看不起另一部分人群了，那么，这种冤冤相报的态度，对于全世界都将是一场新的灾难。像这样的狭隘的“大国”，我们要它何益？但反过来，如果你这个“大国”概念里，充满了自省和自制，就像觉得小孩子还可以荒唐，而大人就一定要负责任一样，那么，这就可以是一个道义的概念；而如果你基于这样的道义立场，去同等地处理全人类的问题，就会意味着普遍的人类福祉。

　　记：听你的话音，继续发挥的另一层意思，应当是针对内部世界了吧？

　　刘：是的。在当今这个世界，我们说大国自应有大国之道，还因为要是一个国家的幅员没那么辽阔，或许尚且无需接受那么多民族能否融合的考验。由此，我们就须臾不可忘记，一个巨大的国家，首先并非意味着如何幸运，而是意味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而应对和化解这种挑战的唯一方法，又绝不是任何形式或程度的马基雅维里主义，而是建基在道义之上的内部认同。否则，如果像当年的苏联那样，净顾着在国际上跟美国争霸，而忘记处理好国内的认同问题，那么迟早会被一肚子石子给撑破肚皮的。以前有句老话——“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讲得真好！而现在，应当给它配一个上句——“民族之上犹有国族在”！这样一种国族认同的建立，乃是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而这样一种认同本身，又必须基于坚实的道义基础。建设大国的路线图

　　记：应对“大国”这一命题提出的挑战，就需要克服前边提到的那种种失衡，弥补从中看到的尚存差距，尤其是道义方面的关键缺失。那么在你看来，在中国已经实现的高速(尽管也颇有脆弱的嫌疑)增长的基础上，什么才是最平稳的过渡方式？

　　刘：这也正是我日思夜想的问题！不要看我以“大国”的苛刻标准，提出了那么多尖锐的对比，但反过来说，其实就连那些看似险要的鸿沟，也都可被看成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否则中国就未曾发展就没有希望了，甚至就连这点对于未来的悬念都不存在了。正因为这样，为了捍卫和继承改革开放，我们自然会想到，既要努力保住现有的成果，又要进一步发展这种成果，所以必须找到一种最平稳的过渡方式。

　　我常常想，也许“预支未来”可以算是一种巧妙的政治智慧。你想，政治改革的阻力，无非是来自各种利益集团，而如果把改革的承诺推向未来，就不会触动现实的利益集团，从而也就不会有人为了到他孙子那一代才有可能出现的利益，来进行明里暗里的杯葛阻挠，否则反而暴露出自己的狭隘。另一方面，再回顾一下当年孙中山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的路线图，竟又不难发现，这种“预支未来”的做法，并不意味着一张空头支票，相反倒会在下一代的公民文化中，熏陶出一种普遍的预期与认同，从而使得想要挑战这种游戏规则的企图，逐渐变得代价太大而不再成为现实选项。这样一来，就会为未来的政治文化，留下实实在在的调适空间。  


　　记：究竟怎么落实这种“预支未来”的智慧呢？

　　刘：我们方才列举的种种小大之辨，都是发展过程中的欠账，也都可以理解为继续发展的方向。如果你承认这些尖锐对比的存在，如果你想要改善这种现状，从而使我国成为更加名符其实的大国，那么，你就没有理由反对，至少到你儿子或孙子那一代，中国应当填平那些很可能成为可怕陷阱的鸿沟。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方法论上认识到，如果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一时还看不清楚，也由于看得太清反而容易动员反对力量，所以还可以简单地利用经验主义的原则，去杀出一条血路，那么，到了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光有经验主义的试错方法，已经是远远不够了，而一定要有对于未来的理性规划。上次我就“文理分科”问题接受贵报访谈时，就曾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哪怕就一小步，也是需要远见的！”现在，我要再次重申这一主张，而且是针对更加宏大的课题。

　　记：这一点应当是可以得到认同的。

　　刘：如果能够就此取得共识，就让我们接着再思考一下：为什么自然科学家们能制定出2050年前的科学发展规划图，并且得到国家的批准，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就不能同样制订出2050年前的社会发展路线图？比如，既然自然科学家们能够作出承诺，中国人到2030年可以登上月球，到2050年可以登上火星，我们的社会科学家们，为什么就不能对那两个整数年份，作出相应的承诺？尽管这样的路线图，难免会有一点空洞，甚至难免会有一点空想，而且它将来随着时局的推移，也一定会不断地调整修正，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明确的规划，可以在我们面对大国vs小国的种种对比时，以对于未来的慷慨承诺，来填补和缓解那些尖锐的悬念。

　　进一步说，所谓“预支未来”的奥妙，不仅意味着对“未来”的筹划，而且意味着为当下的“预支”。也就是说，它可以用平滑推进改革的缓进技巧，把未来的前景巧妙地“预支”给现在，并使之为其所用。这种对于未来的庄重承诺，只要能够缓解尖锐的悬念，自会使原本有可能激化的社会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缓和，而且，随着阶段性目标的日益临近，它也的确会被逐渐地化解。由此一来，社会氛围自会变得一天天祥和起来。

　　同样的道理，这种“预支未来”的发展路线图，也会使中国与世界的艰难接轨，变得平缓简易许多。到底中国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大国？这是全世界都在焦虑的问题。而一旦中国自己，以发展路线图的形式，给出了让人放心的答案，自当大大释放国际社会的心结，缓解他们对于不确定前景的疑虑。可以想象，这样一种主动的澄清，也将使我国在今后的国际交往中，获得更大的主动性和感召力，从而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摩擦与损失。

　　本报记者 徐百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