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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4日 来源:新华网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
2月3日,是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2月2日,老舍先生的儿子,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现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舒乙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虽然外界一直称父亲老舍为“人民的艺术家”,但父亲却从不称自己为“作家”,而是“写家”。而在西安,老舍先生还曾假扮法官“采访”过大骗子李万铭。
●老舍的写作
解放前是小说家,解放后是话剧家
谈到老舍先生的写作,舒乙认为,父亲的写作应该分两个阶段来看,在解放前,他是小说家;解放后,他是个话剧家。
“父亲很爱国。说他是小说家,是因为他那些被人们所耳熟能详的大量小说,比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都是解放前写的。”舒乙说道。在19世纪20年代,老舍也创作过《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等等带有狄更斯式写作技巧的作品,也写过一些幽默嬉笑的作品,如《猫城记》等。1930年,老舍从英国回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作品的格调开始变得沉重起来,他的长篇代表作《骆驼祥子》就写于那个时候。而《四世同堂》也是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说父亲在解放后是个话剧家,是因为比如《茶馆》、《龙须沟》等话剧已经成为了广为传诵的经典。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也创作了很多话剧。”舒乙告诉记者,抗日战争期间,已经没有几个人会去看小说了,而木刻、歌咏以及话剧成了发动群众参加抗日的最好宣传手段。“期间,父亲共写了9本很红的剧本。但是由于时代特点太过明显,局限性也强,最终这些话剧都没流传下来。”
在舒乙看来,真正奠定老舍话剧家基础的应该是写于1950年的《龙须沟》,而《茶馆》则是把老舍话剧写作推向了巅峰。舒乙透露,当时《龙须沟》上演之后,周恩来很重视,特意安排工作人员在《光明日报》上写文章,提出向老舍学习。周恩来认为,一个新的政权需要巩固,就要让群众明白新政权是干嘛的。而《龙须沟》让群众看完之后,不用看社论,不用参加报告会,就知道我们的新政权就是为人民服务的。1951年,在周恩来的推荐下,毛主席也看了《龙须沟》,并给予了好评。
舒乙还透露,老舍先生还是当时作家中唯一一个搞曲艺的人,创作出了许多诸如相声、河北梆子、大鼓、单弦等曲艺作品。
●老舍的性情
为人特别谦虚,对自己的才能自信
“父亲为人特别谦虚,总说自己不是作家,而是一个‘写家’。”舒乙告诉记者,老舍先生每写完一篇作品,总要写一篇附记,剖析自己是怎样写这本书的,书里的角色又是怎么设立的等等。“他写附记,就是在检讨自己的缺点。在我们看来,他有些书已经写得很完美了,但他却一直认为不够好。他还曾告诉过我,写作对他而言就是一个职业,一个吃饱饭的手段,一个活儿,就像木匠、车夫一样,只是术有专攻而已。所以,他从不称自己是作家,而称自己是‘写家’。”
在舒乙眼里,老舍先生还是一个很自信的人:“父亲很认可自己的才能,认为自己是把很强的笔杆子,能够做成很多事。”但现实生活中,父亲却非常谦虚,因为他觉得有足够本事的人没必要处处显摆。
●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
1968年诺奖评选,老舍得票第一
坊间曾传言,老舍先生曾距诺贝尔文学奖仅一步之遥。“不是传言,是真的。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父亲得票排第一。后由于种种原因,该奖授予了日本的川端康成。”舒乙向记者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事件内幕。
舒乙认为,中国作为文学大国,却屡屡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除了政治偏见等原因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和老舍先生同辈作家的作品鲜有被翻译成外文的。而由于老舍先生曾出过国,他的作品有多种译文,甚至连瑞典文都有。由于老舍先生的文学水准确实很好,1968年,老舍先生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并在最终的5个候选人投票中,获得了最多票。“按规定,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就该是我父亲,但在1968年,‘文革’已经进入高峰期,瑞典就派驻华大使去寻访老舍下落,一直没有得到准确音信,就断定老舍已经去世(老舍确于1966年8月24日去世)。由于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东方人。结果日本的川端康成就获奖了。”
舒乙告诉记者,已故作家萧乾曾携夫人文洁若到瑞典证实过,老舍在评选中确实得票排第一。文洁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有所记录。而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转颁给川端康成,则是日本老舍研究会前会长藤井荣三郎教授透露的。1978年,藤井荣三郎来北京找到舒乙,告诉他,日本驻瑞典大使馆的官员曾表示,原本获奖者是老舍先生,可是因为老舍本人已经去世,于是该奖授予了川端康成。
●老舍与西安
扮法官访骗子,写出《西望长安》
得知记者是西安的,舒乙还向记者透露了老舍在西安的一件趣事:“1955年,父亲曾从北京赶到西安,假扮法官探访了当时制造了号称‘政治第一案’的李万铭。”
李万铭是陕西安康人,曾经做过国民党的小军官,解放前夕逃到南京。在1949年到1955年的几年里,李万铭采用私刻公章、编造履历、证件、伪造高级领导的“电报”和“亲笔信”等手段,冒充老红军、志愿军战斗英雄和模范党员,混进了国家机关,窃据了重要的职位。案发前,他是中央林业部的行政处长,最后为了骗取更高的位置在西安被识破。1955年7月,公安部长罗瑞卿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倡议,希望中国也有个果戈里,也写一部中国的《钦差大臣》,对一些部门存在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作风进行讽刺。
“在大家都在猜测,谁敢当‘果戈里’时,父亲就站了出来,并以此案为背景,创作了话剧《西望长安》。”舒乙告诉记者,其实,当时家人、朋友都不是很赞同他出这个头,毕竟很敏感,而且当时的文艺作品都是以歌颂题材为主,很少有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作品。但老舍先生还是克服了重重阻力,孤身一人远赴西安,并假扮成提审员审起了李万铭。“父亲话剧写得好,演戏却很差。事后,李万铭曾表示,他一眼就看出父亲不是真的法官,因为扮得太不像了。”
“父亲一直认为戏剧应当具有多样性,外国戏剧一贯如此,中国的地方戏曲也是一贯如此。戏剧不能完全是一路货,他提倡写讽刺剧、写悲剧。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父亲从李万铭口中得知了很多骗人的细节。这些一手采访得来的细节,使得《西望长安》写得生动真实,其中的幽默与讽刺体现了他一贯的文体风格。”舒乙说,“不过可惜的是,大家都去关注《茶馆》和《龙须沟》了,导致《西望长安》上演不多。”
舒乙还回忆说,作为文艺界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老舍先生还多次来到西安和延安参加慰问演出,在其长诗《箭北篇》内也多次提到延安和长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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