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顾汉现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1965年8月9日，照顾200万人民生计的重担突然落在李光耀肩上，困难重重，前途茫茫，他怎样为新加坡开辟一条生路呢？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样盖房子，怎样修理引擎，都有专著教导。但是，还从来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的。 今天，新加坡已成为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和安全的全球化国家，李光耀忆述往事，把毕生治国、发展经济和建设国防的切身体会，浓缩到几百页的回忆录，读者必能从中得到启发。 40年来遍访世界各国，李光耀跟当代世界政坛风云人物有广泛的接触，共同探讨国际与区域局势。回忆录中，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对他们作了生动的描述。

作者简介
李光耀：新加坡华人，为新加坡首任总理、曾任国务资政以及内阁资政。为新加坡的独立及崛起做出卓越贡献，被誉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不仅是新加坡的开国元老之一，也是现今新加坡政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出版时间:2001-01-01 |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 市场价:￥29.00
《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目录
经济腾飞路
·目录        ·争取跨国公司
·政府扮演的角色        ·我为“保姆之邦”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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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

争取跨国公司
作者：李光耀　　 出版社：外文出版社　 和讯读书

　　1968年秋天，我拟订了丧失英军开支后的对策，就到哈佛去度一个短期的进修假了。

　　我出任总理已有九年，该充一充电了——找些新点子，好好思考未来要走的路。肯尼迪政府学院颁发荣誉院士的名衔给我，还安排了早、午、晚餐的饭局和一系列讲座，让我和一大群有来头的学者见面。在交流中，这些学者提出许多独到而有趣的见解。从书本里，从跟雷·弗农教授等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的谈话中，我汲取了许多关于美国社会和经济的知识。弗农让我了解到科技、工业和市场的性质如何不断改变，成本，尤其是劳工密集工业的工资又如何决定利润，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

　　弗农使我摈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原先以为工业是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靠又廉价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

　　早在1967年10月，我第一次到美国进行官方访问时，曾经在芝加哥的一个午餐会上，向50名商人详述了新加坡如何从1819年一个仅有120人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200万人口的大都市。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新加坡奉行以下的哲学：我们所提供的货物和服务要“比任何人都便宜，质量也更好，否则便死路一条”。他们反应良好，因为我不是伸手向他们求援——他们对新兴独立国的领袖伸手求助，早已习以为常。我注意到，我这种“不靠讨饭钵”的作风博得他们的好感。

　　1968年11月，我到纽约经济俱乐部向大约八百名企业高级决策人员发表演说。我采取冷静务实的态度，分析新加坡的问题和本地区的危险，尤其是越南战争，这种基调博得了听众的良好反应。我尽力用务实而乐观的口吻结束演讲，描绘出严峻局面中的一线希望。他们提出难以答复的问题，我一一坦诚直接地回答了。有几个执行官过后写信向我祝贺。那一晚之后，经济发展局驻纽约的代表曾振木发现，要会见美国企业界数一数二的执行官，比以往容易多了。日后每逢我访问美国，他都会安排我同20到50名执行官会面，通常是在午餐或晚餐前喝上一两杯，进餐时在主桌跟重量级的公司总裁交谈，然后演说20分钟，随后是答问。

　　曾振木向我解释，大部分美国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没有时间到新加坡走一趟，但是在决定前来设厂之前，总希望见见这里的负责人，加以评估。

　　那年12月，我会见了远东美国理事会的一批人。原定只有100人准备出席，经过经济俱乐部那一夜，话传开去，说聆听我演讲是很值得的，出席人数结果增加到200人。我在写给内阁的一张便条里抱怨说：“一面进餐一面谈话，又要保留气力，不敢大吃大喝，以免不够机警敏锐，那是相当吃力的事。这是为吸引美国投资而付出的部分代价。”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60年代台湾人和香港人到新加坡设厂，带来了低科技工业，如纺织厂和玩具厂等等，它们属于劳工密集的工厂，但是规模不大。美国跨国公司到这里来设立的是高科技的工厂，规模大，能制造许多就业机会。

　　发展经济学学者当时普遍地把跨国公司看成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这类“依赖学派”经济学家的论点是，跨国公司延续殖民主义的剥削方式：发展中国家把原料卖给先进国家，反过来向它购买消费品；跨国公司支配科技和消费者的选择，勾结所在国政府一起剥削和压制人民。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我却没有产生共鸣——我们有实实在在的问题要解决，不能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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