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的幽灵部队：志愿军成功的战役欺骗和伪装

小徐614

   1950年10月底，中共军队幽灵般地出现在北朝鲜边境地区，并在11月份发起攻势行动，令措手不及的联合国军大吃一惊，而这绝对是灾难性的情报失误。1950年中朝边境中美军队的仓促遭遇完全改变了朝鲜战争的进程，甚至直到今天仍深刻地影响着我们。令人不解的是，拥有极强情报搜集能力的美军为何会对中国军队的神秘出现表现得如此迟钝呢？

    美军情报来源问题多多

    在美军前沿师及师以下战术单位，情报来源主要依赖于火线部队和巡逻分队的报告、对战俘的审问、侦察飞机的目视与航拍照片以及偶尔缴获的敌军文件资料等，这些第一手情报是战术指挥官判断情况的重要依据，但所定的密级却不高，一般都是机密以下。此外，在朝鲜东北部，当地人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信息，但并未得到高层的充分信任。

    由于二战结束后军队的大规模精减整编，当时美军战术部队缺乏必要的情报团队，也严重妨碍了情报的搜集工作。例如，对战俘的审讯通常是一种较可信的情报来源，却由于军中缺乏足够的翻译人员而大打折扣，审讯工作只能通过口译人员转述，而这些少得可怜的通晓中国普通话的翻译人员，又对中共军队的组织编制和军用术语知之甚少，导致这项情报收集工作更加低效。

    而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团，特别是远东司令部的其它情报来源则密级较高，保密工作也更严格。例如中情局定期发布的机密级的情报备忘录和国家情报评估，以及绝密级的汇集各种情报的情况摘要。绝密级情报则只报知给麦克阿瑟将军的情报首脑查尔斯·威洛比少将。

    战区级的情报来源还包括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军、美国驻香港领事及其它外交与谍报机构提供的情报。台湾方面的情报由美国驻台北武官直接呈送远东司令部，但并没有得到重视。威洛比将军的侍从官詹姆斯·波尔克就曾说过：“没人在意台北说了些什么，他们的说辞总是充满了偏见和利己的动机。”共产党接管大陆后，尽管国民党在大陆仍有一些潜伏的特工，但美国在华的秘密情报机构却遭受了重创。在朝鲜，威洛比将军于1949年夏天设立了朝鲜情报联络处，负责向北朝鲜政府、军队和工业部门进行渗透。该机构的特工偶尔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但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建树，例如他们未能警示金日成政府在1950年6月的主动出击，对10～11月份中国的出兵举动也一无所知。

    远东司令部也有自己的战区、战术情报搜集工作，威洛比将军领导着它的情报团队，他们定期刊出日常情报简报，供远东部队高级指挥官调阅。该团队的前身是二战末期美国海军的海外调查组，他们由密尔顿·E·米勒海军少将组建，原本是为协助美海军陆战队在中国大陆（辽东半岛）的登陆计划，主要搜索中国东北当地地形、自然条件和工业能力等情报；二战结束后，海军海外调查组主要以美国驻奉天（今沈阳）领事馆为基地展开活动。

    技术情报的偏差

    与各种人力情报资源相比，麦克阿瑟更重视甚至是迷信技术侦察手段，特别是航空侦察情报，他相信通过航空侦察手段可清楚地掌握中国大规模干涉的企图。1950年11月17日，当中国已大规模向朝鲜派遣军队后，麦克阿瑟在会见美国驻朝鲜大使时还认为，越过边境的中共军队最多只有2.5～3万人，他坚信中共利用完全隐蔽的手段不可能派出更多的军队，因为只要他们公开调动，就会被空军的侦察机发现。他并未意识到，此时距1945年已过了5年之久，二战结束后军费和部队的大规模削减已使远东空军的空中侦察能力大打折扣。当时除了少量的蚊式AT-6型侦察机外，入朝参战的空军第五军根本不具备照像侦察能力；仅有的三个航拍侦察中队又将注意力集中在鸭绿江沿岸附近，而对夜间过江、已深入朝鲜边境纵深的志愿军毫无察觉，加之空中侦察机组把重点放在适合部队大规模机动的交通干线附近，更是对习惯于在小路和山间行进的中共军队束手无策。制约航空侦察作用发挥的另一个因素是军中缺乏足够的航空照片判读员，这一状况直到战争中后期才得到缓解。当美军与中共军队在10月底、11月初初次遭遇，其攻势被显著遏制后，麦克阿瑟才意识到他一直非常信赖的航空侦察出现了偏差，等到11月21日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对第8集团军和第10军团之间地域加强航空侦察时，为时已晚，中共军队已隐蔽进入攻击发起地域，很快美军就由初次遭遇的惊恐和震憾转变成灾难性的溃退。




    毫无疑问，对于远东司令部乃至华盛顿而言，最重要的情报来源仍是截获的无线电子情报，这项情报收集、破译工作由陆军保密局设在远东的监听站以及三军保密局（即后来的国家安全局）。近期国家安全局解密了一批朝鲜战争时期的文件，令人吃惊的是，与二战期间美军卓有成效的技术情报工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的侦听团队在朝鲜战争中少有建树，不仅情报数量少得可怜，内容也支离破碎、缺乏连贯性。　

    朝鲜战争初期，电子侦察部队的境况与航空侦察部队差不多，二战后被大量裁撤，远东仅有的一些侦听分队都留在陆军编制内，不仅远东如此，整个太平洋战区的侦听力量也被大大削弱。而且，仅有的侦听力量也被集中于侦察中共政府的活动和当时菲律宾爆发的叛乱。

    最初，信号情报部队只是破译中共军队的密码、获取文本信息；后来随着侦察力量的加强，对敌技术情报的分析工作也开展起来，比如通信量的分析。事实上，在近代很多战争中，通信量分析时常发挥着重要作用。通信量是指部队使用无线通信的频度，在实施无线电静默的战斗前夕，突然骤增的无线通信往往意味着进攻的发起。美军在二战期间非常重视通信量分析。特别是朝鲜地形多山地，部队联系、战斗协同常靠无线电通信，但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军未能有效地开展此项工作，直至1952年才走上正轨；到1952年后，美军的侦听部队已能从中共军队的通信量分析中获取大量有价值的战术情报，比如各级作战命令。

    陆军保密局在对华的情报侦听工作中遭遇的另一个难题是缺乏足够的听译翻译，而中国各省方言的繁复也使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美国本土的华裔大多出生于中国南方，其南方口音与志愿军内部普遍使用的普通话完全不同。为满足这一需要，远东司令部从败逃到台湾岛的中国人中雇佣了一批通晓北方普通话的平民为陆军保密局工作，经过简单培训后使其了解中共军队的军事组织和制度，这才缓解了矛盾。

    虽然美军为解决情报获取问题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失误仍在所难免，对中朝军队文本情报的判读就出现过重大失误。战争初期，在判断入朝中共军队的统帅人选时，美军根据一份来自上海的通信情报曾认为是林彪将军，但实际上林彪称病婉拒了领兵入朝作战的机会，最终彭德怀将军担负了该职。然而，直至战争结束，美军情报机构仍坚持这一判断，以至于后来很多以美军情报为第一手材料的西方历学家仍将林彪列为中国志愿军统帅。另一例重大失误也发生在中国参战前，9月底时任中共外交部长的周恩来通用中立国外交渠道向美国政府表明了中共的态度，即如果联合国军队越过38度线，中国将不得不出兵干涉。该信息通过第三国转达给了华盛顿，但华盛顿并没有意识到它所蕴含的军事意义。其实早在7月间，对中国境内、特别是东北全境的通讯流量分析已表明，中共第4野战军若干部队已开始向东北地区集结，到9、10月份，美军的侦听情报分析认为这些部队仍在向中朝边境集结。正如下文所述，这一结论相当敷衍，只能算部分正确，实际上最终完全误导了美军。

    对中共入朝兵力的误判

    根据美国解密档案，远东司令部在志愿军入朝前的日常情报简报中认为，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实力正逐渐得到加强，其中部分部队部署在鸭绿江附近。9月21日，情报记载已确认部署了9个军35个师，另有8个军24个师可能部署于东北地区；至10月5日，简报声称确认了9个军38个师，另有8个军24个师可能部署；至10月24日，已确认11个军共44个师，另有6个军18个师可能部署。

    到1950年10月初，华盛顿的情报官员们置先前警告中共即将大规模干涉朝鲜的正确情报于不故，开始重新解读获取的侦听情报，各情报机构的判断也出现了分歧。中情局的分析人员将侦听情报中所涉及任一级部队的番号，哪怕只是一个团，都倾向性地认为是整个军；而军事情报机构的分析人员则将大量频繁出现的部队番号看作是部队重新部署而造成的表象。10月4日，陆军情报机构的评估认为，尽管不能完全低估中国入朝干涉的可能性，但也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这种干涉已是迫在眉睫。10月5日，由中情局主导的一个情报监察委员会则大胆地声称，即便中国已在边境地区完成大规模兵力集结，也不太可能敢真的入朝参战。该委员会认为，北京声援朝鲜的宣传活动已有所收敛，北京领导人可能害怕干涉行动会招致美国空军的大规模报复性空袭。




    应总统杜鲁门的要求，中情局在10月12日提交的一份评估中声称：“尽管中共大规模干涉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综合各方面因素考虑，除非苏联决意要发动全球性战争，否则中国不太可能在1950年进行大规模干涉。目前阶段，中国的干涉行动恐怕只限于对北朝鲜不断提供秘密支援。”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一个理由是：“从军事角度来看，中国入朝干涉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 　

    1950年10月24日，麦克阿瑟仍做着感恩节前让小伙子们回家过节的美梦，他命令前线部队向鸭绿江全速推进。第二天，沿清川向前突进的第8集团军和向长津湖进军的南朝鲜军队，与志愿军先头部队遭遇。在此后的两周内，广泛分散在朝鲜西部的联合国军队，由于后勤补给不足，很快被赶回了其在清川江沿线的桥头堡。

    其实早在10月20日夜，志愿军的3个军已开始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每个军辖三个师约3.5万人，总计约10余万人。入朝前这3个军的部署和番号也经过了调整，第38军摇身一变为第54作战群，第39军成了第55作战群，第40军则变成了第56作战群，各军所属的三个师也都改称为第1、第2和第3营。在后续作战行动中，一些被俘中国士兵的口供亦因入朝部队番号的变动而令美军情报官迷惑不解。尽管对混乱的供述存在着疑问，但在以后的三周内，威洛比将军和第8集团军情报负责人塔肯顿仍坚持认为中共入朝部队只是若干作战群，致使美军严重低估了中国入朝部队的实力。

    至11月7日，战局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志愿军突然中断了进展顺利的攻势行动，令人无法捉摸地开始后撤至边境地区的群山中。第2天，国防调查局对中共入朝兵力进行了评估，认为在朝鲜西部作战的第54、55和56作战群为师级规模，每个作战群约9千人；在朝鲜东北部作战的是第124师，约6700人，中共入朝作战的总兵力约3.37万人。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东北集结了大规模军队，却只派遣如此少的部队入朝？显然，这是一种主观臆断的推论。

    　当志愿军突然后撤后，美国各情报机构对志愿军的“缺乏进取”也感到非常疑惑。一些情报官员原来就认为部署在中国东北的只是从各个军抽调的部队，如今他们仍用这样的思路推测中国在第一阶段进攻行动中的参战兵力。中情局主导的情报监察委员会认为，中国只是从三个军所属各师中零星抽调了若干小部队遂行了这次进攻行动。该委员会推断，中国只是在虚张声势，意在制造这样的假象：中国不仅组建了志愿军，而且兵力比实际投入的要大得多。而事实正相反，中国人成功地达成了他们的目标，将一支大规模的入朝部队虚构成了一支小部队。

    中情局更相信，尽管中国在东北集结的大规模部队有能力阻止联合国军的进攻，或迫使其撤往更靠近南方的防御阵地，但其第一阶段的攻势行动只是想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和维持北朝鲜政权的生存。中情局在11月24日的一份评估中认为，中国将同时维持中朝联军在北朝鲜的作战行动，保持或增强在东北地区的兵力，企图通过恫吓和外交手段迫使联合国军撤出朝鲜。这份评估虽比较接近现实，但仍是忽视了中国动用东北地区军队的现实可能性。

    威洛比将军则仍坚持错误的判断，认为与联合国军遭遇的只是象征性的志愿军小规模前锋部队，其任务就是阻击联合国军的推进，而后续部队可能仍在渡江入朝。到11月25日，第8集团军重新发动攻势后，威洛比将军估计此时志愿军入朝兵力约12个师，人数约46693到70935人，另外还有重新整编后的北朝鲜军队约82779人。

    而真实情况是，第8集团军当面之敌有6个军计8个师，总兵力达22～24万人；而在东线，美军并未察觉中共已增调了第9兵团的3个军计12个师，共15万人，使其得以从容不迫地对第1陆战师和第10军团残留部队发起突击。当夜，志愿军对第8集团军展开全力进攻；两天后，志愿军又在长津地区开始全面反攻。

    联合国军恢复攻势的一个假设前提是，中国虽在东北部署了大规模军队，但当时入朝参战的部队只是极少部分；如果中国准备大规模增援朝鲜，必定会被为美军所察知；而且，这样大规模调动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联合国军可以从容调整部署。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11月份志愿军的第二次攻势规模之大，投入兵力之多，令美军前线部队、东京远东司令部乃至华盛顿都大惊失色，也就丝毫不足为奇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威洛比将军、陆军情报机构和中情局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国部署在东北的其余部队正源源不断地涌入朝鲜。麦克阿瑟向参联会报告称，联合国军已身心俱疲，除非立即向远东大规模增援，否则联合国军将不得不持续撤退，最终可能会重回釜山构筑滩头防御圈--如果不立即对中国本土实施大规模空袭，联合国军必将被赶出朝鲜。

    12月6日志愿军的第二次攻势明朗后，威洛比将军对敌军兵力的估计较其11月25日的判断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认为在朝鲜的中朝军队共有约43万人；另有8个军24个师，总计20.4万人的兵力作为预备队部署在中朝边境；此外还有至少2个军部署在远离边境的中国东北境内。　

　联合国军展开激战，另有55万人可提供保障支援，预计还有20万人不久也会加入增援队伍。以上数据意味着共有约100万中共部队与联合国军对垒，这还不包括16万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东北37万民兵预备役人员。鉴于急剧恶化的战场态势和中国几近源源不断的兵力投入，联合国军开始制定撤离朝鲜的计划。

    志愿军的战役欺骗和伪装

    中国人的战役欺骗也成功迷惑了美军。毕竟中共在加入朝鲜战局之前已连续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战争，他的那支数量庞大、但装备落后的农民军队早已习惯了艰苦的行军和不厌其烦的伪装。按美国的标准，其装备和素质只及一战时期的水平，没有卡车、没有炮兵、更没有飞机和装甲车。即便如此，志愿军仍以自己的方式来弥补差距和不足，这种方式带有典型的中国特征，即广泛实施大规模伪装和欺骗，以此来麻痹联合国部队。战争初期，伪装的目标就是要使部队规模尽可能地变小，而在进攻发起后又使部队规模看上去尽可能地大。

    伪装、欺骗的要旨就是充分利用美军先进技术的负面影响，比如美军电子侦察能力极强，志愿军就用大量假电台和无线电收发设备营造大规模部队的假象，故意让美军侦察到数量、种类繁多的部队番号、作战信息，以误导美军的作战部署。中共军队早在1941年对日作战期间就已开始熟练使用这套欺敌战法，当年聂荣臻元帅在中国北方的五台山地区领导对日作战时，就充分利用无线电欺骗拥有侦听设备的日军。因此，威洛比将军之所以对中国的大部队仍滞留东北的判断深信不疑，极可能就是中国的电子欺骗手段使然。

    战后再检视当初中共对大规模行军的组织，其夜间行军和严格的灯火管制措施，完全达到了神奇的效果。他们在几夜之内、在美军侦察飞机的眼皮下不动声色地在东线部署了22万人，在西线部署了15万人。为了能够长时间隐蔽行军，他们舍弃了重装备和部分给养，在攻 击发起前又总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位置和意图。这绝对是一种非凡的意志和能力。

    令美军误以为中国入朝军队规模不大的原因还有志愿军在11月6日的神秘后撤，当时第8集团军的前线部队眼看着原来与他们接触的志愿军分成几路纵队快速撤往山区；在通往长津的公路上，第124师的官兵也在后撤。在华盛顿，时任参联会主席的布雷德利将军则认为中国适度地进行了干涉，当中国人明白与美军这样的强敌对抗要遭受重大损失和伤亡后，他们失去了继续作战的动力，因而出现了后撤的情况。可惜的是，美军的将军们还沉醉在与德、日等正规敌人的作战规则之中，他们没有研究中共军队以往的历史和作战习惯，没能看出来这是中共典型的游击战术，是在引诱美军继续向前推进。当布雷德利和麦克阿瑟仍将志愿军的后撤视作实力不济时，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却在告诫他的军官们：“放长线才能钓大鱼！”

    除了在军事上努力营造氛围外，中国人也在外交上积极配合。在志愿军第一次出现在朝鲜并打乱了联合国军的进攻计划后，联合国通过决议敦促中国尽快从朝鲜撤军，而中国也被邀请参与即将在纽约进行的联合国辩论。中国人拒绝了邀请，但接受了先前就台海问题的辩论，即指责美国侵略了台湾。代表团于11月15日起程，起程前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向美国的外交同行表示，代表团已得到了讨论朝鲜问题的授权。这枚外交烟幕弹使紧张的局势得以缓和，使人们重新看到了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希望；然而，中国代表团却用了近4天的时间，也就是到19号才抵达纽约，此时，中国的作战部署已完成并开始了第二阶段进攻。而在联大讲台上，中国代表团则谴责了联合国军在朝鲜的军事干涉。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中国政府有意让代表团在到达前就发动进攻，但时间上的巧合却使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外交误导，甚至就是欺骗诱敌计划的一部分。

    真相令人大跌眼镜

    根据中美方面解密的史料，10月下旬入朝的志愿军只有6个军参加了对联合国军的第一次攻势战役，其中2个军并未被美军发现；随后这6个军和陆续入朝的另外3个军共约37万人，又展开了11月底对联合国军的第二次攻势战役。

    与美军在第二次攻势行动中崩溃后夸大志愿军的规模不同，入朝的上述9个军此后都没得到更多的增援，只经过小规模的整补，直到1951年3月才有另外6个军入朝增援，其中3个军当年10月份被美军确认，另外3个军则根本没有出现在美军的敌情简报中。至1952年8月，另有3个未经确认的军也出现在联合国军当面。而1950年10月间美军情报所认定的部署在东北的8个军、计20万人从未出现在朝鲜。在12月9日美军情报简报中所认定的4个军中，第25、30军从未出现在朝鲜，第24、37军则在更晚时候才出现在朝鲜。这样一来，至少在战争初期，志愿军的12个军并不存在。而这12个军正是美军心中的幽灵部队，成了加重美军心理恐惧的重要砝码。

    但美军的情报机构仍未从初期的混乱中清醒过来，到12月12日，志愿军第9兵团共3个军12个师被美军忽略，直至他们痛击骄傲的美军陆战一师时，美国人才意识到当面的是第9兵团部队。第9兵团司令宋时轮在战后说，由于仓促入朝，他的部队遭受了大量非战斗减员，以致于战役结束后立即需要补充6万名官兵。第8集团军在志愿军第二次攻势中遭遇的是志愿军第13兵团，该兵团所辖的6个军在战役中也遭受了重大损失，总计伤亡约6万人。第8集团军面对的只是18个装备极差、饥寒交迫又不断减员的作战师，总计不超过18万，他们从未与上百万志愿军鏖战，而造成这种假象的只是数十部无线电台。

    毫无疑问，中国非常了解美军对技术情报的巨大依赖，这给了中国人小心利用技术反侦察手段对付美军的绝佳机会。在第一阶段的攻势中，中国人采用欺骗性的编制单位，使其正规作战师在美军看来只是营级部队；在第二阶段则正好相反，他们成功地把6个军在美军眼中放大成了12个军。正如对中国装备落后、积贫积弱、不太可能参战的判断那样，狂妄自大的美国人也不会认为志愿军能够以这种聪明的方式来抵销掉美国的优势，打一场有上百万幽灵部队助阵的战争。也许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志愿军完美地再现了中国古老的战争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