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与张震寰将军

王兴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与张震寰将军
　　
　　 黄小励
　　
　　 2000年十月初我到纽约贾维茨会议中心观看“走近中国”的展览。离开时一位候在门口的白人姑娘递给我一张传单，低头一看，是有关法轮功的宣传，不禁语塞。抬眼望见姑娘一对期待赞赏的眼睛，直觉得偏见与无知并不止于中国。百般思绪涌上心头，话脱口而出：“谢谢。但我对法轮功没有兴趣。”顿时，那对眼睛露出惊讶与失望。显然，她定认为我麻木不仁。我却为西方囫囵吞枣一厢情愿的解释中国的事情，深感不安。 其实我与气功的渊源，当然比她要深得多；数来应还早过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林老师，梁士丰与郭林
　　
　　1974年，我正在省城大学外语系读书。当时每周都安排两节体育课，那个学期是学习长拳。我的父亲在郊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家中有好几本武术书籍，因此我对习拳颇感兴趣。但外语系的女学生，不免花拳绣腿。上课时，我不时望见有一精壮结实身材不高的先生，站在操场边看，唇边带笑，我於是心中生奇。终于一日在校园碰上他，我问了老师好后，便有意把话题引到学拳上。他当下走到操场上，打了长拳的头几招，真是虎虎生风。再闲聊，我知他姓林。他知我对拳术的兴趣，有父亲的影响，而他竟认识我的父亲。这时他望见我脚上缠有绷带，便问缘由。我说自己脚扭伤，消肿后落了个趾骨间腱鞘囊肿。医生没有良方，我也只是把那些跌打药裹在脚背上敷衍，看是否有好运气能痊愈。他听后便叫我解开绷带，我照办了，露出右脚背上半个鸡蛋大小的肿块，很有点难堪。想不到林老师竟蹲下身子，用手在那肿块上按摩起来。我感到酸麻胀，却不痛。操场上人来人往，我一下分神，林老师已然站起，说“好了，不用扎绷带了”。我低头一看，那个囊肿已消失了，而且再都没有出现。当时我非常惊奇，也对他非常敬佩。后来从父亲处得知，林老师出身武术世家，拳术与内功颇有造诣。这一奇遇大添我对传统武术气功的兴趣，不过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无法深研。到我1979年重返省城，到母校打听林老师的踪迹，却被告知他已去世；深感怅惘之下，对他身有功夫而不能长寿，亦为不解。 那年，广州市正时兴梁士丰的“自发五禽戏”。梁是广州体育学院的老师，受中国传统五禽戏的启发，编出这套简单易学的功法，在广州渐成热潮。外子的弟弟，与梁是中学同学，就热切的在家里推介起“自发五禽戏”来。我跟着小叔作了尝试，闭上眼睛，默念几句口诀，手指贴着肚脐绕圈，身子就摇晃起来。连着几日作“自发五禽戏”，竟然手舞足蹈，进一步还跳跃奔走。每次做功，都有些新变招，到收功后张开眼睛，对自己做功的放肆，惊奇之余，也有点难为情。 当时外子正患肝炎，药吃不少，总不见好。学做五禽戏，主要是为治病，可是效果也不大。此时气功热潮已一波一波涌来。接着闻名的是“郭林新气功”。郭林是北京画院的画家，武术世家出身。她自中年后疾病缠身，曾几次开刀，不得已重拾气功，创立这套功法，并收了不少第子，以病人为多。外子一股劲投身进去，天天习练。郭林说清晨空气最新鲜，有益吐纳；外子干脆凌晨三点起床到公园练功。我亦给他作伴，夫妻俩摸黑在河边树下走圈摆手，极为诚心。
　　
　　气功协会，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与张震寰将军
　　
　　出于练气功的热情，外子与几位朋友商议成立了“广东省气功协会”，他还当上了协会的秘书长，邀请了几位德高望重但已退居二线的前省市领导作协会会长。协会办起了“气功与科学”杂志，组织并赞助大学的教授做气功研究，组织会员到佛寺道庙拜访有为僧人道士，一时间更为气功推波助澜。 曾参与原子弹与氢弹研制，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震寰将军，在北京成立了“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钱学森也积极参与。八十年代初，张震寰将军亲自率团，带上后来非常出名的气功师严新等人，到日本访问，外子忝列其中，亦为成员之一。这个时候，李洪志，张宏堡这些人，根本闻所未闻。
　　
　　1985年夏，张震寰将军率领名声渐起的特异功能人士张宝胜到深圳，计划借给香港的富豪表演各种人体特异功能绝技之机，为全国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筹集经费，外子一直随行在侧。我的弟弟在省城的文艺杂志社工作，与张宝胜成了朋友。张一高兴，便会伸手抓身边人的衣服，说“我烧烧你”，手指沾处，便是烧焦的破洞。弟弟受害好几次，弄得不敢穿好衣服，还特意留了一件烧焦的给我看。 此时，广东省气功协会已成了全国最活跃的气功组织，并由于改革开放得风气之先，人们比较富裕，渐及注意养生保健。协会邀请严新来广州，他是四川省中医学校毕业的医师。严新来到我公公家，见我的侄女遗传了她母亲一双朝内弯的小指，便捉住她的左小指一会，放开后让她看，左小指比右小指直了不少，众人惊讶。严新还在其它场合显示他的功夫，一时声名雀起，请他验病看病的人与日俱增，根本无法应付。因应时势，协会为严新安排了几千人的讲演带功，开始了一种新的练功方法，后来便为各种各样自称为“气功大师”的人仿效。
　　
　　1986年，严新被邀请到香港。我借在香港当记者之便，与几位朋友在香港九龙的劳工子弟学校礼堂组织了当地首场讲演带功报告。没想到气功在香港竟也颇为闻名，三十港元一张的门票，卖完不止，还有数十人候在门外不走。香港的媒体对这场活动作了报导，以至严新后来再专门为讲演带功到香港两次，盛况依然。不过，媒体对活动中的听众反应及自发做功，产生了争议。 另一方面，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兴趣。如果说广东省气功协会发迹于推行功法与群众性练功，张震寰将军与他的同道，则专注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他们的努力，使科学界普遍兴起这项研究，好几所高等院校放宽学业标准，收取有特异功能的学生，往往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各地不时报告发现身有绝技的特别人士，而各地的科学技术协会，也或邀请或组织这些人到全国各地表演，多是“蒙眼识字” “药丸穿瓶” 之类。
　　
　　“气功师”与功法组织遍地开花
　　
　　几年下来，到八十年代末，中国已经发起了气功与人体特异功能的高烧。各种功法流派不断涌现，冒出了一大批“气功师”，人人自称有家传，有特异功能，练他的功法“到高层次”可练出“天眼通”，“天目通”，“天心通”；许多只有在小说故事上读到的本领，都被“气功师”包揽在身，无法不令凡夫俗子既佩服，又心生欲望。这使气功协会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建立，全国性的功法迅速漫延。如广东省气功协会在肇庆，汕头，韶关等省内地区成立了分会；智能功在许多省市设立了辅导站。如此又为许多人打开了一个出人头地，立名谋利的机会。练气功成了群众运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状况就很难避免。争权夺利的事件越来越多，连成立最早的广东省气功协会也未能悻免。 期间各地“气功师”纷纷到广东省气功协会联络开班教功，几乎每个月都有，有时甚至同时开了不同的功法班。也有的“气功师”到广东省气功协会设立的医疗站为人治病。气功治疗是立竿见影的把戏，不容易象办班那样收钱，因此学员学气功交的学费是主要的收入。几年气功，造就了不少“气功师”富翁。“气功师”纷至缈来，僧多粥少，学员开始有难以为继的迹象。而外子虽累经各地“气功师”指点传授，肝炎虽未恶化，但也没有痊愈。
　　
　　1989年我从香港返回广州工作。外子依然热衷于气功，家中常有来自省内或外省的“气功师”，还有要研究经费的教授，希望找“气功师”治病的朋友，以及报告协会下大大小小矛盾是非的人。此时我被检验出患多发性子宫肌瘤，在练功的热情与探究气功效用的好奇下，我决定不吃药不开刀，只练功，看肌瘤能否缩小以至消失。 我交费参加了几个不同的气功班，与其他学员一起习练。其中一个声称保证可练出看“内丹”功夫的功法班，学习结束时要检查每个学员看内丹的“天眼”。这种“检查”，由该位“气功师”较早期的第子站在被检验者五六步之外“发功”运出“内丹”，学员则闭眼用“天眼”看；一旦看出，还要讲出“内丹”是向左旋转还是向右旋转。我对这种检验很不以为然：谁鉴定检查者有内丹？要是学员说内丹是向左转，检查者说是向右转，怎么确定谁对谁错？我自练“五禽戏”始，练各种气功已有十年，扪心自问，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内丹，能不能运出内丹让人观看。蒙蒙夜色之中，我前边的学员竟已百分之百的看出“内丹”而毕业。其间有个别人说看不见，在“师兄师姐”的“帮助”下，亦“看”到了。轮到我了。我是深度近视，摘下眼镜，连对面的检查者都是朦朦胧胧，就别说什么“内丹”了。只好横下心来，权当练功一场吧。凭着十年的认真习练，我很快便入静，周围的喧嚣似乎消失了，前额朦朦的升起一层白雾，我知道自己进入了气功的境界。天眼在哪里？内丹在哪里？正寻思间，检查者已发问：看到内丹没有？我回答：没有。如果我前额那团白雾是“内丹”，那跟他这功法联不上关系；这是我练功常进入的境界。而且，那也只能是我的内丹，不会是检查者的。过了一会儿，检查者又问：看到内丹没有？我还是没有。接二连三问，我接二连三答没有。也许“省气功协会”“秘书长”的太太练他们的功法看不看得到“内丹”是件有影响的事，另一个“辈份”与“功力”更高的“师兄”走出来取代了前一个检查者。新检查者说：“认真盯着看”。我想着：用“天眼”是要“认真盯着“的吗？我怎么听说“特异功能”是在有意无意放松超脱间才来呢？再说，“看”哪里呢？内丹一般是在丹田，天眼据说在两眼之中。我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天眼”，怎么用“天眼”“看”他的“丹田”？权且集中意念于我的前额，“想”他的“丹田”吧，这是最接近的做法了。但我的前额依然是那团白雾。“看到内丹没有？”他再问。“没有。”不料他接着说道：“我都看到你的内丹了，白色的，乒乓球那么大，向左转。”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内丹，但肚子里有两个子宫肌瘤。“千穿万穿，狗屁不穿”，他显然在抬举我。到此时，我明白不管他看到什么，跟他分辨是内丹还是肌瘤是没有用的。这些“气功师”不是林老师，梁士丰，郭林一类，甚至不是严新，他们大多来自小城镇，甚至小乡村，缺乏学术讨论的兴趣。此外，我更明白他们非要让“省气功协会”“秘书长”的太太“看”到“内丹”不可。黑夜中，操场上亮起了几盏电灯，周边围起的人更多了。既然我对这种“检查”不以为然，何必跟自己，跟他们过不去？于是，再被问时，我便说看到了。“向左旋转还是向右旋转？”他又问。我迟疑了一下，胡绉道：“向右”。他没有说话，我过关了。 这次学功后，我对气功的兴趣大不如前。我不得不面对这些问题：那里出来这么一批有功夫的“气功师”？练气功可以到何种境界？这种局面是否是我们当初搞气功协会的初衷？
　　

王兴

人体特异功能研究会与张震寰将军2

　　练气功的另一面
　　
　　自我们搞起群众练气功以来，我就一直听到许多争议。这种争议，不是质疑气功健身祛病的作用，而是“气功师”自称的各种奇异功能，以及表现的在科学上的无知。一些练功者对其跟随的“气功师” 的盲信与狂热，也令人不安。 举个例子。严新在广州开第一场气功带功报告前，听中山大学物理系的教授说，有一种叫“宇宙线”的物质，还未被证实。他便说他的带功报告，可以产生许多奇异的东西，包括“宇宙线”；因此教授们可以设立装置，接收这种物质。物理系教授知道后啼笑皆非，向众人解释说，物理界连“宇宙线”的物理性质都没有搞清楚，诸如震动波长，运动轨迹等等，因此根本无法指出那一种东西是要接收的“宇宙线”。而太空中每时每刻都有无数现象发生，难道可以任意附会？理所当然，严新“带功报告接收‘宇宙线’”的狂想不了了之。严新也许感受当年张震寰将军带他出名之恩，对科学研究气功还有些兴趣；不少“气功师”根本对科学毫无理解。
　　
　　郭林在八十年代中期，她的功法逐渐普及的时候，病情恶化，不治而死。但她的一些第子，却说郭林鼻子中的血没有凝固，因此没有死，是灵魂暂时出窍而还会返生。因此他们围坐在郭林尸体周围，不让火葬郭林，说是为她护法守卫。如此骚扰数天，郭林终未再生。
　　
　　如果说郭林死得早，我对围绕她的死出现的现象仅是感到愕然；到八十年代末，群众性练功热潮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练功至“走火入魔”的事件；我认识的一些“气功师”的高足，已然是给人“发功治病”的“高手”，居然也在三十来岁的壮年，突然死亡；由此我对练气功的各种出格说法，开始颇有保留。而在气功界中，练功会出偏差，已是共识。可是自严新以降，出现了不少“邪门”的功法；而且越邪门越容易出名。象张香玉的功法仿如跳大神；张宏堡，李洪志的是大杂烩。一方面是一些有心人，如张震寰将军，钱学森等，执著地对人体功能作研究；另一方面是另一种“有心人”，利用这种热忱，谋一己私利。科学研究气功的事，一直都是混混沌沌。 当被誉为“原子弹氢弹之父”的邓嫁先病重，各种药物不起作用之时，征得邓的家属同意，有几位气功师被带到邓的床前，意图为邓减轻癌症的痛苦，同时亦作气功治病的研究实例。我曾读过这次试验的总结。报告称在气功师发功之后，邓确实显得安祥；但症状不稳定。最后则说邓的家属不大配合，气功师受到干扰，效果打折扣，气功师求去云云。尽管报告是由支持气功研究的人所撰，为气功治病效果不大作辩护的亦是老生常谈；我觉得那依然是一份基于实证的报告。也由于有这种科学上的认真，为气功治病打开大门。中国有好几位高级领导人，都尝试了外气治疗。不过，这种科学的实验，毕竟是太少了。 以广东省气功协会为例，尽管早有人提及要对“气功师”加以鉴定，对其功力加以考核，却一直未有实施。“气功师”说他可以教功，协会就让他办班；“气功师”说他可以发外气治病，就让他去诊所；全凭“气功师”本人说了算，省气功协会只管收取管理费。不难想象，气功界的素质与日俱下，所谓“气功大师”与日俱增的状况，肯定难以避免。
　　
　　越行越远
　　
　　九十年代初，我到美国深造，远离了我越来越不喜欢的气功界。期间有气功朋友到纽约，提出要我为他找病人作外气治疗，或者联系美国研究单位请他作气功研究；都被我婉言拒绝了。1993年夏，我回国探亲度假。外子依然是广东省气功协会的负责人，但我感觉到气功在国内已到强弩之末，协会也不如几年前活跃了。气功科学研究仍是没有突破；打着“气功师”招牌蒙混的人则更肆无忌惮。而我们这些当年鼓吹气功的人，面对要拆自己的台，有投鼠忌器的苦衷。 一日，家中到了一位从西南来的“气功师”，吹嘘其不仅有“天眼通”，“天目通”，还可以妙手回春，包医疑难杂症，直说得天花乱坠。恰巧外子有位工作同事，其女儿脊椎弯曲，已遍访名医，山穷水尽。绝望时有人建议他试试气功，便找到外子帮忙。于是便让这位神通广大的“气功师”为其女儿治疗。这位姑娘正读高中，妙龄少女，露出后背，却见脊椎已成S形。在座的气功界朋友，均感难过。这些朋友都受过大学教育，有的还是留学归来的美国博士。我们从草创广东省气功协会时便携手，见过形形色色的“气功师”。到此时大家虽对气功评价有异，却也认识到气功治病的局限;象我的子宫肌瘤，依旧在折腾我。不过这位“气功师”的作为，仍出众人意料之外。他让少女裸背俯卧，然后手成剑指，对着坦露的脊背指指划划，口中念念有辞，却是些“太上老君。。。。。五方神圣。。。。。急急如敕令”这类从“西游记”上搬来的口诀。胡闹一番后，竟还对着我家客厅的墙角、大门作驱邪的手势。这种行径，当然不可能医好任何病。众人是大失所望，我则还加了愤怒。这位“气功师”居然还敢叫省气功协会支持他在广州办气功学习班，给人治病，分明是江湖行骗。 到此，我对气功界不抱幻想。在目前的国情下，群众性的练功只会成为这类气功骗子的温床。我仍然练习站桩功，但不再参与气功的活动，与外子也分手了。
　　
　　近来得知，广东省气功协会当年也曾为李洪志的“法轮功”办过班，收入有六十万人民币。李洪志本人拿走了三十七万，远走美国，没有为此缴税；省气功协会不得不替他料理事后的麻烦。在诸如李洪志，张宏堡等人作为之后，一方面大陆政府收紧了以前对气功相当宽松的政策，另一方面大陆民众对与气功有联系的恶劣行为日益增多怨言日深，广东省气功协会处境越来越难，最后决定解散。 我经历过气功界诸种现象，对李洪志“法轮功”实是见怪不怪，毫无兴趣，更无好感。对“法轮功”信徒开口闭口“大法”，到处附会什么“预言”的行为，也视如江湖叫卖行骗。我意识到由于中国在不断变化，这些人兜售的货色与手法也在变化，倒也略带时代特点而已。
　　
　　张震寰将军在几年前去世，却令我常为感念。这位三十年代北京清华大学英语系的学生，“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晚年投注心力于人体功能研究，不仅乐与晚辈交往，还不吝作伯乐。他看到自己策划的气功与人体功能研究，生出象李洪志“法轮功”这种怪胎，不知有何感想？我有时也想起林老师，想起他唇边的微笑。他到死是一生淡泊，知道他的人没有几个。与张宏堡，李洪志这些自冠为“气功大师”的人相比，真是绝妙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