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处理自己的巨额稿酬的？

陈浩海

2012-3-26  
    “稿酬”或“稿费”古代称“润笔”，它何时出现，难以准确考证。但至少在我国6世纪的隋代就已存在。《隋书·郑译传》载：“上令内使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熲戏谓译曰：‘笔干（乾）。’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此后，就以“润笔”指请人作诗文书画的酬劳。“润格”，则指为人作诗文书画所定的报酬标准。

    那么，延安时期（1935—1947）有稿费吗？在人们的想象中，延安时期实行“战时共产主义”，主要是打仗和生产，解决生存和温饱问题，大概是只讲奉献，不计报酬。写稿子是革命工作，哪还有什么稿费？其实，这种猜想是不符合实际的。

    文献记载有稿酬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毛泽东、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致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毛泽东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国民党的造谣歪曲，毛泽东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毛泽东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毛泽东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捐助和共享成了稿酬主要用途

     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了《延安一月》。其中说：“假如他们（指作家）有作品（发表），所有的稿费和版税也都是私有的。”作者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各不相同。

    当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表，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毛泽东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毛泽东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毛泽东关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毛泽东“诉苦”。毛泽东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团购置设备。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样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毛泽东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1939年3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39年9月）;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939年9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1939年11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1941年8月）。

    毛泽东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瓜果、饭菜、新被子，都是用这些钱买的。朱德、任弼时等光临，毛泽东自愿做主婚人，喜庆热闹，黄有凤终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还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的“小气”，会受到人们的非议。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

    《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它说：“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另外，作家周立波、陈学昭、曾克，艺术家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而难忘的经历。（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