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曾国藩纠结在一起的何桂清:最终被弃市处死

步天涵谷

大名人又鲜为人知，似乎有些说不通，但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所以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有千古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一代代风流人物，有很多人在许多年后就被历史的江水冲刷得鲜为人知了。41岁就担任清代两江总督，一度比他的同时代人曾国藩还明亮得多的政坛明星何桂清，就是一位当年威名远扬，如今鲜为人知的大名人。

悟性很高的少年才子

何桂清(1816—1862年)，字丛山，号根云(一说字根云)，昆明人。自幼聪明勤奋，悟性很高。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辛卯恩科乡试，年仅15岁的何桂清就考中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殿试，19岁的何桂清又高中第二甲第四十九名进士，朝考之后选翰林院庶吉士。道光十六年(1836年)四月十九日散馆，何桂清被授职翰林院编修，可谓科举考试中很幸运的少年得志者。

说到何桂清的悟性，可以作以下分析：在明清两代，全国考中举人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考中进士的平均年龄为37岁。云南与江南、中原等地相比，科考相对落后，考中举人和进士的平均年龄，可能比全国的平均年龄略高。但何桂清却以低于全国平均年龄15岁和18岁就考中举人和进士，而且考中的名次还较高，这不能不说明何桂清是一个聪明、勤奋，且悟性很高的人。何桂清即使与同时代人、科举考试中的另一位幸运者和他未来的政敌曾国藩相比，在科举仕途上还略胜一筹：曾国藩(1811—1872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23岁考中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27岁考中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何桂清为乙未科殿试总名次的第五十二名，曾国藩为戊戍科殿试总名次的第一百二十七名，何的名次远高曾)；朝考后，曾国藩虽也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但散馆时授职是最低一等的翰林院检讨。

与曾国藩的矛盾

何桂清的官运颇为亨通。离开翰林院后，何桂清任过知县、江苏学政、户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会试，36岁的何桂清便担任主考官。这一科为朝廷选拔了不少能人，仅云南就有萧培元等人。咸丰四年(1854年)，年仅38岁的何桂清就被任命为浙江巡抚。

何桂清担任浙江巡抚，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一年前，即咸丰三年二月初十(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陷江南重镇南京，并在此建都，清朝的整个江南一片混乱，在江南一带的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主帅无能、军纪松弛，军饷缺乏、不堪一击。何桂清到任后，从各个方面鼎力支持江南大营，协调各部之间的关系，江南大营的面貌焕然一新。仅45天后，江南大营的清军便接连攻陷南京东南的溧水、句容，进而又乘胜围攻南京。次年，何桂清又调兵在浙西、皖南作战，并攻下皖南徽州(今歙县)、休宁、石城(今广阳)。咸丰六年(1856年)，在何桂清的运筹下，江南大营又攻下安徽东南部的太平(治今仙源)、祁门、宁国等地。对此，何桂清也颇为得意，他致书军机大臣彭蕴章以及京中好友：“弟在大营作用，都中所传，皆是事实”、“向来大营不与督抚通信，有之，自弟到任始。所以幕友、书办者皆以为奇，尤奇在事事会商办理。”、“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何桂清等书札》)。而此时的曾国藩，于咸丰二年(1852年)因母亲去世回家守制，不久便奉旨在湖南办团练。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并攻陷武昌。湘军因不属于清廷的正规军队，没有固定的军饷。清廷虽然命令各省协饷湘军，但各省的年岁有丰欠、军情有缓急，协饷往往迟解或不解。如曾国藩曾派人向何桂清借饷，何桂清就没有借给他。于是曾国藩便在江西、浙江等地就地筹饷，尽情搜刮。曾国藩因此与何桂清等地方督抚争权夺利，矛盾越来越大。

1855年2月，曾国藩的水陆两军大败于江西九江、湖口，曾国藩逃奔南昌。四月三日，太平军三克武昌。翌年春，石达开自武昌率军攻江西，略取八府五十余州县，湘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曾国藩在南昌坐守危城，清廷只好越来越倚重何桂清了。1857年春，两江总督怡良告病开缺，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等人，力荐干练的何桂清总督两江。同年五月，清廷任命何桂清为两江总督。鉴于湘军近期的战况不佳，清廷对曾国藩拥有一支人数众多的湘军也不太放心，而曾国藩本人又向清廷提出自己如果不担任地方督抚(此时的曾国藩还是一个名誉上在籍守制的官员，没有名正言顺的实际职务)，无法治军作战。清廷干脆于八月八日勒令曾国藩真正在籍守制，这就意味着清廷把剿灭太平天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到了两江总督何桂清和由绿营兵组成的江南大营身上。1858年，曾国藩东山再起，重掌湘军，可何桂清仍不把屡战屡败的曾国藩及其统率的湘军放在眼里。在何桂清看来，“江右误于涤生(曾国藩号涤生)之胆小，竟是坐观，一筹莫展。”(《何桂清等书札》)。以后，何桂清集团与曾国藩集团围绕着驰援浙江巡抚罗遵殿、李元度组织“安越军”、救援浙江巡抚王有龄等问题，展开各种激烈斗争，互相弹劾。何、曾两大集团之间的种种明争暗斗，说到底，都是为了争夺浙江、江苏两省的地盘和抢夺剿灭太平天国的首功。

有争议的结局

1860年5月，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又乘胜进围何桂清坐镇的常州。布政使薛焕、总理粮台查文经等人建议何桂清弃常州城而走，保存实力退驻苏州筹饷，以图再战。何桂清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弃城前往苏州，因江苏巡抚徐有壬“闭城不纳”，只好逃到上海。朝廷因何桂清弃城而走，将其革职，由曾国藩继任两江总督。

如何惩处何桂清，清廷最高统治者皇帝以及恭亲王奕訢，三朝元老、大学士、吏部尚书祁寯藻等重臣，都以“一品大员，用刑宜慎”为由，主张免何桂清一死。特别是主持审理此事的祁寯藻，坚持认为何桂清罪不至死。他甚至针对主张杀何桂清的一派人说：“国人皆曰可杀，臣亦国人，未敢谓其可杀。”但何桂清的政敌、此时因对太平天军作战连连得手而越来越走红的曾国藩，却坚持主张杀何桂清以谢国人。他说：“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

何桂清该不该被处死？虽然有截然不同的两派意见，但这两派意见都是基于何桂清有罪这一大前提下说的，分歧只是量刑轻重不同罢了。其实，若按现代人的思维来看，何桂清是否有罪，都应该分析、研究。因为军事策略比政治理念灵活得多，军事策略是能坚守就坚守、应该坚守就坚守，不能坚守或不应该坚守，就可以放弃。这就是说，真正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并不计较一时的军事得失和暂时的政治影响，更考虑长远的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因此，坚守城池而战死，落得人城两丢的结局，不一定就对；不能坚守、不该坚守，弃城而走，选择有利的地点和时机再战，也并非是错。然而，历史上更多的是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会认死理、冠冕堂皇说话之人。有的人虽然思想深邃、头脑灵活、见识深远，并不认死理，却又与当事人有矛盾和仇恨，因此面对像何桂清这样弃城而走的人，常常不能或不愿冷静、客观地分析，不管具体情势能不能坚守，该不该坚守，一味主张与城共存亡。若不如此，便是罪该万死。如驻守苏州的徐有壬听到何桂清弃常州城而走，忙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朝廷弹劾何桂清。当何桂清率众逃到苏州城下，想与他汇合共同抵御太平军时，他竟认死理“闭城不纳”。不久，太平军打到苏州城下，徐有壬也不能守住苏州城，只好跳水自尽。试想，如果徐有壬接纳了何桂清，两股力量共同坚守，太平军也许无法攻下苏州。即使苏州城仍被攻下，何桂清的职务比徐有壬高，丢城的主要责任当然是何而不是徐。因此，徐有壬救何桂清、帮何桂清，其实也是救他本人、帮他本人。如此利人、利己之事他不为，真可谓愚不可及了。至于曾国藩，他本是一个明白人，当然知道常州无法守，懂得胜败乃兵家常事的浅显道理(他本人就有屡战屡败的经历)，但他与何桂清积怨太深，为了扳倒何桂清，彻底铲除何桂清在江浙一带的势力并真正取代何桂清，老谋深算的曾国藩自然会挥舞起理学的杀手锏将何桂清置于死地。

同治元年(1862年)，何桂清被弃市处死。

昆明西山的遗笔

由于何桂清最终没能像曾国藩那样建立“大功”，而且以当时的眼光看，死得又的确不光彩，所以在云南的典籍中，介绍何桂清的资料几乎没有，其诗文流传下来的也很少，当年响当当的大名人，在他的家乡昆明早已鲜为人知。笔者多年悉心收集何桂清的资料，才对他有一些零星了解，除以上所述还有：何桂清在广东任知县时，曾著有《使粤吟》三卷，收其诗作100多首，云南省图书馆藏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刻本。道光末年，何桂清回昆明“在籍守礼”，曾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二月，与友人同游西山并住宿三清阁。他见三清阁的石洞工程艰巨而宏伟，便写有《重修三清阁石洞序》，至今仍镌刻在“老石室”的北壁，为十分珍贵的何桂清手迹。何桂清写序时，早就是正二品的高官了，但落款只写“邑人何桂清撰书”，可见他不是一个张狂的人。何桂清游三清阁时，还题写有“天临海境”四个大字，后被杨荫葵书写，镌刻在“达天阁”(龙门)的门额上，至今犹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