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连载：铁血强宋(8)

陈浩海

2012-02-07
宋代战争的特点

宋代（西元960——1279年）的战争处于火药时代的前夕，仍是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宋朝的火毬炮是最早的火药武器，南宋的火箭、突火枪、震天雷、掌心雷都已成型，但威力不大，要等到明朝才能成为主力武器。战争的主要因素是作战单元和指挥体系，我们先谈作战单元。

现代战争中评价一个作战单元的性能除了最基本的装甲系统外，主要是从三大系统:动力系统、火控系统、通信系统出发，现在一些飞机和舰船还有一个隐身性能。关于宋代战争，我们先谈谈装甲系统。

古代战争历来重视装甲，可能大家看古装战争片都对里面的盔甲印象非常深刻。古代的盔甲一般是用坚革或钢铁制成，皮甲的防御性能较差，主要用于防御远程弓箭，贴身肉搏几乎无用。铁甲可分为鳞甲和板甲，鳞甲相对灵活，生产成本较低，但防御力远不如板甲，而且有些鳞甲由几千片鳞片组成，十分沉重。宋军的步兵操典规定，步卒的装甲不能超过80斤，所以宋军的步甲一般都以此为标准，再加上攻具，将近百斤，十分沉重，所以宋军重步兵正面对抗能力很强，但机动能力很差。宋军的这种笨重装备自然是有原因的，他所面对的几个对手都拥有历史上非常经典的重甲骑兵:辽帝国的铁林军、夏帝国的铁鹞子、金帝国的铁浮屠。都是人马均被重甲，可以冒着宋军箭雨正面冲锋的坦克装甲部队。尤其是夏帝国的铁鹞子，采用西域马种和阿拉伯锻造技术，骑士被锁在马上，虽死不堕，只要马还能动就可以在战场行继续往来冲突，简直让人想到了不死族的死亡骑士阿尔萨斯！而数千名死亡骑士同时列阵冲锋，将是多么壮观的场景？比起汉初匈奴磨兽骨为箭簇，宋代周边民族都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锻造冶炼技术，尤其是从西域阿拉伯民族传来一些更加先进的锻冶技术，甚至超越了汉族。而直到南宋发明了煤炼钢技术，宋军的钢甲重步兵才重新成为世界最强机械战警。除了单兵装甲外，还有一些马甲和车用装甲。

然后我们再说动力系统。一提到游牧民族，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彪悍的骑兵。不错，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人类战争是属于战马的时代。在秦代以前，马镫还没有发明，骑兵的威力并不明显，战场上威力最大的武器是战车。由于游牧民族无法制造战车，所以没有对汉民族造成威胁。但是当马镫发明后，骑士和战马融为一体，以其机动灵活淘汰了笨重战车，为游牧民族赢得了极大的军事优势。

骑兵的优势有战术和战略两方面。战术方面，由于马的奔跑和承载能力远远超过人类，按照成年蒙古马种公马的平均体重260千克计算，加上骑士的体重60千克，再加上40千克的装甲共360千克左右，最高速度按20千米/秒计算，动量可达7200千克•；米/秒，动能可达72000焦耳。相比之下，宋军重步兵总重量100千克，速度6米/秒，动量只能达到600千克•；米/秒，动能只能达到1800焦耳，只有重骑兵的1/40。当然，这并不是说正面对抗步兵就一定吃亏，因为战争不仅仅是冲锋，其实骑兵更大的优势还不是冲击力强，而是其机动力强。装备蒙古马的轻骑兵部队可以日行100千米，某些精锐部队强行军可以日行两三百千米，而在绑腿发明之前一般的步兵则只能行20千米左右。但人类的意志力远比马强，历史上常常有步兵负重日行数十千米的记录，而现代美军和日军都创造过一日徒步行军170多千米的纪录（但只保持一天，而且可能借助了化学药物帮助）。在北中国辽阔的平原上，极其适合骑兵转战千里，游击步兵。所以步骑相遇之后，只要步兵阵形得当，正面对抗中骑兵不一定占绝对优势。但是骑兵战败了可以逃走避免损失，而步兵战败了一般逃不了，只能被骑兵追亡逐北，这才是骑兵真正的优势所在。

而骑兵必需的装备:马，作为一种自然界的动物，非常不凑巧的是，他并不生长在汉区。马体格庞大，极不耐热，爱吃干草，润湿了的草就吃不下，所以都生长在高寒地带。地球上最好的自然马种是土库曼斯坦的阿哈尔捷金马（汗血宝马），但纯种的汗血马在汉代就已经失传，相比之下离他血缘越近的马种越好。现代的荷兰温血马和日本东洋马是更好的马种，但却是通过现代高科技培育出来的品种，当时还没有。宋代最好的马种是阿拉伯纯血，成年公马平均体重800千克，以阿拉伯为中心，越远的地方马种越差。我国西域也产良马，但蒙古草原上的蒙古马种并不算优秀，成年公马平均体重只有260千克，但是易于繁殖，产量大。中国汉区本身不产马，只能通过向周边少数民族购买或掠夺。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都产一些小马，尤其是四川省凉山州的一些马种，还没人高，一般不能作为战马使用。鉴于此，历史上伟大的军事家唐太宗（李世民）发明了机动步兵战术，即让步兵骑着劣马赶路，到了作战地点又下马列阵作战，使中国这些不太优秀的马种物尽其用，也是现代摩托化步兵战术思想的渊源。有人说机关枪让骑兵退出了战争舞台，此说并不准确，应该说是机械化车辆让生物马退出了骑兵的装备体系，现代的骑兵骑着坦克和飞机，依然驰骋在战场之上。当然，这些装备就不是草原上可以放养出来的，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也就到此为止。
现在我们说火控系统，也就是攻具。冷兵器时代最主要的武器是刀、矛、弓弩。刀是一种生产成本较高的武器，其性能主要取决于冶炼和锻造技术。古代中国和阿拉伯的锻造技术交替上升，中国的青铜剑、唐刀、阿拉伯的大马士革刀都是历史上的经典武器。宋朝比较流行朴刀，顾名思义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刀，刀刃和刀柄都根据人体力学设计，双手握住劈砍时用力最大，是居家旅行、杀人放火的必备良品。宋军士兵还大量装备大斧和大锤，因为只有这些笨重的武器才能对付敌军厚重的装甲。矛，亦称枪，也是冷兵器战争的主要武器，静态下步兵施展长矛穿刺的效果不如刀斧劈砍，但是面对骑兵冲锋时，借助骑兵本身的速度，长矛穿刺的效果则远远强于刀斧，所以长枪兵一直被视为骑兵的克星。但是长枪兵对骑兵的克制只有骑兵冲来的那一刻，冲到之后，长枪兵们还是要摸出刀斧来和对方作战。

弓弩则是缺马的汉民族对游牧民族最大的优势，弓和弩是不同的概念，弓是一种原始武器，靠弓弦的弹力直接推动箭支发射，弩则可通过机关积蓄弹力，瞄准后再扣扳机发射，力量和精度均大大优于弓。汉族军队其实大部分是用的弩而不是弓，只是习惯上称之为“弓”。弓的弹力一般是几百牛顿，宋将岳飞和金将韩常可以开1500牛顿（三石）的硬弓，是史书记载的最高纪录。弓的射程一般只有一百多米，有效射程不到一百米，而且非常费力，基本上不能瞄准，一般的士兵连续射击十余次就会非常疲劳。康熙说他曾一天射了318只兔子，属于牛皮吹破了的情况。这也就是初期的火枪各方面性能都不如弓箭，却能淘汰弓箭的主要原因，打火枪基本上不费力。然而，弩却比弓优秀得多，弩可以用各种姿势上弦，用双脚蹬上弦力量就比手拉弦大得多，也不容易疲劳。上好弦再瞄准，精度大大提高。同样是岳飞这个人，可以开八石的腰弩，几乎是弓的三倍。秦国的大风弩体现了极高的机械制造和工业水平，大家在张艺谋的《英雄》中看到秦军弩阵其实并非夸张，只是队列不一定有那么整齐。而宋朝则是弓弩技术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宋朝的神臂弓，是历史上最经典的弩具，有效射程可达四五百米，两宋之交的克敌弓则是神臂弓的升级版，更加先进。而床子弩则需九头牛通过一个轮盘来上弦，故而又称九牛弩，其弩支粗如儿臂，射程两三千米，盔甲和城墙都很难抵挡。弩箭在宋军作战体系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后来明军由于转用火器，弩箭才退出历史舞台。

在冲锋中，骑兵目标大，正面冲击弩阵损失比步兵更大。所以事实上，骑兵一般也不会正面冲击弩兵的射击阵地，而应该采取从侧后方包抄的战术。弩兵的一方则要想方设法的挤压敌方骑兵阵型，迫使其正面迎接火力。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明太宗发明的炮骑联阵战术，就是通过本方骑兵（三千营）挤压敌军阵型，迫使其正面接受本方火器（神机营）的射击。军事天赋奇差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只学到他一点皮毛，就把懵懂的欧洲人打得找不着北。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八里桥战役，清军铁帽子王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骑兵正面冲击英法联军的射击阵地，全军覆没。曾有人说这是中国人不懂火器，只知道靠骑兵冲锋，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时僧格林沁的部队其实是遭到对方现代化骑兵（英军庞遮普骑士团、法兰西宪兵队胸甲骑士团）的打击，阵型收缩，被迫孤注一掷，向敌军射击阵地发起正面冲锋。而即便如此，英法联军的后膛步枪也不可能将清军全部射杀在冲锋途中，仍需上刺刀肉搏。19世纪中叶之前的战争，远程武器可以提高战斗效率，但绝不能取代肉搏，即便到抗美援朝时，解放军仍需和美军拼刺刀。宋军、明军、英法联军所用的武器完全不同，但道理相同，都是远程射击武器，作战思路也是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宋军实在缺乏骑兵，不能用骑兵去挤压对方骑兵，只能用重步兵抵住对方骑兵的活动空间，给弓弩部队制造射击机会，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会经常看到。除了单兵武器外，还有一些攻城武器、舰载武器以及喷火器。

现在我们说指挥体系。指挥最重要的是通信系统，宋代是没有无线电技术的，部队一旦分兵，带兵的指挥官就要负起极大的责任，因为他不能再接受上级的指令。这就是古代作战，将领个人能力对战争结果影响更大的原因。中国的令旗是一种传递军令的常用工具，宋军发明了很复杂的旗语，刚开始经常出错，后来经过范仲淹、沈括的改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代战争中有时候还是要用到旗语。至于作战指挥体系，宋朝正好是一个转型期。宋太宗设计了参谋本部制度和阵图制度，本意是限制武将专权，却成为了规范化指挥体系的渊源。汉唐以前指挥作战主要靠主将的主观判断，有很大的个性和偶然性。但宋代以来，都要靠参谋部制定规范的作战方案，并通过规范的指挥体系付诸实施。当然，这不是宋军所独有的，其他国家的军队也都跟随着共同进步了，他们不是蛮夷。

另外在古代战争中，士气的作用也远比现代战争重要，因为士兵作为人，其潜能的发挥程度根据士气可以有很大的起伏。在这方面汉民族是比较吃亏的，因为激发士气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掠夺财物和宗教信仰，而这两者都是汉民族最欠缺的。汉族政权历来不允许士兵劫掠，也不是一个宗教社会，只有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才会爆发出埋藏在心底的力量，在主动进攻时也会提出吊民伐罪的舆论，但毕竟远远不能和征服异教徒的宗教狂热相提并论。而在战场上如何激发士兵的士气也成为主将最重要的指挥艺术之一。.

陈浩海

后勤补给问题也是古今战争的重大问题，宋代国力强大，一般不存在后勤生产不足的问题，主要问题在于运输，而在前机械化时代，尤为艰难。古代作战，一名士兵在前线作战，平均要三到五名后勤人员在后方不断的给他运输物资。这还是骑兵比例很小的宋军，如果军中马多，则运送草料的耗费更大。历史上很多经典战例不是通过正面战场硬拼，而是通过切断对方补给线获胜。著名的官渡之战，曹操就是通过烧毁袁绍的粮仓而以弱胜强，而外表强大的拿破仑和希特勒攻入俄国之后都是因为补给困难而自取灭亡。有时候攻方可以通过边打边抢的方法即时补给，但前提是要打赢并且抢得到。而宋军作战只能抢夺敌军留下的战利品，而不能掠夺民间物资，这一点也需要切记。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同学可能都知道，北宋的丁谓，被视为管理工程（系统工程）的鼻祖，是时代的一道分水岭，他之后的后勤工程组织能力大大增强，但毕竟仍处于原始的人背马驮时代。

最后说说古代战争中的人数问题。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数量是战争中最主要的优势。所以军队的人数在评价古代战争中至关重要。西方没有信史，他们的史书类似于神话，所以温泉关战役中说斯巴达三百勇士扛住了波斯帝国x万大军（各种资料中x取值从70到500不等），现代人一般不信。中国的史书被世人公认为信史，但某些数字仍然存疑。比如史载淝水之战中，前秦出动了90万大军，这个数字就很可疑。事实上，这可能是统计口径的问题。军队人数包括主力作战部队、辅助部队、预备队、工程部队、后勤部队以及民夫，而一般的史书总喜欢极力缩小己方并夸大对方的人数，以此来显示本方战斗效率高。当然这也不能乱写，所以常用手法是说到己方人数的时候就只说主力作战部队，甚至直接参战的先头部队，而说到对方人数的时候就把预备队、后勤部队、民夫甚至兵工厂里面的工人都算上，淝水之战中的描述就是典型。

当然，军队过于庞大未必是好事，淝水之战其实就是因为符坚大王的兵力过于庞大，所以无法有效指挥而失败的，丁谓的管理工程思想还需要时日才能融入军事管理体系中。那么本书在后文中提到的军队人数，如果不专门说明，都是指主力作战部队。事实上，按主力作战部队计算，一支万人的军队已经不算小，八万的军队就已经很少见了，再多就很难有效指挥。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斩首级数，这是古代作战衡量胜负程度的主要数据，但是斩首级数远不等于杀伤敌军人数，更不等于击败敌军数量。因为一般部队败阵下来还是会将己方战友的尸首尽量带走，而且战斗中有些尸首已经损坏，不能取首。一般来说，每杀死四至五名敌军可以斩首一级，而被击溃的敌军总数更远远不止此数。

好了，讲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对宋代战争的背景和特点都有比较客观的了解了。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到风云激荡的宋辽战场上，看看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展示他们的铁血风采吧！

第二篇 超级大国的战争与和平

第一章 面对契丹帝国的军事理论家宋太宗

宋太宗:伟大的理论家，蹩脚的指挥官
开宝九年（太宗太平兴国元年，西元976年），宋太祖驾崩，享年49岁，在位17年。赵匡胤同志，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民族英雄。宋太祖生在五代乱世之中，出身于行伍之列，凭借其卓越的战功掌握了军权，虽然他像五代的很多篡臣一样篡夺了后周的皇位，但是由于他和他弟弟的很多重要改革措施，终于结束了五代乱世，把中华民族从血海深渊中解救出来，并开创了三百二十年大宋王朝，迈出了人类文明从中古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伟大步伐。宋太祖作为军人，武艺高强，作战勇猛但不鲁莽，立下了卓越战功，初步统一了中国。同时他在文学和艺术上也有较高成就，被后世称为“艺祖”。而且他生性仁厚宽容，经常能够容忍下属甚至是敌国的一些小玩笑而不会乱摆皇帝的架子。他对待失败的敌人都非常宽容，并不斩尽杀绝，尤其是给予了后周柴氏极高的待遇，这是其他改朝换代者都很难做到的。宋太祖勒石为信，要求子孙绝对不能以言论杀人，开言论自由之先河，所以有宋一代，思想活跃，文史和科技方面的成就为历朝之最。赵匡胤同志永垂不朽！

当然，宋太祖死得很突然，《宋史》没有说明传位的详情，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却明确记载:太祖驾崩时已经深夜，孝章皇后宋氏本让宦官王继恩去召太祖第四子、贵州防御使赵德芳前来继位。但是王公公却跑出去把晋王光义叫来了（这个太监是不是吃了华南虎的胆？），宋皇后只好哭着说:“我们孤儿寡母都托付给官家（皇上）您啦！”于是太祖的弟弟而不是儿子赵光义就继承了皇位，即为宋太宗。这算不算篡位呢？好像也有点像哦，至少是抢夺了太祖儿子的继承权。不过按《宋史 杜太后传》记载，杜太后汲取周世宗幼子不能守天下的教训，于建隆二年（西元961年）临死前召太祖、太宗、赵普三人要求他们共同立誓，太祖崩后要传位给弟弟而不是小儿子，让赵普书写并签署了正式文书，“藏之金匮，命谨密宫人掌之。”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不过这种说法有很大疑问，为什么太祖崩前从来没有人宣布过这件事情，太宗登基时才宣布，杜太后和太祖都已经死无对证了，不得不令人怀疑是子虚乌有。所以后世有很多八卦新闻认为这都是太宗自己编出来的，反正死无对证，赵普则跟着他一起作了伪证。到后来甚至又有人说是太宗动手把太祖给杀掉的，也就是所谓的“烛影斧声”，这可能又过于夸张了点。不过不管真实性如何，这些八卦传闻都成为了太宗甚至宋室的长久困扰，还会影响到一百多年后的继位问题。

当然，对于后人来说，这些八卦传闻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继位的这位宋太宗对历史有什么影响。由于历史上宋太宗亲自指挥了好几次大败仗，所以后世对他的评价很低，但是他在军事理论上的贡献却往往被忽视了。正如前文所说，他在军事理论上的三大贡献:参谋本部制度、阵图制度和军事学院体系，是现代化军队的渊源。同时也是他确立了文官掌兵的军队国有化体制，宋朝开始逐渐形成现代化集团军编制，也和宋太宗有重大干系。但是他确实只能作为一位理论家，他用现代的军事思想指挥出不少可笑的败仗沦为后人笑柄，甚至有人说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败千里之外。”此说虽然刻薄，但确也不失理。其实宋太宗很像普鲁士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不同的是克劳塞维茨最大军衔只到少将，没有机会决败千里之外。而宋太宗，作为宋帝国的皇帝，却要面对一个汉民族从未遇到过的强大对手。

契丹:北方草原上的第一个文明帝国

黄河、长江流域是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先民们创造了伟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但是客观的讲，这并不是一个天生适宜文明发展的沃土，因为他有着一个非常严重的地理缺陷:直面危险的蒙古草原。
蒙古草原是世界上最适宜游牧民族生长的地方，它不但有水草丰美适合大规模放牧的草场，也间有湖泊和沙漠可以作为战略屏障。生长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强时可以南下侵掠汉地，一旦遭遇汉人反击，则可退守沙漠，使汉人难以深入，待汉人兵锋稍减，又可重出江湖，可谓进退自如。而这片草原上生长的蒙古马种不算优秀，个体质量比起中亚阿拉伯马种和北欧马种要差很多，但是却很善于繁殖，最容易饲养，所以很容易建立起一支至少在数量上很庞大的骑兵部队。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祖先就将帝国建立在这片危险的草原之南！平坦的华北平原给了大规模骑兵团广阔的战场和机动空间，汉民族一旦失去可靠的马源，不能组建一支更强悍的骑兵军团与之抗衡的话，仅靠步兵，正面作战很难取胜，即使战胜也很难追击以扩大战果，只能坐等游牧骑兵重新集结再次反击，直到力竭而败为止。历史上的游牧部落匈奴、鲜卑、突厥都是趁汉民族衰弱或者内乱的时机，依靠强大的骑兵团突入中原。

然而因为地理和生产方式的原因，也因为汉民族的“华夷之辨”，一直将他们排斥在文明体系之外，草原民族一直停留在部落时代，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国家体系，既没有完善的组织结构，也没有成熟的思想体系。游牧民族强大的时刻总是很短，往往是伴随着某一个标志性人物的出现而出现，这个人一死就分崩离析。在历史上，曾经在汉唐两代给中华帝国带来过重大威胁的匈奴和突厥，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只是草原上的部落联盟。随着冒顿大单于的崛起，草原上的各个部落便都聚集在他的部落周围，并听命于他。汉帝国将其称之为“匈奴”，并通过持续的打击使其衰落，一部分逃到了欧洲，一部分淹没在“五胡乱华”的大潮之中。而随着阿史那氏的崛起，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又都聚集在突厥部的周围，最终被唐帝国所打击，步匈奴的后尘逃到了欧洲。然而这两个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民族，在汉帝国和唐帝国面前，除了偶尔的爆发，并没有显示出多么强大的实力。一方面是因为汉唐帝国本身的强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则是他们自身组织结构的松散，没有形成可持续性发展的长效机制。也就是说，他们只是草原上的部落联盟，而不是国家。这种部落只能欺负一下彼时尚未开化的欧洲人，面对汉唐帝国则只有挨打的份儿。

然而，随着历史的持续发展，情况开始出现了变化。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西元755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使大唐帝国由盛转衰，蒙古草原上的各个游牧部落开始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这其中就有契丹部落。晚唐的衰世和五代十国的乱世让汉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并且在血雨腥风中看不到出路，而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却即将迎来一位伟大的领袖，他将为这片草原带来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时代，他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汉名耶律亿）。

契丹传说是东胡的后裔鲜卑的后裔柔然的一支，隋唐时期曾是突厥汗国的臣属，生活在今辽宁省阜新市一带，先后经历了大贺氏和遥辇氏两个联盟时期，逐渐形成八个比较成熟的部落。由于唐帝国的强势崛起，联盟首领阻午可汗脱离了突厥联盟，转而向唐帝国称臣，曾被赐命李怀秀（也作李怀节），封为松漠总督，迎娶唐朝静乐公主，但之后又杀掉公主归附回鹘。唐末，阿保机任迭刺部首领，他首先统一了契丹八部，继而击败了草原上的奚、室韦、乌古、回鹘、女真等部落和渤海、高句丽等国，将整个蒙古草原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西元907年，伟大的大唐帝国终于走完了他289年的漫长生命，后梁太祖朱温建立了后梁，结束了中华帝国的一个时代，开启了中原五代十国的序幕。不知道是巧合还是宿命，同一年，阿保机统一了蒙古草原，建立了契丹汗国。按照这片草原上千百年来的习俗，胜利者会将部众分封给兄弟子嗣和功臣，让他们成立独立自主的部落，使这片草原上的部落形态持续下去。而阿保机却没有这样做，他虽然延用“可汗”的称号，却开始刻意学习和模仿汉族的帝国体制。他任用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汉臣，逐步废除契丹部落体制，设置宰相、三省六部构成的府台官僚体制和州、郡、县等行政单位，建立了一套类似于汉唐帝国的国家系统，并大力招纳汉民，鼓励农耕和工商，引进汉文明，兴建孔庙。契丹帝国仿汉制，设立了枢密院，总揽军权，在取缔了游牧民族传统的军事化部落体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上，组建现代意义上的集团军，由皇帝直接控制的枢密院统一签发军事调令，废除了部族首领私有军队，实现了军队国有化。这一点优势尤其重要，在未来的宋辽战争中，契丹诸路军拥有统一指挥，协同作战非常优秀，而完全不必担心汉唐时代，某些怀有异心的部族领主背叛大汗投向汉人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契丹帝国不再从汉区劫掠人口充当奴隶，而是给予了各个民族基本平等的人身地位，走出了匈奴、突厥的奴隶制部落模式。北宋是人类管理科学与工程、组织结构学开始成型的时代，契丹帝国努力吸收宋帝国的先进文明，不断引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科学，使自身的组织结构愈发完善。这使得契丹帝国拥有了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性，可以多次承受宋帝国的强势打击而屹立不倒，通过自身的组织结构补充能量，修复损失，而不会像匈奴、突厥那样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后就一蹶不振。事实上，这正是契丹、西夏、女真等强大帝国在日后能够超越前代游牧部族，成为汉民族最强对手的最关键因素。

陈浩海

虽然众多契丹贵族包括他的弟弟、子侄们没有按常理得到分封成为独立自主的部落领主，非常不满，纷纷反抗，却都被他所镇压，草原上第一个文明帝国的建立已成不可阻挡的趋势。后梁贞明二年（西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废弃“可汗”称号，即皇帝位，契丹帝国正式诞生了！契丹帝国废除了其传统的夷离堇制度（即部落领主议会制），继而打破了门阀家族的隔阂。我们现在读史会看到契丹帝国的官员中耶律和萧这两个姓的人特别多，但他们并不是亲戚，整个帝国的契丹人都姓耶律，奚人都姓萧，只是同民族关系而已。这是蒙古草原上第一个不实施分封领主制度的中央集权帝国，是第一个全民共属于同一位皇帝而不分属于各自部族领主的政权结构。或许当时的汉民族还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面对的不再是未开化的游牧部落，而将是一个和自己的国家体制、社会形态几乎一模一样的强大帝国！

很快，塞外的草原上开始出现农田，继而出现了城市，当中原还处于混乱纷争的血海之中时，一个类似于汉唐帝国的文明国度已经在蒙古草原上悄然兴起。相比之下，中原汉区仍处于五代十国的水深火热之中，实力武将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幕幕篡位称帝的悲喜剧交迭上演，人民在战火中痛苦的呻吟，却又找不到方向。汉唐帝国的天威似乎正在淡去，而北方草原、西域、阿拉伯世界甚至欧洲都感受到了契丹帝国的文明影响力，以至于很多西方民族都将契丹帝国误认为就是传说中的中华帝国，俄语等斯拉夫语系至今还将中国称之为“Kitaia”，很显然这正是将契丹当作了正统中华的一个佐证。

是的，这个悄然崛起的帝国确实已经隐隐有取代传统汉唐帝国的趋势。

辽太宗收取幽云十六州后，汉文明中的先进成分更以极快的速度输入到契丹帝国的体内。为了治理汉区，辽太宗仿汉制设立了枢密院，随后又扩展到契丹本部，最后形成了南北两府制度。南北两府本不是地理概念，契丹帝国的皇位坐东朝西，群臣分列南北，所以称南北两面，这和汉族的东西班、左右丞是一个意思。两府设立宰相、枢密使、直学士、都承旨、林牙等官员分别管理。随后又将最大的迭剌部分为五院、六院两部，亦称北大王院和南大王院，与奚、乙室两个大部落一同设置了王府，即所谓的契丹四大王府。又为品、乌古等49个小部落设置了节度使司，并以朝廷委派的祥稳作为最高领导，各部落军政大权均归口于南北两府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南北两府的最高领导是皇帝直接委任的宰相，而不由草原上传统的世袭和选举产生，宰相不再是部落首领，而只是国家委派的官员。而南北两府分权，也避免了汉、晋的丞相总揽大权，容易架空皇帝的弊端。

顺便说一下，“宰相”这个词是中国历史上用于对高级文官的尊称，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名称。享用这个称呼的可以是秦、汉、晋的丞相、大司徒；隋、唐的中书令、尚书令、纳言；宋、元的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总之从来没有一个名叫“宰相”的正式官职，恰恰只有契丹帝国，才有这么几个名叫“宰相”的官职。在朝堂上，皇帝和南面官身穿汉服，皇后和北面官身穿胡服（皇帝似乎更汉化一些）。比较有特色的是四时捺钵制，即皇帝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分别在四个气候适宜的行宫居住，顺便打点猎。宋人对此非常理解，认为这和我们春耕秋收一样，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并不是游牧习气的残余。

通过这套官制，契丹帝国牢牢掌握了契丹本部、奚部、乙室部和汉族、渤海族的军政大权，这几个民族都成为了融入契丹帝国的本部，而不再是独立的部落。
辽太宗会同十年（西元947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辽太宗（耶律德光）和自己的“儿皇帝”后晋翻了脸，出兵击败了后晋军，进驻开封，将契丹帝国改制为大辽帝国，改元“大同”（此说据《辽史》，《新五代史》称会同元年便已改制为大辽，这一次只是把石晋纳入辽帝国的范畴。以后这个帝国还会在“契丹”和“辽”两个名字间反复改换，我们用两种名称都是同样意义）。辽太宗身穿汉服，在大殿举行登基仪式，宣布即中国皇帝位。这一点是以前的匈奴、突厥没有做到的，既使是后来的蒙古和满洲入关后，也没有穿着汉服即位，可见契丹对中华正统的认同感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虽然由于统治经验的缺乏，契丹很快被百姓赶出了中原，辽太宗以天气炎热不适合契丹人居住为由退兵。但是请注意，契丹人是被中原百姓而不是军队赶走的，试想如果不是契丹而其他游牧部落，会主动撤离吗？而抗拒淫威的百姓又会遭到什么下场？总之，从制度、精神、价值取向等各个方面全面转化为汉式帝国已经成为了契丹民族的一个共识，而同时中原又开启了第四代——后汉，仍然处于混乱的纷争之中。

辽世宗（耶律阮）的即位对于契丹民族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这位在汉制下继位（也不完全是继位，半抢夺半继承）的皇帝更加旗帜鲜明的改用汉式帝国体制。在他之前辽帝国的仿汉官制并不规范，既有秦汉的太宰、太尉、大司马，又有隋唐的中书、门下，也有五代以来的枢密使，机构重叠，职能不明，到世宗朝一律改组规范。辽帝国终于彻底走出了不成熟的部族体制，走过了过渡阶段，成为一个完全规范的现代化帝国。更重要的是辽世宗彻底废止了游牧民族千百年来传统的分封体制，取缔了全部贵族的所有独立主权，更取缔了契丹本部唯一的一个分封国——东丹国，并且制定了各民族基本平等的法律体系，使汉人、渤海人都成为辽帝国的合法公民而不再是异族奴隶。他还效仿后梁，解除了契丹贵族及其家奴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事实上按西方人的观点，这是封建生产关系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的标志），使帝国领土上的各族人民都成为帝国的公民，这就彻底废除了古代贵族形成家族独立政权的社会基础。虽然由于继位的合法性问题，更由于他取缔贵族特权，触犯了既得利益，所以他的下场和商鞅一样:被本国贵族所仇杀，但是他的改革制度已经成为辽帝国的基本制度不可回改。当然，这时的契丹帝国还不能算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为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直到西元1804年，才由法兰西帝国皇帝拿破仑所建立。但是，辽帝国已经废除了部落制和分封制，并且基本消除了内部民族压迫，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军队国有化的、公民化的规范单一制帝国。他的政治文明不亚于伟大的汉、唐帝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堪比后来的宋、明帝国，更不用说南面那些已经完全丧失了伦常，打得头破血流的诸多小国了。

而直至西元960年，当这个堪称伟大的帝国建国44年，正值极盛之时，我们的宋帝国才刚刚建立。而且一方面面对着强敌环伺的局面；一方面几乎被所有人看好，将要步五代的后尘，被军阀篡位，顺理成章的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代。难道汉民族的强盛已经走到了尽头？难道孔孟先师为我们创造的伟大文明、汉武唐宗为我们带来的傲然自信就要在公元的第二个千年交给契丹民族了吗？

是啊，抉择摆在了汉民族的面前:要么承接第五代，开启第七代；要么脱胎换骨，用更新的文明形态去除五代之殇！宋太祖、宋太宗在这个历史的转折路口带领汉民族走向了正确的方向，也使契丹人和世人认识到:宋帝国，已经走出了五代的桎梏，以一种比汉唐帝国更高级的文明形态崛起于神州大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