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新闻界的血泪史 记者之死推动言论自由进程

文卓

1903年夏，据《大公报》报道，肃亲王奉旨在虎坊桥抓获三名“嫌犯”。对于“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大公报》也不太清楚，只能“俟访明再布。”

就这一次看似平常的抓捕，最终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被抓的人中，一个名为沈荩的记者后来被慈禧杖刑处死。沈荩之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晚清中国的著名大案，与新闻自由关联在一起。

沈荩为什么被处以极刑呢？最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

1903年，沙俄拒不履行1902年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不愿意从东北分期撤兵，还提出新的七条要求。当时，刚刚从八国联军进京，狼狈西逃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慈禧，不敢抗争，希望和沙俄缔结一项密约，来处理这一问题。

沈荩在日本一家报纸供职，密约签订之前，他通过秘密渠道获取了相关的内容，并把密约草稿寄给天津的《新闻报》（而章士钊的回忆中则提到，是先发表于日本的报纸），提前发表。此事引起世界舆论哗然，中俄签约计划成为泡影，也使得清政府十分恼怒。

由此，沈荩也被称为“最早为新闻事业献身的人”、“近代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

残酷的杖刑

对媒体而言，如果报道一些血腥、残酷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如史直书”的，因为过于残酷的场面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适感”。

不过，透过《大公报》的报道，我们还是能感受到那种血腥：

“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

当时，正邻近慈禧的生日，本不适宜对犯人正式行刑，但慈禧又必须让沈荩死，所以，监狱有关人员就“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

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没有执行杖刑的“专业人员”，这样一来，沈荩的苦头就大了。为了讨好太后，刑部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木板来招呼沈荩，导致沈荩“血肉飞裂”，折磨好几个小时后才咽气。

一个叫做王照的“帝党”（戊戌变法中支持光绪的为“帝党”，支持慈禧的为“后党”）分子，当时也呆在大狱中。第二年，他转到沈荩曾经呆过的监狱中。日后，他曾这样回忆那间牢房的境况：“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王照还回忆，杖毙沈荩后，上面还交代刑部，以病故为名遮掩死因，但沈荩身体强壮，加上仅仅入狱一晚就死于非命，当然遮掩不住。

不久，关于沈荩案的报道铺天盖地，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慈禧所能预料的。舆论批判的焦点，是慈禧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行刑的行为，还有对言论犯罪的重刑判决。

莫理循很生气

当沈荩被杖毙的消息传出后，有一个英国人愤怒异常，那就是莫理循。他对这件事情的评价颇为激愤，他说，“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慈禧太后”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使沈克威(即沈荩)被乱棍打死，引起满洲人的很大惊恐。”

他认为，沈荩被杀所带来的反对浪潮，连晚清政府都没有料到。以至后来的《苏报》案等事件上，晚清政府不得不收敛起来，也不得不开始炮制一个像样的新闻法。

莫理循当时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那时，《泰晤士报》的声名如日中天，以至林肯也不得不感叹，“除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拥有《泰晤士报》那样强大的力量。”

当《泰晤士》开始发展国外报道的时候，它派驻国外的记者，往往有“第二大使”的称号。莫理循正是这样一位“第二大使”。

莫理循留下了大量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后来被出版社编辑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大型图册。

在《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中，收录有沈荩的照片。细心的人会发现，背面手写的“沈克威，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等字样，和其它照片背面的手迹风格完全不同——这张照片背后的字迹异常工整，完全不像其它照片上那样龙飞凤舞。相信莫理循也是希望以这种郑重的态度对自己的同行和朋友，表示内心的深沉哀挽。

其实，除了同为记者的身份之外，莫理循对中俄问题也非常关注。

莫理循认为，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不能因为俄国的过分侵略而受损。1900年11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按照这一条约，清政府必须撤出奉天，也就是说，东北三省将成为“黄俄罗斯”。

1901年1月3日，从李鸿章处得到情报的莫理循马上撰文披露，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晚清政府取得了有利的舆论支持，最终拒签条约。

或许正因为有同样的经历，莫理循对沈荩才有更深的同情，也对他的被杀有更深的愤怒。

此后，也就是1903年，莫理循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一场遏制俄国的运动，鼓动日本和俄国发动战争。当1904年俄国和日本发起“日俄战争”的时候，有媒体甚至声称，这是“莫理循的战争”。

1903年夏，据《大公报》报道，肃亲王奉旨在虎坊桥抓获三名“嫌犯”。对于“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大公报》也不太清楚，只能“俟访明再布。”

就这一次看似平常的抓捕，最终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被抓的人中，一个名为沈荩的记者后来被慈禧杖刑处死。沈荩之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成为晚清中国的著名大案，与新闻自由关联在一起。

沈荩为什么被处以极刑呢？最流行的说法是这样的：

1903年，沙俄拒不履行1902年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不愿意从东北分期撤兵，还提出新的七条要求。当时，刚刚从八国联军进京，狼狈西逃的阴影下走出来的慈禧，不敢抗争，希望和沙俄缔结一项密约，来处理这一问题。

沈荩在日本一家报纸供职，密约签订之前，他通过秘密渠道获取了相关的内容，并把密约草稿寄给天津的《新闻报》（而章士钊的回忆中则提到，是先发表于日本的报纸），提前发表。此事引起世界舆论哗然，中俄签约计划成为泡影，也使得清政府十分恼怒。

由此，沈荩也被称为“最早为新闻事业献身的人”、“近代第一个以身殉职的记者”。

残酷的杖刑

对媒体而言，如果报道一些血腥、残酷的事情，往往是不能“如史直书”的，因为过于残酷的场面可能引起一些人的“不适感”。

不过，透过《大公报》的报道，我们还是能感受到那种血腥：

“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

当时，正邻近慈禧的生日，本不适宜对犯人正式行刑，但慈禧又必须让沈荩死，所以，监狱有关人员就“奉慈禧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

更要命的是，当时还没有执行杖刑的“专业人员”，这样一来，沈荩的苦头就大了。为了讨好太后，刑部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木板来招呼沈荩，导致沈荩“血肉飞裂”，折磨好几个小时后才咽气。

一个叫做王照的“帝党”（戊戌变法中支持光绪的为“帝党”，支持慈禧的为“后党”）分子，当时也呆在大狱中。第二年，他转到沈荩曾经呆过的监狱中。日后，他曾这样回忆那间牢房的境况：“粉墙有黑紫晕迹，高至四五尺，沈血所溅也。”

王照还回忆，杖毙沈荩后，上面还交代刑部，以病故为名遮掩死因，但沈荩身体强壮，加上仅仅入狱一晚就死于非命，当然遮掩不住。

不久，关于沈荩案的报道铺天盖地，所产生的影响也不是慈禧所能预料的。舆论批判的焦点，是慈禧没有经过审判就直接行刑的行为，还有对言论犯罪的重刑判决。

莫理循很生气

当沈荩被杖毙的消息传出后，有一个英国人愤怒异常，那就是莫理循。他对这件事情的评价颇为激愤，他说，“那个该杀的凶恶老妇人慈禧太后”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使沈克威(即沈荩)被乱棍打死，引起满洲人的很大惊恐。”

他认为，沈荩被杀所带来的反对浪潮，连晚清政府都没有料到。以至后来的《苏报》案等事件上，晚清政府不得不收敛起来，也不得不开始炮制一个像样的新闻法。

莫理循当时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记者。那时，《泰晤士报》的声名如日中天，以至林肯也不得不感叹，“除密西西比河以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拥有《泰晤士报》那样强大的力量。”

当《泰晤士》开始发展国外报道的时候，它派驻国外的记者，往往有“第二大使”的称号。莫理循正是这样一位“第二大使”。

莫理循留下了大量他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后来被出版社编辑成《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大型图册。

在《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中，收录有沈荩的照片。细心的人会发现，背面手写的“沈克威，杖毙，1903年7月31日，星期五”等字样，和其它照片背面的手迹风格完全不同——这张照片背后的字迹异常工整，完全不像其它照片上那样龙飞凤舞。相信莫理循也是希望以这种郑重的态度对自己的同行和朋友，表示内心的深沉哀挽。

其实，除了同为记者的身份之外，莫理循对中俄问题也非常关注。

莫理循认为，英国在中国的利益，不能因为俄国的过分侵略而受损。1900年11月，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按照这一条约，清政府必须撤出奉天，也就是说，东北三省将成为“黄俄罗斯”。

1901年1月3日，从李鸿章处得到情报的莫理循马上撰文披露，引起舆论一片哗然。晚清政府取得了有利的舆论支持，最终拒签条约。

或许正因为有同样的经历，莫理循对沈荩才有更深的同情，也对他的被杀有更深的愤怒。

此后，也就是1903年，莫理循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一场遏制俄国的运动，鼓动日本和俄国发动战争。当1904年俄国和日本发起“日俄战争”的时候，有媒体甚至声称，这是“莫理循的战争”。

《新闻法》上路

沈荩案、《苏报》案，还有《大江报》案等一系列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案例，让清政府开始反省僵化的舆论钳制政策。

1906年，奉命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等5大臣先后回国，在给清政府的奏折中，他们提出“定集会言论出版之律”。

在国外考察中，载泽等大臣已经意识到君主立宪国家的言论自由，并表示了赞誉。不过，他们主张在中国推出新闻法的理由是：“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

也就是说，由于当时中国的新闻报道，已经很难控制，尤其是租界媒体，更是让清政府鞭长莫及，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主动立法，放宽一些言论的空间，同时，也更好地进行控制。

有官员在提议设立新闻法的时候，就用了这样的理由：“以京外报馆由洋商开设者十居六七，即华商所办各报，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间。若编订报律，而不预定施行之法，俾各馆一体遵循，诚恐将来办理分歧，转多窒碍”。

1906年开始，《大清印刷物专律》《大清报律》等新闻相关的法律相继出台。一个国家要么没有新闻法，要有的话，就必须规定媒体的创办条件、审批过程和监督方式等内容。当然，不少政府为了回避这些问题，就干脆不立新闻法。

在提出新闻法的时候，清政府采取的保守的立场：创办刊物实行注册制，而不是备案制，甚至还要交保证金；同时，不采取事后追惩，而采取事先检查；也有诋毁宫廷、妄议朝政等罪名，报纸很容易就触犯这些罪名……

这样的新闻法遭到批判，当然不难理解。但不管如何，新闻立法的道路已经开始。

在有关新闻的法律出台之前，清朝政府对公民的言论、集会和出版等权利是完全否定的。在实际的判决中，往往采用《大清律例》中的刑律，冠以“盗贼”“造妖书妖言”等罪名，对民间出版物及办报人进行迫害。这些罪名非常严重，“其恶已极，其罪至大”，属于“十恶”之一，按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

当新闻法出现的时候，清政府已经开始慢慢地承认公民集会、结社和言论等权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