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吉鸿昌：当兵救国，为民造福

步天涵谷

少年时好打抱不平常受乡邻称道，不满18岁开始戎马生涯

    吉鸿昌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时丧母。由于家庭贫穷，他只能在劳动之余，到乡塾里旁听先生讲课，认了不少字，也能读一些书。在夏季里，他常在院中的葫芦架下，向儿童们和街坊邻居讲述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经常是言词慷慨、情绪激动。

    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吉鸿昌很小就参加了劳动，年纪稍大时，帮助父亲捉蝎子、做药膏，替穷苦乡亲治病。他从不向仗势欺人的人屈服，看到地主恶少对穷人孩子寻衅欺凌，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他身上所特有的这种“人穷志不穷”、“人少志不小”的气质，幼年时代就常常受到乡邻的称道。

    1909年春，家里生活已难支撑，吉鸿昌便离家到扶沟县城松盛楼首饰店做银匠学徒。那里劳动条件恶劣，他双手因受腐蚀而鲜血直流。后因兵荒马乱，店铺倒闭他才回了家。1911年，吉鸿昌又到离家一百多里的周口镇增盛合杂货行当学徒。他在这里苦熬了两年，受尽老板的辱骂欺凌，又看到社会的黑暗，使他更加同情劳苦人民。一天，他向父亲表达了要当兵的愿望。父亲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儿子曾多次表示过：“大丈夫要不惜五尺血肉之躯，报效国家！”。1913年8月，吉鸿昌带着父亲从箱底拿出的一块银元离开了家乡，步行到郾城，准备投军。这时，冯玉祥正在郾城一带招兵。他挑选新兵比较严格，招募人员总要摸摸新兵手掌上有无老茧子，是否劳动阶层、品行端正。由于吉鸿昌身材魁梧，英姿威严，谈吐忠实厚诚，手掌上又有厚茧子，很快被招募人员选中了。那时，他还不满18岁。

    冯玉祥称其“吉大胆”，用积蓄在家乡办学，发动驻地军民修路

    1915年8月，冯玉祥的部队在四川南充驻防。一天，冯玉祥带着一些战士在嘉陵江边洗澡，有几个战士被水冲到深处，他们不会游泳，情况危急。当冯玉祥着急地问谁会游泳，快去抢救时，吉鸿昌一面答着：“我会水！”随即跳到江中。其实他根本不会游泳，很快也淹在水中，后被别人救了起来。冯玉祥认为他这种舍己救人的精神十分可嘉，夸奖他说：“你真是个吉大胆！”从此“吉大胆”的绰号便在军队中流传开了。

    吉鸿昌因吃苦耐劳、智勇正直得到冯玉祥赏识，他很快就被提升为手枪连连长，不久又被提升为营长。1921年，吉鸿昌回乡探亲时，拿出全部积蓄，利用一所破庙作校舍，创办了“吕北初级小学”。他立下规定：凡是贫家子弟，一律免费上学。学校规模一度壮大，曾被誉为“豫东第一”。

    1924年，冯玉祥的西北军移防绥远特别区，李鸣钟任绥远特别区都统。1925年元月，在西北军补充第四旅二团三营任营长的吉鸿昌，被调往绥远都统署任副官处处长。来到绥远后，吉鸿昌一面对新兵进行救国爱民思想教育，一面加紧军事训练，还经常在紧张的练兵中挤出时间，率领全营官兵到营房附近的什拉门更、攸攸板、刀刀板等村帮助农民干活儿。他对官兵们说：“我们来自老百姓，我们穿的军衣，吃的军粮都是来自老百姓。我们的枪支都是用民脂民膏买的，我们帮助农民劳动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劳动中，官兵们都很卖力气，除了喝点农民送来的白开水外，不收任何报酬。农民们赞扬说：“西北军这样帮助老百姓春耕秋收，真是少见，他们是一支真正爱护百姓的军队。”

    当年，归化城“马路不平，无风三尺土，有雨泥满城”，特别是主要街道高低不平，尘土飞扬，遇有降雨泥泞满街，军民行走很不方便。看到这种市容后，吉鸿昌就在办公桌对面挂的黑板上写下：“马路不平，灰尘飞扬，亟待整修，刻不容缓。”1925年5月间，经李鸣钟都统批准，吉鸿昌发动驻防军警和市民，对火车站至新城、新城至旧城、火车站至旧城的3条主要道路进行了整修，以沙石和炉灰渣铺路，压轧得平平整整，并在道路两旁种植杨柳，使市容焕然一新。

带领官兵筑路除险，不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初衷

    1925年10月，吉鸿昌升任绥远省督统署直辖骑兵团团长兼警务处处长，不久又被任命为第36旅旅长。

    归绥城17余公里的蜈蚣坝是归绥城通往武川县、达尔罕旗、茂明安旗（达茂二旗后合并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四子王旗的交通要道，当时绥北各旗县盛产小麦、牲畜、皮毛等物资，要经此路运到归化城转销国内外。同时绥北各旗县蒙汉人民生活上所需要的工业产品亦经此路运往。但这段公路坡陡路窄，蜿蜒崎岖，特别是在降雪降雨季节，经常有车辆翻滑，人们经过这样的险隘时非常担心。吉鸿昌每接到蜈蚣坝交通肇事的报告后，总是非常不安地说：“我们必须想办法铲除这条吃人的害虫——‘蜈蚣’！”为此，他呈请都统李鸣钟批准，以兵工修筑蜈蚣坝公路。

    1926年春，吉鸿昌亲自带领所辖骑兵团和手枪营，开赴坝口子、乌素图村一带安营扎寨。开工之时，吉鸿昌在大青山下集合队伍作动员讲话：“我们军队穿着老百姓的军衣，吃着老百姓的粮食，我们为老百姓修路，以解除他们行路的危难，你们说，应该不应该？”官兵们一致高声回答：“应该！”他讲了很多军队应该为老百姓修路的道理。他如同在战场上作战一样，手拿铁锹率先在工地上大干起来。在吉鸿昌的带领下，广大官兵干劲十足，工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在当地居民的支持下，打石放炮，用了几个月时间修成一条大路。

    工程竣工后，吉鸿昌亲手书写了“化险为夷”4个大字，遂刻于坝顶公路右侧以作留念。蜈蚣坝段公路修妥后，便利了绥北交通，大大减少了旅客的生命和财产损失，繁荣了绥远物资交流。

    位于呼和浩特市城南的昭君墓，旧时无人看管，墓周围略有几棵树木，立着东倒西歪的历代名人石碑，旅游者观后大有寒冢荒墓之感。吉鸿昌1926年5月中旬游览了昭君墓。当时他赞扬说：“昭君真是一位可钦佩的巾帼英雄。”游后立碑对昭君表示敬意，并加史评以抒感怀。其碑文曰：“懦夫愧色。”

    十几年里，吉鸿昌虽不断升官，却丝毫没有改变“当兵救国，为民造福”的初衷，时刻铭记着父亲“作官即不许发财”的教诲，平时省吃俭用，兴办公益事业。他严于律己，也约束部队不许扰民。

    率师北伐被誉为“铁军”，深怀忧民救国之志，秘密加入共产党

    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吉鸿昌率部参加了西安之战。1927年4月，吉鸿昌所部扩编为第19师，他升任师长，归属冯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所辖。国民革命军沿陇海路东征，吉鸿昌率部攻克洛阳、巩县，又强渡黄河，占领豫北重镇新乡，奉军被打得抱头鼠窜。吉鸿昌所部被人们誉为“铁军”。 　　

    1928年，吉鸿昌被任命为第30师师长，调防甘肃天水。1929年7月，吉鸿昌进兵宁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兼第10军军长。他整饬了军队和吏治，致力于汉回两个民族的团结，提出了“开发大西北”的口号，决心为民兴利除弊。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吉鸿昌奉命率部从宁夏出潼关，参加讨蒋大战。9月，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吉鸿昌为了保存实力，接受蒋介石改编，就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不久被蒋派往光山、商城一带进攻鄂豫皖苏区。 　　

    吉鸿昌对进攻苏区十分反感。他“托病”到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随后又化装到鄂豫皖苏区进行了考察，思想上受到很大触动，随后曾在潢川组织部队起义参加工农红军未果。蒋介石发现吉鸿昌有“谋反”之意，便解除了他的军职，逼迫他出国“考察”。　

    在国外，吉鸿昌通过利用记者的采访，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介石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在德国时，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遭到蒋介石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不予签证。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吉鸿昌闻讯立即回国寓居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4月，吉鸿昌在北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爱国的旧军人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在党的号召下，他积极策动冯玉祥、方振武等高级军官筹组抗日武装，准备收复失地。在他的努力下，1933年3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初期的武装力量有6万多人。

  组建察绥同盟军率先抗日，浴血奋战收复失地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吉鸿昌任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1933年6月20日，他率领同盟军从察哈尔东部出击。经过20多天的浴血苦战，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多伦等地（现分别在内蒙古、河北境内），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省境。在攻克多伦的战斗中，吉鸿昌身先士卒，冒着日寇敌机的轰炸扫射，率领敢死队第一批攀登入城，用大刀和敌人肉搏，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

    察绥抗日同盟军的胜利，鼓舞了全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纷纷捐钱捐棉衣捐食品，支持同盟军抗日。上海各界抗日联合会、北平各界抗日联合会、华北青年抗日同盟会，以及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湖南、湖北、天津等地的抗日救国团体，都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慰问和支援。抗日同盟军的胜利和全中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恐慌，他们便加紧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制止同盟军抗日。国民党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日反侵略的热潮中扩大影响，决定对察绥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先是威胁利诱，要求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解散抗日同盟军，到国民党政府中去做官。遭到拒绝后，就对抗日同盟军采取了武装进攻的卑劣手段。

    7月上旬，正当抗日同盟军克复多伦后，准备进一步行动时，国民党政府的嫡系军队16个师开进了察哈尔，分3路向张家口进逼。他们切断了一切交通要道，对张家口进行全面封锁，给抗日同盟军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日本侵略军见国民党政府已经对抗日同盟军采取行动，便从热河向察哈尔东部进行反扑，使察绥抗日同盟军处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中。8月7日，冯玉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宣布离职下野，抗日同盟军的一部分队伍被国民党的第29军收编。吉鸿昌、方振武顶住压力，拒绝收编，并且公开发表外抗日寇、内除国贼的声明，宣布继续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

    8月26日，吉鸿昌率领3000多人试图去商都同抗日同盟军高树勋会合，建立苏区。但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苏区因而无法建立。吉鸿昌无奈之下找到了方振武，准备一同进攻由国民革命军驻守的北平城。

    9月间，吉鸿昌率领察绥抗日同盟军向滦河以东地区进击。国民党政府竟然和日寇秘密商定，共同围剿同盟军。日寇在北面，国民党军在东、南、西三面，对同盟军进行包围。日寇还出动了许多飞机，对同盟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吉鸿昌战至10月，但终因众寡悬殊，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而失败。

    组建“反法西斯大同盟”，就义前写下“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为了保存抗日实力，吉鸿昌与方振武到国民党第32军驻地同商震谈判。不料，蒋介石却电令商震把吉鸿昌和方振武押送北平审问。

    1933年10月16日黄昏，汽车载着吉鸿昌、方振武从牛栏山向北平开去。为防不测，两人都换上便服。方振武坐第一辆车，吉鸿昌则坐在第二辆车上。汽车开到顺义马家营西边，几个军人持枪冲到跟前喝问：“方振武在哪里？”方振武灵机一动，指着后面说：“在后边。”那些军人就奔后边那辆车去了。方振武乘机跳下车，混进人群，趁天黑沿潮白河潜往天津。

    在汽车上，吉鸿昌向押解他的国民党士兵宣讲抗日救国道理。那些士兵得知他就是战功卓著、威震敌胆的吉鸿昌将军，十分敬仰。当汽车离开孙河五六里地之后，士兵闭目装睡，故意给吉鸿昌留个逃走的机会。趁这工夫，吉鸿昌和随从牛建忠跳车逃跑，也潜往天津。

    察绥抗日同盟军解体后，吉鸿昌被迫转入地下，在北平、天津等地继续从事抗日活动。1934年5月，吉鸿昌回到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他被推为主任委员，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因而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6月，吉鸿昌、南汉宸秘密与西安杨虎城将军取得联系，并得到杨虎城的援助。吉鸿昌积极筹资购买武器，进行武装抗日反蒋的准备工作。他还亲自约原西北军中具有反蒋思想的苏雨生、邢肇棠、雷中田等人来天津，由天津地下党组织集中进行开展秘密武装斗争的训练，然后派往西北、豫南、豫西、安徽等地，组织抗日武装自卫军，作为红色火种。　　

    1934年11月9日晚，吉鸿昌在法租界秘密开会时遭军统特务暗杀受伤，被法国工部局逮捕。11月23日，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之后，他被引渡到北平陆军监狱。蒋介石对坚持抗日的吉鸿昌恨之入骨，下达了“立时处决”的命令。11月24日，面对“立时处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鸿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然后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他牺牲时年仅3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