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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09日 09:08 来源:深圳特区报
邓小平在莫斯科
姓名:邓希贤。
俄文名:多佐洛夫
学生证号码:233
党的工作:本班党小组组长。
守纪律否:守纪律。
对同志们的关系如何:密切。
对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
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并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深刻理解党的任务,没有非党倾向。能在团员中树立党的影响。
做什么工作是最适合的:特别适合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份1926年6月16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党小组鉴定,勾画出了1个22岁的年轻共产党员邓希贤的基本形象。
被选为“理论家小组”的党小组组长
85年前,1926年1月17日,邓小平第一次踏上了俄罗斯的领土。他和中国共产党欧洲委员会、中国共青团的17名同志经由德国、波兰抵达莫斯科,在中国共产党莫斯科支部代表们的带领下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报到。当天是星期天,校方工作人员给他们发了学生证并给他们起了假名。邓小平的名字是多佐洛夫。至于为什么是这个名字,俄罗斯专家认为可能是注册时有人注意到他曾在法国的城市列·科列佐工作过。
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呆了仅仅12天,邓小平就转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当时邓小平被分到了七班(学校一共分十三个班,每班25-40人)。七班是个很特殊的班级: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被认为最有前途的学生都在这个班。其中中共方面有邓小平、傅钟等,国民党方面则有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还有汪精卫的侄儿和秘书、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等。后来这个班私下里被称为“理论家小组”,而邓小平则很快被选为七班的党小组组长。
当时,中山大学的教学计划非常满。有俄语、社会形态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史和东西方革命史、苏联共产党党史、经济地理、政治经济学、党建课、军事和新闻。学制两年,学生们一周六天每天八小时都要在教室里度过。
邓小平俄语并不算好,但他心态乐观,每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孜孜不倦顽强地学习。最后,他的公共课,包括《苏联共产党党史》、《社会形态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经济》都得到了优秀的成绩。大学里有不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著作的中文译本,这些书邓小平都特别重视。
与蒋经国同窗
蒋经国是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邓小平比他大,经验也远远比他丰富。1920年12月,邓小平刚16岁,就去法国勤工俭学。到法国后,他参加了革命斗争,1925年邓小平成为中共旅法支部的负责人,遭到法国政府迫害,遂于1926年1月与傅钟、任卓宣(曾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叛变,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来到莫斯科。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河西岸。冬天的莫斯科河结着厚厚的冰,如一条银白色的带子。蒋经国是初次出国,又是到内心向往的红都莫斯科,觉得一切都很新鲜,饭后总是与有着革命经历的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一起冒着寒冷到学校对面的广场、公园和莫斯科河畔去散步。除了聊天,他尤其爱听邓小平讲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那些惊心动魄、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
那时,邓小平总爱围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有一次,蒋经国问邓小平,你干吗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答,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而捡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
蒋经国钦佩邓小平的经历,在莫斯科留学时,把他看成“大哥”、“学长”。邓小平对蒋经国也留下了较好的印象,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所大学里“学得不错”。当邓小平与国民党右派同学谷正鼎、谷正纲、邓文仪辩论时,蒋经国往往站在邓小平一边,国民党右派同学为此十分恼怒,常常责问蒋经国,“经国,你是吃国民党的饭,还是吃共产党的饭?”蒋经国毫不犹豫地说:“我是吃苏联的饭!”
蒋经国和邓小平个儿都不高,站队时老站在一起,肩挨着肩。
生活和历史就是这样地开玩笑,这两个当年同窗共学的朋友和同志,谁能料想到,多年后会成为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呢?
初识第一位妻子张锡瑗
“张锡瑗真是少有的漂亮!”多年后,邓小平仍这样评价自己的第一位妻子。
张锡瑗生于1907年,在莫斯科时正好19岁。1925年下半年,张锡瑗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这里,张锡瑗和邓小平相识。那时,邓小平22岁,张锡瑗20岁。
张锡瑗活泼、爽快、性情温和,对人很好。但两人在中山大学只是同学、同志、战友,关系并没有发展到恋人的程度。
1926年5月,冯玉祥访问莫斯科。他对苏军的政治工作体制非常感兴趣。回国后,冯玉祥就要求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派遣40名学生来西北军,帮助他开展政治宣传工作。1926年底,莫斯科中山大学选派邓小平等20余人回国前往冯玉祥军中。他们取道蒙古到达绥远,再经银川于1927年2月抵达西安。回国后,邓小平参与了西北军的中山军政学校的创办工作并担任学校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
邓小平的留学苏联生涯不到一年就结束了。两人的同窗之谊自然也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缘分自有它的安排。1927年,张锡瑗经蒙古回国,回国后她参加领导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之后张锡瑗来到武汉,在武汉中央秘书处工作。这年6月,邓小平也由西安前往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工作,后又筹备并参加“八·七会议”。
老同学相遇,既惊且喜,他们这回真是并肩战斗在一起了。
不久,中共中央迁往上海,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也到了上海,而且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里工作。
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情趣和缘分,他们相爱了。
1928年刚过年不久,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了。多年之后,健在的老人都还记得那场婚礼和那个女孩儿般的新娘子:“她个子不高,讲话轻声轻气,白净的脸,秀气温柔,和邓小平感情很好,有说有笑。”“她穿一身旗袍,短头发,高跟鞋,人漂亮,性格很好,很活泼,很爽快,对人很好。”
张锡瑗1930年1月生孩子后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住在贫民救济医院,条件很差。邓小平从广西赶回上海两天后,她就在丈夫怀中死去,孩子也没保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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