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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历史不会重演,这话不是很正确。历史有时候也会重演,当历史重演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惊异----啊怎么会这样!
曾国藩(1811--1872)在中国历史上首先是一个人物,其次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不管你怎样看他,说他都是这样。百年以来,誉之者称其“一代完人”,另有“中兴第一名臣”之别誉;毁之者称其“千古罪人”,另有“曾屠户”“卖国贼”之绰号。我用一个中性词来说明他的一生-------精彩!这样可以既不得罪毁誉派,也不讨好支持派,算是得了“中庸之道”吧。
曾国藩年轻时得当时权相穆彰阿宠信,十年七迁,连升十级。文称内阁学士,太子太保;武署兵部,并先后任礼部、吏部侍郎,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战太平,剿捻军,开“洋务”,文韬卓著,武略赫赫。清政府说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他的门生故交赞他“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后世之民主人士又骂他是“以夷狄攻中国”,杀人割地”之洋奴,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光潜为之叹曰:功罪两千古,泾渭一人分!
无独有偶。90年后,中国又出了一个与曾国藩同样的人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胡适(1891--1962)先生。胡适也是头顶二个高帽:“历史罪人”和“一代宗匠”(白吉庵:《胡适传》)。近二年来,我先后写过二篇文章论胡适:《胡适“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新解》和《胡适,中国师道之楷模》,是想希望大家从做学问和做人二个方面来从新认识胡适;不要因为政治问题把他一概否定,一棍子打死。
胡适生在多灾多难,异邦日侵,和各种思想横流的时代。那个时候,凡有出息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信仰的是难得改弦易辙的,胡适也是这样。他站在过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风口浪尖,对“五四运动”前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孕育是有功劳的。他自称是中国“白话文的布道者”有根有据并不过分。他以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力排众诽,支持李大钊成为北京大学教授,对于提高李大钊的社会名声地位,对于李大钊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是有好处的。他公开批评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人治”,呼吁“法治”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兴旺也是有好处的。“9.18”以后,他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公开发布过不少反革命言论也是事实。1955年对他的批判阵容,可以说是中国几千年史无前例的。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顶级权威专家学者:哲学界有艾思奇、胡绳、任继愈、金岳霖、孙定国、张世英;思想界有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汪子嵩;史学界有范文澜、黎澍、周一良;罗尔纲、冯友兰、贺麟;文学界有何其芳、游国恩、蔡仪、王瑶、余冠英、周汝昌、刘绶松等都参与了对胡适的口诛笔伐。郭沫若老说他是某些人心中中国学术界的“孔子”。
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发生“问题与主义”之争;1920年又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发生《新青年》办刊方向之争;1922年年中,胡适退出《新青年》,另创办《努力周报》,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最高层的彻底分道扬镳。此后,胡适遂堕入反革命的泥潭。
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认识,往往会出现“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偏颇。往往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过滤再回头看,才会有一个比较盖棺定论的科学的正确的评价。对胡适也是这样。55年的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但是,一棍子打死不科学。胡适一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对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都是有许多可圈可点的贡献的。我们后人说文化史,说教育史,离开胡适恐怕难圆其说!这就是我们应当对胡适加以科学评价的理由。
中国会不会出现第三个这样的人物?似乎已经出现了。有谚语曰: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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