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高棉罪行录：9138个坑葬点中发掘150万骷髅

陈浩海

2011-10-19 11:57 来源：文史参考
      核心提示：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这些人死于处决、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作者：上林，原题：《杀戮之地》“红色高棉”血洗柬埔寨

电影主人公在逃亡的过程中进入了一个白骨累累的“万人坑”，镜头虽然不多，但极具震撼力。据柬埔寨历史资料收集中心报告，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荷兰三国的协助下，在全柬170个县中的81个县进行了勘察，在9138个坑葬点发掘出近150万个骷髅。这些人死于处决、劳累、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

上世纪70年代，柬埔寨共产党推翻美国支持的朗诺政权，树立了在柬全国的统治。就在柬埔寨百姓以为战争已经结束、好日子马上就要来临的时候，被称为“红色高棉”的柬共在国内推行了一套极“左”的政策，让这个东南亚小国霎时变成人间地狱。虽然“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统治只有短短的3年8个月，但其给柬埔寨造成的伤痕至今还隐隐作痛。1984年，一部英国电影《杀戮之地》（也译作《战火屠城》），以极其写实的手法，向全世界再现了柬埔寨历史上那段最为黑暗的时光，为把“红色高棉”政权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砸下重重的一锤。

“红色高棉”最盛时党员达到4万

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先、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1962年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1966年，柬埔寨劳动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国际上注意到波尔布特领导的组织，是在70年代的印度支那抗美战争期间。不过令人困惑的是，柬共长期不公开自己组织的名称，西方只好自己加了一个俗称“红色高棉”。

1970年美国策动朗诺集团以政变推翻了王国政府， 西哈努克流亡北京并号召人民起来抗战，为波尔布特领导的党提供了大发展机会。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旗帜下， “红色高棉”与西哈努克联合，又得到中国、越南支援，武装人员曾发展到20万， 党员也发展到4万，于1975年4月17日攻占金边掌握了政权。《杀戮之地》就以“红色高棉”占领金边前后作为真实的历史背景。

《杀戮之地》改编自一篇长篇报告文学《迪特·普兰的生与死》，作者是《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山伯格，文章发表于1980年，披露了一个“红色高棉”大屠杀幸存者的真实经历，这种对电影人来说可遇不可求的题材立即吸引了众多制作人和导演的关注。

一个叫布鲁斯·罗宾逊的演员把这篇文章改编成一部300页的剧本，拿着剧本去找1982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火战车》的制片人大卫·普特南，想让普特南提提意见。普特南把剧本发给了许多导演，让导演们谈谈想法。最终，一个叫罗兰·约菲的名不见经传的导演打动了普特南。约菲告诉普特南，他不想只拍一部简单的战争片，他要通过战火与屠杀、恐怖与血腥讲述一个有希望的故事——两位主人公亲如兄弟、胜似兄弟般的友情。

事实证明，罗兰·约菲完美地执行了自己的想法，很多人看到两位主人公九死一生后的重逢都激动得流下热泪。电影获得了1985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并拿下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男配角三项大奖，在当年有“英国奥斯卡”之称的英国电影学院奖中拿下8项大奖，并入选英国人评选的百大名片榜单。
大屠杀幸存者真实故事震撼人心

不过，影片的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结于真实的故事给观者带来的震撼。

影片的两位主人公都确有其人，他们就是上面提到的《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山伯格和他文章的主角迪特·普兰。

迪特·普兰1942年9月27日生于柬埔寨的暹粒。他学习了法语和英语，并为驻金边的美国官员充当翻译。1970年，美国支持的朗诺发动政变，成功夺取政权后和“红色高棉”艰苦鏖战。普兰开始在金边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当翻译。他此后的经历成为电影的主线。

1972年，越战接近尾声，西德尼·山伯格来到了燃起战火的柬埔寨进行战地采访，迪特·普兰受聘担任他的翻译、助手兼摄影师，两人在战火中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他们第一时间报道了美国对柬东部毁灭性的轰炸。后来西德尼·山伯格凭借他在金边的报道拿下1976年的普利策奖，这和迪特·普兰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1975年4月，“红色高棉”围攻金边，朗诺政府倒台在即，美国大使撤离。迪特·普兰把自己的家人送上美国外交部的飞机，自己则决定留下来帮助西德尼·山伯格采访。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俩人撤入法国大使馆，后来山伯格随大批外国记者撤离，迪特·普兰则因为没有护照而留了下来，被遣送到乡下的强制劳动营接受劳改，历经饥饿毒打，在野蛮屠杀中活了下来。1978年底，越南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迪特·普兰趁乱逃亡，步行40英里，一路千辛万苦，躲过了“红色高棉”士兵和越南军队，终于逃到泰柬边境的一所难民营里。他在难民营给山伯格发了一封信，欣喜若狂的山伯格立即从美国飞来，两个生死之交的朋友重逢。影片也在此结束。

兴奋的山伯格说：“我曾经花了4年时间搜寻一切有关普兰的消息，几乎要放弃希望。所以，当他1979年10月在泰国突然现身，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迹。这让我的生活恢复了老样子。”两人在难民营里谈起普兰这四年的经历时，普兰脱口而出了一个词：“杀戮之地（the killing field）”，用来形容他在逃亡之路上见到的成堆的尸体和遇难者的白骨。这个词后来成为电影的片名。

1980年，普兰来到美国，和先期到此的妻儿团聚，被《纽约时报》聘为摄影记者，而他的三个哥哥都在大屠杀中身亡。后来普兰当上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并建立了迪特·普兰大屠杀认知会，帮助人们了解“红色高棉”时期的历史。1986年，普兰加入美国籍。2008年3月30日，普兰因胰腺癌在纽约去世，享年65岁。临终时，西德尼·山伯格陪伴在他的身边，山伯格如此评价逝者：“普兰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一个为了真相和他的人民而斗争的战士。佛教的平和、勇气和积极精神让我的这位兄弟与众不同。”

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百万，占柬全国总人口七分之一

迪特·普兰和吴汉只是上世纪70年代“红色高棉”大屠杀中幸存的个例，而他们有太多的亲人和同胞，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死去。据统计，“红色高棉”导致柬埔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超过百万，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在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这项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进城前两个月作出的，但他们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东西出城，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金边素有“东方巴黎”之称，有两百万人口，占柬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数日之内就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因出城匆忙， 所带食品、行囊不多， 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 忍饥受累， 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到达指定地点后，又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同年9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

从肉体上消灭非无产阶级

这只是“红色高棉”血腥统治的开始。波尔布特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获得“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夫妻被分开，一个星期只能见面一次。

迪特·普兰就是伪装成文盲才逃过一死。作为医生的吴汉也隐瞒了自己的职业，他的妻子产后大出血，却不敢向身为妇产科医生的丈夫求助，因为那样会暴露吴汉的职业。最终，吴汉的妻子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去，孩子也没能活下来。
大屠杀幸存者真实故事震撼人心

不过，影片的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结于真实的故事给观者带来的震撼。

影片的两位主人公都确有其人，他们就是上面提到的《纽约时报》记者西德尼·山伯格和他文章的主角迪特·普兰。

迪特·普兰1942年9月27日生于柬埔寨的暹粒。他学习了法语和英语，并为驻金边的美国官员充当翻译。1970年，美国支持的朗诺发动政变，成功夺取政权后和“红色高棉”艰苦鏖战。普兰开始在金边为《纽约时报》的记者当翻译。他此后的经历成为电影的主线。

1972年，越战接近尾声，西德尼·山伯格来到了燃起战火的柬埔寨进行战地采访，迪特·普兰受聘担任他的翻译、助手兼摄影师，两人在战火中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他们第一时间报道了美国对柬东部毁灭性的轰炸。后来西德尼·山伯格凭借他在金边的报道拿下1976年的普利策奖，这和迪特·普兰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1975年4月，“红色高棉”围攻金边，朗诺政府倒台在即，美国大使撤离。迪特·普兰把自己的家人送上美国外交部的飞机，自己则决定留下来帮助西德尼·山伯格采访。4月17日，“红色高棉”占领金边，俩人撤入法国大使馆，后来山伯格随大批外国记者撤离，迪特·普兰则因为没有护照而留了下来，被遣送到乡下的强制劳动营接受劳改，历经饥饿毒打，在野蛮屠杀中活了下来。1978年底，越南军队大举入侵柬埔寨，迪特·普兰趁乱逃亡，步行40英里，一路千辛万苦，躲过了“红色高棉”士兵和越南军队，终于逃到泰柬边境的一所难民营里。他在难民营给山伯格发了一封信，欣喜若狂的山伯格立即从美国飞来，两个生死之交的朋友重逢。影片也在此结束。

兴奋的山伯格说：“我曾经花了4年时间搜寻一切有关普兰的消息，几乎要放弃希望。所以，当他1979年10月在泰国突然现身，对我而言简直就是个奇迹。这让我的生活恢复了老样子。”两人在难民营里谈起普兰这四年的经历时，普兰脱口而出了一个词：“杀戮之地（the killing field）”，用来形容他在逃亡之路上见到的成堆的尸体和遇难者的白骨。这个词后来成为电影的片名。

1980年，普兰来到美国，和先期到此的妻儿团聚，被《纽约时报》聘为摄影记者，而他的三个哥哥都在大屠杀中身亡。后来普兰当上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委员会的亲善大使，并建立了迪特·普兰大屠杀认知会，帮助人们了解“红色高棉”时期的历史。1986年，普兰加入美国籍。2008年3月30日，普兰因胰腺癌在纽约去世，享年65岁。临终时，西德尼·山伯格陪伴在他的身边，山伯格如此评价逝者：“普兰是一个真正的记者，一个为了真相和他的人民而斗争的战士。佛教的平和、勇气和积极精神让我的这位兄弟与众不同。”

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百万，占柬全国总人口七分之一

迪特·普兰和吴汉只是上世纪70年代“红色高棉”大屠杀中幸存的个例，而他们有太多的亲人和同胞，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死去。据统计，“红色高棉”导致柬埔寨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至少超过百万，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七分之一。

在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发出“一号命令”，以战备为借口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这项决定是在“红色高棉”进城前两个月作出的，但他们对相当高级的干部都严加保密，并且欺骗老百姓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用不着带东西出城，三天之内就可以回家。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金边素有“东方巴黎”之称，有两百万人口，占柬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数日之内就成了一座死寂的空城。

居民们徒步出城后，大都被分配到边远的农村。因出城匆忙， 所带食品、行囊不多， 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 忍饥受累， 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到达指定地点后，又解散家庭，按照成分、年龄、性别编组劳动。同年9月，全国所有城镇的人口被全部迁出。

从肉体上消灭非无产阶级

这只是“红色高棉”血腥统治的开始。波尔布特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把每一个城里人改造成农民。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新人”必须通过改造才能获得“新生”。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夫妻被分开，一个星期只能见面一次。

迪特·普兰就是伪装成文盲才逃过一死。作为医生的吴汉也隐瞒了自己的职业，他的妻子产后大出血，却不敢向身为妇产科医生的丈夫求助，因为那样会暴露吴汉的职业。最终，吴汉的妻子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去，孩子也没能活下来。
同年12月25日，乔森潘和农谢在拜林宣布向金边政府投降。1999年3月6日，塔莫于泰柬边境附近被柬埔寨军方擒获，标志着“红色高棉”政权完全垮台。

2009年2月18日，联合国与柬埔寨共同组建的柬埔寨法院特別法庭开庭，拉开对“红色高棉”政权及其主要领导人的审判序幕。2010年7月26日，特別法庭以战争罪、反人类罪、酷刑和谋杀罪判处S-21监狱的监狱长康克由35年监禁。

2006年，外界公认的对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塔莫病死。现在英萨利、农谢、乔森潘等“红色高棉”领导人也垂垂老矣。但就像迪特·普兰生前所说的：“犹太人对正义的追求从不因为希特勒的死亡而停止，柬埔寨人对正义的追求也不应该因为波尔布特的死亡而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