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探路“去行政化”之路

文卓

今年4月，在选举产生的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中，43名委员无一校领导。原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现任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也不例外。

　　对于校领导退席学术委员会，社会和媒体几乎都以“迈出了‘去行政化’第一步”而加以赞誉。在当前高等学校逐步改革、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大力提倡学术独立的前提下，复旦大学在探索大学精神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复旦学术委员将如何行使“最高学术审议机构”的职权，如何求出“行政与教学分离”的方程解？

　　必须把学术委员会还给教授们

　　7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闻玉梅开始并不同意担任复旦大学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但最终她又同意了。原因是，她听说这次自己是被真正“民主选举”出来的。而且，她觉得“这次的学术委员会可能真的要发挥学术上的作用，而不是一个挂名的”。

　　“我们的核心理念是：教授治学就是治理学术，要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民主，维护学术的独立性和纯洁性。”在复旦大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前任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换届工作小组组长王迅介绍说。

　　重组学术委员会成员班子，王迅是积极推动者。“我这届学术委员会从2001年6月成立到2010年底，只开过两次会，其中一次还是去年10月份的委员换届会议。按照规定，学术委员会委员的任期只有4年，可我这个委员已经担任了10年！”王迅一直对多年来没有实现制度化运作的学术委员会非常担忧，要改变这一状况，改革是必由之路。

　　外界的焦点是新委员会名单的变化——43位委员无一校领导。其下设的5个学术分委员会也不再设主任，只设组长和副组长。因为“设了主任或者副主任，听上去就和行政级别挂了钩。如果只有组长，当选者连印在名片上都不好意思吧。”王迅说。

　　“校领导不能在校学术委员会任职，必须把学术委员会还给学校的教授们”，复旦校长杨玉良在去年年底就已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这一立场。

　　不过比“谁不在里面”更值得关注的是“在里面的人”能做什么。在新修订的《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里，第一次将学术委员会明确为学校的“最高学术审议机构”。

　　联系起长久以来学术委员会在大学的尴尬地位，复旦学术委员会新章程里的“最高”两字意义深远。我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但对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和地位并未明确。

　　而在现实中，学术委员会在高校中多定位为“学术审议机构”“咨询机构”， 并由校长领导，不见“最高”二字。没有独立运作机制、听命行政安排，学术委员会渐渐沦为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

　　不破，则不立。重新修订学术委员会章程，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把章程中的废话、官话和套话都删除，首当其冲就是“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科教兴国的战略……”学术委员会要考虑的是如何营造一个自由而严谨的学风、鼓励学术创新、维护学术规范，这与是否建设一流大学无关。

　　新章程还删去了“在校长领导下开展工作”“本章程解释权在校长办公会议”等条文，并规定在任的校党政领导成员不参加校学术委员会。

　　被删改的还有学术委员会成员的选举条件。过去，章程给成员身份划了等级，同样是教授，但有院士、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江学者等区别。在新章程里，当选条件只有一个，即现在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的教师。

　　制度性框架搭建好了，学术委员会可以重装上阵。“有些学校的院士认为我们抛开行政是做不好的，他们以为我们就是独立门户，自搞一套。有些事不要看表面现象，要看做得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先要做给大家看。”闻玉梅说，“学术委员会应该主动发出更多声音，学校的行政方面可以赞同，也可以反对。如果反对，完全可以把反对的原因摊开来讲。多方互补，这才有利于大学的发展。真理越辩越明，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复旦新一届学术委员会主任闻玉梅表示新一届的学术委员会将“不做泥菩萨”。

绕不开的学术独立与大学行政化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刺痛着中国的教育现状，而“行政化”的高校管理体制无疑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去行政化”一直是国内高校的共同努力，但行政权和学术权并未真正分离。大学的管理人员官员化，大学用行政的思维和手段解决学术和教育问题。高

　　校考核教师越来越像考核 GDP：科研论文多少篇、科研经费多少万元、科研项目级别多高……整个环节统一管理、统一标准，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学术自由和学术精神自由。美国芝加哥大学有句名言“明辨之路是争论，而非顺从”。行政化使大学多了顺从的奴性，扼杀了大学的自由精神与创造性。

　　对于大学，行政要为教学、科研服务，而不是管理，更不是管头管脚。“我们的学校都是靠行政权力治校，下级服从上级。教授没有话语权，只能去迎合权力，或者主动去做官。于是产生了大学不去竞争学术好，而是崇尚权力大、地位高的校园文化。在这种氛围中，学术就萎缩了。”原中科大校长、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曾一语戳破高校“行政化”的弊病。行政思维主导着大学，大学所真正需要具备的精神和本质日趋没落。

　　“领导退席”曾引起热议。不少人认为，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大步。也有人提出，校领导中有相当一部分学术水平完全够格的人选，“一刀切”有矫枉过正、浪费人才的危险。

　　“一所大学如果没有学术，那大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样，一所大学不以育人为本，那么大学也没有存在的价值。学术既不需要行政来干涉，也不需要民主来决策，因为学术不是依靠行政领导发布指令来进行管理的，学术也不是靠少数服从多数来实现发展目标的。一所大学的学术必须保持独立，思想必须保持自由。这样，一所大学才能有发展的前景。”杨玉良说。

　　作为世界公认的一流大学，耶鲁大学是美国“教授治校”的典型，“耶鲁教授做主”成为它的最大特色。耶鲁设立文理科教授会，而且耶鲁的每个学院都有教授会。教授会有权制定学院的教育政策，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工作，监督大学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向院长推荐系主任人选。

　　教授治校的传统使耶鲁形成了学术自主、中立、自由的良好风气。在耶鲁，教授就是学校的主人，既是管理者，也是教学者、研究者。这种教授治校的传统使耶鲁没有庞大的脱离教学的行政人员队伍，也没有专门的行政大楼。

　　“我们是选出来的，就要尽职尽责。”在闻玉梅看来，作为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就要有三个“观”：“一是良好的道德观，特别是科学道德观。二是全面观。现在的教授都喜欢把自己的专业说得非常重要，好抢钱、抢人、抢地方，这样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第三要有可持续发展观，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是说我这一任做三年，要做出什么成绩来，而是应该推动整个学校、整个中国的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对学校，对全体的师生员工，你的责任是长期的。”

　　求解“教授治校”的过程将更复杂

　　改革最根本的不在于把权力交给谁，而是建立起一套健全合理的机制。

　　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是西方现代大学管理的三项基本原则。法律确认的大学自治是最基本的前提。没有大学自治，就谈不上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但是，在中国实行“教授治校”的难度非常大。如果说“行政与教学分离”是摆在中国高等教育面前的方程式，那么求解的过程将更加复杂。

　　在各类行政部门主导大学治理的环境下，学术委员会成为捍卫学术自由的一座新的坚固的堡垒。复旦新的学术委员会章程强调学术的职权要与行政权力区分开来，给教授更多自主权。新的学术委员会运行时间还不长，“领导退席”之后的效果如何还难下定论。但委员们已经互相约好，开会时一律互称“老师”，什么“院士”、“院长”、“所长”、“主任”之类的称呼都不提。第一次开会时合影留念，大家站的位子也不是按资历高低谁居中、谁站第一排，爱站哪儿站哪儿。时任党委书记秦绍德站在第二排的最左边，校长杨玉良站在最后一排的右边第二个。事后，有委员表示，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虽然都是小细节，却有利于形成更加自由、民主的氛围，这是解方程的第一步。

　　复旦大学还试图将这个方程解得更透彻一点。今年初，杨玉良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透露复旦正在制定被称为“复旦宪法”的大学章程，划分和限定各种权力，包括校长的权力，摒除行政权力对教育的过度干预。

　　大学章程要解决的远不止是学校内部治理问题，还应包括界定学校与政府(财权、人事权)、学校和社会的关系等重要内容，这些都迫在眉睫。目前，包括复旦在内的26所高校已经被列为教育部建设大学章程的试点。如何通过程序处理好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的关系，更好地发挥作用；如何在制度设计上打破由传统的学科划分带来的功能上的分割，实现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对于这些重大问题，学术委员会的委员们正在摸索中，因为“没有先例可循”。

　　我国一批高校要实现“教授治校”、“教育家办学”，都面临着传统管理体制的强大惯性和障碍。尽管雄关漫道，但学术委员会、大学章程等改革都必将为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方程式提供有价值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