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身居高位后平时仍身穿士兵服装脚穿笨山鞋

步天涵谷

　治事勤勉的傅作义先生

　　党德信

　　傅作义，字宜生，是保定军校毕业曾获陆军二级上将军衔的身经百战的名将。傅作义先生在北伐中坚守涿州而名震中外。在抗战中，他坚持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转战长城内外。百灵庙战役旗开得胜，中共中央电贺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五原大捷收复失地，威震敌胆，战功卓著。抗战时期他主政绥远时，屯垦治水，建设城乡，整顿金融，发展教育，使绥远成为民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解放战争后期，他为保护古都北平，接受中共的和平解放北平八项条件，率部起义，改编为解放军，并促成绥远和平解放。毛泽东评价傅作义先生：“和平解放北平，宜生功劳很大，人民永远不会忘掉你。”

　　1949年1月傅作义先生参加革命后曾任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水利部长和水利电力部部长、第一至四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对他的赫赫战功，书籍报刊多有介绍和记载，本文仅就他治事勤勉方面的事例，简要述之。

  　治事勤勉 从政廉洁

　　曾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先生说，傅作义不但是一员战将，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行政人才。至于他治事的勤勉，从政的廉洁，尤为可取。1895年6月，傅作义出生于山西省荣河县黄河东岸的安昌村(今属临猗县)世代务农的一个贫寒家庭，其父耕作之余，到黄河上做船工，挣些零用钱。他在陆军小学、中学学习时，家境仍很贫苦。这对他一生的朴素作风有良好的影响。他身居高位后，平时仍然身穿士兵服装，脚穿笨山鞋，穿着打扮与普通士兵一样，吃的依然是简单的家常便饭，住房屋内没有像样的家具。由于他身着士兵服装，不带任何标志符号，所以初次见面的人都不识他，误以为他是个普通的大兵，以致闹出一些笑话。此种朴实状况，一直持续到北平和平解放。

　　1946年2月时任华北宣慰使的鹿钟麟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说：“傅将军的生活作风是满身乡气，十分刻苦节约。官兵上下，是一团和气，亲如手足。”抗战时，傅作义在部队提倡“生活标准化”。他说：“‘生活标准化’，就是我们所一贯坚持的待遇不同、生活一致。以我们共同的生活标准为标准。尤其负责实际责任的同志，绝对必须如此。第一，这是清廉的基础；第二，官兵上下感情一致；第三，民众对官吏信任；第四，可以减少许多无谓的浪费。”傅作义认为这是艰苦朴素，官兵一致的思想基础。他练兵带兵很有点儿像冯玉祥将军的作风，脚踏实地，培养“乡气”，自成一个清新朴素的格局。军校分派来的学生，先要到他所设立的训练团，接受短期训练，以祛除其身上的“官气”，然后再安排工作，并逐步培养其“乡气”。在国共合作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应傅作义的请求，以潘纪文为特派员带得力干部协助傅部建立政工制度，提高了官兵抗战必胜的信心与部队的战斗力。

　　清廉治军 严惩贪污

　　抗战时期傅作义先后任第35军军长、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司令兼第35军军长、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等职。他在绥远军政干部会议上曾做过题为《创造优良环境》的报告，其中讲到：“一个人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环境而单独生活。……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清廉、负责、合作、一致的优良环境。”傅作义经常告诫属下决不能贪污。他在黄河河套地区驻防时曾以极刑惩治过一些贪污干部，力求创造清廉、合作的工作环境。

　　俗话说，“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绥西地区虽属后套，但该地枕狼山、面黄河，区域广阔，地势平坦。傅作义1939年自晋入套，经过攻包头、战绥西、克五原等抗日战役后，傅作义提出“民养军、军助民、军民合作发展粮食生产”的具体措施，在后套地区屯兵兴农，励精图治，实施新县制，整顿吏治，经武练兵，军垦生产，奖励农桑，寓兵于农，从根本上解决军粮民食问题，绩效斐然。他素以“治军与治水并重”为口号，为统一调配军工民工，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成立了水利指挥部。他邀请并陪同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专家到现场实地勘察、测量，并率部队挖沟修渠，兴修水利，实施土地整理和改革，部队屯垦自给，减轻农民负担，使河套地区水浇地面积达千万亩以上，为四川成都平原的两倍，当时有“塞上江南”、“鱼米之乡”之美誉，现在有些水利设施仍在发挥作用。

　　傅作义在其所率部队的总部设有经济管理委员会，做到经济民主、经济公开。他要求各级军需人员要当好部队的供给军需，不当主管私人账房的军需。他提倡为整体服务，为全体官兵服务的作风。由于他自己与官兵同甘共苦，并严厉惩治贪污现象，故所部各级军需干部，多能艰苦自持，公私分明。当时有些军需人员外出办事，艰苦朴素，为了节省费用，宁愿啃自己带的干粮冷饼子，也不下饭馆，傅作义对此大力表扬。他反对赌博，甚至日常娱乐玩玩麻将牌也不许。他曾嘱咐，买饭桌不要买方的，要买圆形的，不要为打麻将赌博创造条件。

　　体贴百姓 爱护士兵

　　傅作义外出轻装简从，反对前呼后拥是终身的传统作风。傅作义抗战期间在绥西，外出去远处乘一辆半轿式的双排座的大卡车，坐在前排驾驶室，与司机并列，随员、秘书、警卫坐在后排。在驻地一般都是骑自行车或步行，只带卫士一二人，从未有过前呼后拥的习惯。一次办事归来，骑车路过一理发店门口，因街道结冰打滑，傅不慎摔倒在马路上，致关节脱臼，很多人前来慰问。傅作义对部下张景涛说：“你去那个理发店看看，问一下这几天有没有咱们的人去为难人家，若有的话就说那是不应该的。”张景涛去店里向老板说明来意并问他：“这几天有人来难为过你吗？”老板说：“没有，没有，确实没有。”张说：“没有就好，以后有人来提这件事，你就说我来过就行了。”老板心头的乌云顿时散去，由惊吓变欢喜，连连拱手拜谢并说：“他(指傅作义)老人家不怪罪小民，真是量大福大，量大福大。”

　　1934年春，傅作义的胞兄傅作仁在山西原籍经商，受世界经济萧条的影响，连年不振，亏损很大。于是到绥远找傅作义寻求支援，开口便提出要十万元。傅作义听后十分生气，一口回绝说：钱是绥远人民的，我傅作义不能动用。并劝家兄将经营的商业停止，不要打算在钱的方面图谋厚利。傅作仁吃了闭门羹空手而回。在旧军队中，当官的克扣军饷损公肥私为数不少，傅作义却连自己的薪饷也不往家寄，把结余用在养兵上。他每次到部队视察，总是先到士兵中看望。逢年过节，他总要到连队与士兵同吃，同娱乐。他提倡士兵直接给他写信，反映情况。凡是士兵来的信，他一律亲自拆阅。对士兵的意见、要求，尽可能予以解决。有一次他去看望士兵时，有一个战士反映睡地铺冷，他立即让军需部门赶制铺板，限一周内发下去。

　　傅作义反对打骂教育，对体罚士兵的军官严加斥责；对抽吸鸦片、赌博、贪污公物和克扣军饷者，均严惩不贷。

　　傅作义的部属反映，傅作义对子女管束极严，衣饰饮食皆以一般水平为准，不得特殊，平时亦不许随便外出游玩，还不准人们以少爷小姐称他们，让直呼其名。傅作义的子女们在他的严格要求下，都是艰苦朴素，勤奋学习，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尽力。

　　公私分明 清白一生

　　傅作义先生十分崇拜民族英雄岳飞，将其名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在旧中国，文官刮地皮，武官喝兵血已积习成风，但傅作义却保持了不爱财、不怕死的美德。无论他当下级军官，还是当了军长、战区司令，他都是练兵身先士卒，与士兵同吃苦。傅作义一生有过多次“大发横财”立地变成“百万富翁”的机会，但从未打动过他的心。对礼送、赠款等非自己薪俸所得之款项，一律上缴或归公。他一贯坚持低标准生活，没有聚敛钱财供儿女享福的念头，他经常把自己的薪饷拿出来奖励士兵苦练军事技能，或赠给士兵家属生活困难者。

　　傅作义为了积累资金，自己带头并要求各级军官每月从薪水中提出一定金额，和公杂费的结余一起，作为公积金，以开办经济合作社、工厂或设立贸易公司等。这些机构的盈利，作为集体福利或积累基金，用于全体官兵的生活补贴、开办军人子弟学校(如奋斗小学、奋斗中学等。现奋斗小学在北京复兴门内闹市口大街西侧继续兴办，奋斗中学在内蒙古杭锦后旗继续兴办)、阵亡将士家属的抚恤以及伤、残、病、老人的安置等项开支。收支情况由经济管理委员会按规定将向全军公布。北平和平解放后，这笔资金还积存有380多万元。1959年，国家经济困难，傅作义召集曾给他管理过公、私经济的部下，指示他们从存款中提取40万元来购买公债，其余全部上缴国家。并将上述情况写信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示：“将公款存入人民银行，仍归傅支配使用”。但后来，傅作义对这笔款项一直分文未动。直到1974年春傅作义病重时，再次将国家清还公债的本息，上缴国家。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和60年代初，傅作义先后将自己在北京东城史家胡同和海淀镇的两处住宅交给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归公分配，并将自己在西单小酱坊胡同的住房产权交给西城区房管部门，自己则按期缴纳房租使用。跟随他几十年的老部下说，傅作义将军真是做到了“公私分明，清白一生”。